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除的封印:马苏德·汗的诡谲案例
作者: mints 编译 / 1297次阅读 时间: 2021年5月29日
标签: 马苏德汗 心理咨询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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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除的封印:马苏德·汗的诡谲案例
ROBERT S. BOYNTON 文 | 波士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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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时任巴德学院李维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名誉教授、H.M.财政部独立预测专家小组(即,六人智囊团)成员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发表在《伦敦书评》的一篇名为《拯救马苏德·汗》的文章震动了精神分析界。

韦恩·戈德利 Wynne Godley

Godley讲述了自己和穆罕默德·马苏德·拉扎·汗(Mohammed Masud Raza Khan)的长程精神分析故事,文章揭露了这位极具魅力的巴基斯坦裔英国人与他的许多病人发生了性关系和虐待他的情节。Godley说,他自始至终都受到汗的折磨。这是一场“漫长而无果的战斗,最终导致了一场漩涡式的退行。”

“治疗关系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几分钟内就被彻底颠覆了,”他写道。在后来的治疗中,汗打破了分析师和病人之间任何可以想到的界限。他用言语攻击Godley(“你以为你们统治了世界!”)他肆无忌惮地谈论自己的名流社交生活(鲁道夫·努列耶夫、朱莉·克里斯蒂、彼得·奥图尔、迈克·尼科尔斯)和其他病人。他甚至安排Godley(婚姻美满幸福)和一名女病人(汗说他们“彼此用手满足对方”)之间的联系。他们三个,两个病人和他们的分析师甚至一起玩扑克(汗作弊)。Godley在不太友好的情景中目睹了汗和他的妻子——皇家芭蕾舞团美丽的首席芭蕾舞演员斯维特兰娜·贝里奥索娃(Svetlana Beriosova)——之间的一场酒后争吵,最后她踢了汗的腹股沟,然后他昏倒在前厅。

汗和贝里奥索娃

这篇文章是毁灭性的,因为汗是精神分析圈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之一——高级培训分析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权的主管,安娜·弗洛伊德的门徒,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儿童分析师温尼科特的长期合作者(汗是温尼科特的编辑,一些人推测,汗可能是他导师大量书籍和论文的合著者)。他拥有无可挑剔的血统,是传奇的第一代和现今一些最重要分析家之间的纽带。事实上,安娜·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汗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父亲的作品(当然除了她自己),每当汗激起协会的愤怒时,她都会为他辩护。汗和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在做这些违规行为时,心知肚明,但又视而不见。

对于Godley的爆料,专业人士快速做出了防御性的反应。虽然现在这种严重违反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专业界限的灾难已不是秘密,但是在他的案例中仍然存在一个可恶的事实,即,汗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在做这些违规行为时就心知肚明,但又视而不见,这其中就包括尊敬的温尼科特。“这就像回到弗洛伊德和最早的精神分析先驱的时代。一切都在这里被批评和重新评估,一切都是掠夺。”Gregorio Kohon说。Kohon是一位活跃的阿根廷移民, 他也是伦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高级成员,在1970年代早期与汗一起学习。他说:“每个家庭都有秘密。我们在精神分析‘家庭’中看到的,无异于‘解除的封印’(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Kohon认为,目前而言,清除传统信仰可能是回归精神分析最初的承诺的第一步。

弗洛伊德在1895年至1905年期间对麻痹性“神经紊乱”的治疗方法进行了探索,并发展成了一门成熟的“心智科学(science of the mind)”。根据他的早期理论,痛苦的记忆和感觉被无意识压抑,并且通过患者的身体症状得以表现。在尝试催眠和其他形式的暗示之后,弗洛伊德发现病人可以通过自由联想( free association )缓解自己的问题,从而让这些记忆获得重视。但弗洛伊德注意到,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病人会将弗洛伊德和病人过去生活的人联系在一起,病人的这种强烈情感(或“移情”)和精神分析师发生了联系。

弗洛伊德发现的移情(以及“反移情”——精神分析师强加给病人的从过去转移过来的情感)是其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谨慎处理移情是精神分析治疗潜力的关键所在,除非病人和分析师之间保持严格的专业界限。弗洛伊德在《对从事精神分析操作的医生的几条建议》(1912a)中描述了这其中必要的界限性,以规范处理不当的移情给分析关系带来的混乱。分析师必须在注意力均匀悬浮的状态下倾听患者的自由联想;他必须保持混沌(opaque),同时抵制自己情不自禁的想要影响或改变病人的诱惑。弗洛伊德写道,精神分析的目的是让精神分析师“自己的潜意识就像接受器官一样朝向病人传递的潜意识。”如果处理不当,分析师和患者可能会重演(reenact)而不是分析各自和过去的人物之间伤脑筋的关系。精神分析关系中固有的危险从未被否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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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精神分析有时候似乎一直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危机状态之中,但是,哪怕对此最腻味的观察家也认为,汗-戈德利的事件发生在精神分析史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时刻。现在,人们开始对弗洛伊德的所有概念(包括移情,反移情,压抑,俄狄浦斯情结)进行验证。弗雷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阿道夫·格伦鲍姆(Adolph Grunbaum)、弗兰克·苏洛威(Frank Sulloway)和彼得·斯瓦尔斯(Peter Swales)等作家的持续不断批评迫使捍卫精神分析的人士重新考虑精神分析的科学基础,以及其创立和发展的标准故事。精神分析最世故的诠释者已经承认了这些失败,开始借鉴评论家的见解,并试图继续前行。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弗洛伊德的许多与无意识有关的观点提供了证据。文化批评家们从弗洛伊德的哲学探寻中汲取了洞察力。无论这些“新”的精神分析学家是把自己看作哲学家、科学家还是文化批评家,他们都同意,现在是重新设想弗洛伊德更远大计划的富饶时刻。精神分析学的核心问题是:精神分析承诺,它会带来火种,让我们明白( throw light on)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时遇到困难,以及为什么我们饱受强迫之苦。

这场理论上的辩论已经对精神分析的实践产生了影响,而汗的丑闻又重新引发了几场酝酿已久的争论。精神分析的目的是“治愈”,还只是安慰?分析师是否应该和来访保持临床、专业的距离,并尊重自己与患者之间的“界限”(正如经典分析所坚持的那样)?抑或他们应该为所谓的“真正的关系”而奋斗,为了治愈病人而冲破界限?具体而言,许多人质疑,到底是汗的行为如此破格,还是英国传统本身的某些观念在无意中鼓励了这种公然侵犯边界的行为。把汗训练成精神分析师的传统是否让作为病人的他感到失望?是尊敬的温尼科特惹的祸吗?折磨了那么多人的汗,他自己也是受害者吗?

当我读到戈德利的文章时,我惊呆了。尽管我对精神分析的科学基础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但我一直认为温尼科特的传统塑造了汗,汗儒雅的同理心很像温尼科特本人。汗在文学界和创作界特别受欢迎;他分析了克里斯托弗·博拉斯(Christopher Bollas)和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这两位分析家和多位作家,他们的作品探索了菲利普斯所称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的弗洛伊德”,或者说是“野生的弗洛伊德”(wild Freud),他们崇尚创造力和完整的生活,而不是严格的“正统弗洛伊德”(Enlightenment Freud),后者规定了严格的解释和自我认识。

亚当·菲利普斯

我以前介绍过菲利普斯,作为一个被汗分析过的人,菲利普斯写了一本关于温尼科特的优秀专著(译注,中文版名为《威利克特》),菲利普斯显然认为自己继承了他们的传统。“从温尼科特到汗,再到博拉斯和菲利普斯,这一脉络的发展都是为了寻找和扩大自我。”琳达·霍普金斯(Linda Hopkins)写道。他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正在写《祝福与羞辱 Blessings and Humiliations》,这是汗的第一部长篇传记。霍普金斯说:“新精神分析的目的是帮助一个人感到有活力,打开自己以实现改变,而不只是治愈疾病。分析师寻求更深的探索、拓展经验的范围。更好、更真实、更疯狂的活着总比活在虚假的自我中要好。”

但是戈德利描述的可怕的汗与菲利普斯如此深情地回忆起的那个热情、异想天开的人毫无关系。汗的人格是分裂的吗?或者,汗相互矛盾的行为只是证明了他为了将自己转变为一名患者需要的分析师所必需的共情能力么(尽管也许并不想要)?汗代表了温尼科特思想中的悖谬、荒谬,还是他们最完美、最合乎逻辑的表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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