该分析师是精神分析训练候选人，个案是他当时接手的第一个干预病人。分析师曾是一名儿童幸存者，他5—7岁时是在一个纳粹集中营度过的。在开始治疗工作前，他在美国的移民身份出了问题，其精神分析训练面临中断。协会给出忠告，如果他不能保证可以在美国驻留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就既不能开始首个干预工作，也不能继续训练课程。他觉得自己又要被驱逐了—从目前居住、工作的国家流放、流亡，还得不到受训协会的保护。最后，美国的移民法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恰巧缓解了这场危机，他得以接手第一个干预病人。
个案的督导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精神分析师，也是来自欧洲纳粹占领区的难民。他因灵活性、包容性，以及所撰写的有关精神分析新客体关系经验的原创性著作而为人所知、饱受赞誉。据其论述，需要借助新客体关系经验重新审视童年早期受损的客体关系，建立动态的治疗过程。
个案是一位年近30岁的女性，单身，是一个教师。她是家中的老大，有一个比她小5岁的弟弟。她认为弟弟是父母的宠儿，非常嫉妒他。除了工作，她的生活相当空虚。她几乎没什么朋友，更谈不上社交生活。她从未与任何男性建立过关系，也没有谈过恋爱。她的症状是间歇性抑郁、绝望和惊恐发作，也曾因惊恐发作被送到急诊室。
一躺在沙发上，她就开始怀疑分析师，从分析师的节制中解读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她觉得从一进治疗室开始，分析师就鄙视她，试图让她出丑。他是冷漠的、挑剔的。她将分析师比作自己的母亲，在她看来，母亲是疏远的，并且非常严厉。然而，治疗师的移情解释并没能改变什么。她频繁暴怒，大声喊叫，以至于隔壁的同事都幽默地询问分析师对病人做了什么，是不是在严刑拷问她。几年以后，分析师回过头来反思，觉得这个询问可能有重要意义。
从既往史来看，这位病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出生的，她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就应征入伍了，在太平洋战区服役，于1942年消失了，命运未卜。父亲被认定为在作战行动中失踪，病人的母亲认为他已经死了。分析师可以想象一位抑郁、悲伤的母亲，对病人来说这个母亲很可能是不可及的。然而，分析中重建关系的努力也没起作用。
非常有趣的是，在三个月督导中断的空窗期中，分析师在一次研讨会上向同事报告了这个案例，此时病人的情况的确有所改善。研讨会上的每个人都对这位病人幻想中的爱情生活、她的梦，以及她和男性建立关系的可能性感到好奇。治疗师觉得向同事们报告这个个案比向督导师报告要轻松得多，也正是在这个空窗期内，病人和一位男性进行了她此生唯一的一次约会。
分析师对几乎中断其训练的协会的许多情感，潜藏在督导设置中，渗透了童年受迫害的体验，抑制了他进一步探索的创造性和分析的自主性。因此，当督导恢复之后，分析情境又恢复原样。由于分析进展不顺，督导建议该候选人让病人不再躺着，而是坐起来面对面讲话。分析师非常害怕如果遵循这个建议，他将失去完成分析训练所必需的学分，同时也害怕自己将被迫终止训练—班里近半的人因进展不符合要求而离开了。分析师感到被驱逐的威胁越来越近，这一威胁已严重影响他对病人的工作，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病人更详细的个人史信息显示，父亲在战争结束时奇迹般地回来了，并且被授予银星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的军事荣誉之一。但分析师和督导师对父亲失踪这几年的下落仍然一无所知，也都没有任何疑问—两个人都没觉得意外。分析陷入僵局，病人的愤怒还在一次次地爆发。在4年几乎毫无进展的工作后，分析师告诉病人他不知道该如何进一步帮助她，或许是时候换一个分析师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9年到1973年间。1973年，在分析因僵局而中断后不久，分析师在赎罪日战争中担任了国防军的精神科医生，驻扎在以色列北部一个接受叙利亚前线伤病者的医疗中心。出乎所有人意料，精神疾病患者的比例高得惊人。后备军人直接从犹太教会堂被召集过来，编入临时团体，派上战场上，阻止叙利亚进攻。很多人突然置身战争，离开曾一起训练、服务、工作的战友所在的常规部队，没有熟悉的社会支持网络，面对巨大的丧失、伤亡，尤其是直接暴露于各种暴力之下，这都导致了心理失调。
分析师观察到，最严重的、治愈可能性最小的受害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事件幸存者的孩子。有这样一个个案，他没有名字，没有家庭，没有记忆，来的时候处于严重的抑郁性木僵状态。分析师在灯光昏暗的帐篷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陪伴他。慢慢探问后，分析师逐渐得知，个案在前线担任无线电操作员时曾看到坦克兵在路上停下来，然后在无线电上听到他们的声音—他听到了坦克兵最后发出的信息，他们被叙利亚坦克包围，弹药也用完了。这些经历与其多位家庭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中被杀害的记忆画面产生了共鸣，这些家庭成员们的名字会被提起，但是家人很少进一步谈论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是无处不在的—尽管他们不在了，而且一直“被沉默着”。渐渐地，当继续做这种联结后，他从木僵状态中恢复过来，记起了自己的名字，认出了临产的妻子。他们以一名阵亡的坦克指挥官的名字来为其儿子命名。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因为精神激越状态而被送来的士兵。他语无伦次，情感、行为严重失控。他是一名武装警察，职责是阻止平民靠近前线，但未能成功拦截载有两名男子的汽车—车子被炸毁，只留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这让他联想到了一名被俘的叙利亚军官。在杂乱无章的叙述中，他谈到父亲讲述的德国党卫军将犹太儿童的脑袋往墙上撞的故事。前线的暴行触发了曾经听闻的有关暴行的记忆—那些故事伴随他的成长—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尽管接受了大剂量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干预，他的精神状态并没有改善，不得不被转到一个慢性病治疗中心继续治疗。
这两位男性都曾在家庭中暴露于大屠杀的暴力影响，这增加了他们面对战场暴力时的脆弱性。其他士兵可以运用惯常的防御，如解离（dissociation）、去现实化（derealization）、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等来应对这些创伤性经历，使自己更好地隔离出来。但对这两人来说，这些防御不再能发挥作用。极端的暴力持续在他们个人史中呈现，因此不可能被忽略或置于一旁。
在此后几年里，分析师参与了非常多有关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代际传递的临床工作。在反思前面提及的干预案例时，他开始以一种新的、不同的方式将有关内容拼接在一起。他突然意识到，个案父亲失踪的几年有一个极有可能的解释—他被关押在日本战俘集中营。分析师阅读过日本人虐待美国战俘的材料，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病人的父亲会被授予银星勋章—他可能真的遭遇了酷刑，而这种体验侵入了分析空间。
分析师意识到，个案父亲回来后，那对欢喜的夫妇决定再生一个孩子来庆祝，而病人可能正好被排除在这一庆典之外。可以想象，在战俘集中营关了几年之后，这位父亲很可能一直遭受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其中一些创伤体验也很可能传递给了女儿。分析师突然感觉理解了病人的恐惧、无助和由此导致的愤怒。不幸的是，他当时没有想到要询问病人父亲那几年的下落，或归来之后的症状，这本可能给他启发。这种理解姗姗来迟，他只能猜想可能那个父亲被噩梦折磨多年，因此在小女儿面前情感有所保留。
回头来看，突出的问题是分析师没有相应的好奇心，缺乏创造性思维。分析师自己童年集中营经历，是否使他忽视了病人可能在童年经历过与集中营相关的创伤。似乎分析师体验到自己缺乏反思和自我反省，这导致了他对摆在明面上的事情没有好奇心—即使不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注意到自己并不知道个案父亲失踪的原因和失踪期间的下落。同样突显的问题是，督导师—甚至以其临床敏感性而见长—也没有留意这个问题。难道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创伤经历的影响？督导师自己被压抑的迫害记忆是否导致他没有看到相似的经历也可能发生在病人的家庭中？几年以后，分析师怀疑，这是否就是一个他及督导师双双出现反移情盲区的案例。
不幸的结果是一个绝望多疑的病人在躺椅上尖叫。分析师对她的抑郁的解释，是母亲在父亲失踪的时候充满悲伤和绝望，剥夺了病人应得的母性关怀。然而，没有听到的东西可能才是病人尖叫的实质，它可能更多与父亲在日本战俘集中营中严重且漫长的创伤经历有关。
在这个案例中，分析师和督导师对病人体验到并在分析情境中再现的经历进行了分析性倾听、联想、整合，并最终通过表征加以理解。在这样的工作过程中，他们令人费解的缺席—准确地说是停摆—让人惊讶。消失的父亲和他的归来所蕴含的意义，以及清楚地摆在他们眼前的这些资料，都没有被承认和探索。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点？是否有可能病人所承接的代际传递的创伤经历，与分析师和督导师曾经历的大量生命创伤遥相呼应，产生了回响？这是否阻止了分析进程，导致未能对没有形成的联结进行共情性探询，最终让三个人的创伤离散、冻结在各自的位置上？是否这就是创伤经验的独特性，不局限于特定时间、地点，而在几代人间发生影响？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其他人在这个主题上的工作。威尔逊和林迪（1994）在著作《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中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TSD）中研究了共情张力现象，并提出了“共情性退缩（empathic withdrawal）”这个新概念来解释分析过程中的这种时刻。这个概念可能与共情停摆（empathic shutdown）部分相关，但并非全貌。在我看来，原本应敏感于微妙的暗示的专业人员显现出明确的盲区，意味着存在一种比自我防御更强大、更深的力量。这些强大力量的起源将在随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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