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申春《动力心理学》前言
作者: 高申春 / 1050次阅读 时间: 2021年5月07日
来源: 《动力心理学》 标签: 动力心理学 高申春 伍德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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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沃斯(又译吴伟士,Robert Sessions Woodworth,1869—1962)是美国心理学早期历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仅与卡特尔(James Mc Keen Cattell,1860—1944)及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等人共同组成机能主义的哥伦比亚学派,而且对心理学作为专业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出生于一个开明的普通牧师的家庭,像多数孩子一样有一个欢乐的童年。少年时对未来充满幻想,曾立志要成为天文学家,又幻想回归自然做一个农场主,到中学毕业时想以音乐为职业。1887年入读马萨诸塞州的安默斯特学院,深受一位叫加曼(Charles Edward Garman,1850—1907)的哲学教授的影响。那时的哲学和心理学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很多哲学教授的研究工作都包含着心理学,或者经由这种作为哲学的心理学走向后来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心理学。从伍德沃斯此前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主要阅读和学习了古典文学和数学,少许涉及历史和现代文学,但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于是,加曼教授引导他广泛补习科学知识,以作为研习哲学或心理学的预备;伍德沃斯由此进入科学领域而有所收获,乃至于在1891年大学毕业后,他去中学教了两年数学和其他门类科学的课程,又去堪萨斯州的一个小规模的学院教授数学两年。

在这些年间,伍德沃斯通过自学式的阅读而了解到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和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以及他们的新心理学,特别是深受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的吸引和启发。于是,在1895年,他追随詹姆斯,来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与桑代克同学。其间,他不仅跟随詹姆斯学习普通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并对心理学实验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跟随罗伊斯(Josiah Royce,1855—1916)钻研逻辑学,又受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的影响而对伦理学发生兴趣。两年后硕士毕业时,伍德沃斯不能决定是往哲学的方向还是往心理学的方向发展。这时,詹姆斯正准备安排他到医学院的生理学研究所做一年的助理工作,以接受系统的生理学训练,并建议伍德沃斯,如果他想以心理学为专业,接受生理学训练乃是必要的。就此,伍德沃斯向罗伊斯咨询,并接受罗伊斯的意见,决定通过生理学的道路钻研心理学。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伍德沃斯以鲍迪奇(Henry Pickering Bowditch,1940—1911)为师,与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1871—1945)同学,并对坎农关于内脏活动与情绪之间关系的研究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98年,卡特尔给伍德沃斯提供了一份为期一年的研究生奖学金。于是,伍德沃斯又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卡特尔攻读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当然已经知道并熟悉卡特尔的工作;在卡特尔的工作中,对他尤其具有吸引力的,是关于客观的定量测量以及用心理测验来研究个别差异的科学理念。所以,伍德沃斯成名后承认,卡特尔是塑造他的心理学思想的最重要的影响力量之一。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伍德沃斯还深受人类学家鲍亚士(Franz Boas,1858—1942)的人类测量学及统计方法的影响,并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学对于心理学的重要性。1899年,伍德沃斯完成博士论文《随意运动的精确性》,主要讨论在不同感觉机制的控制下运动反应的精确性问题,并特别强调要将反射弧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加以研究,必须完整地从感觉刺激到肌肉反应的全过程来追踪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他是以詹姆斯以来所形成的机能的观点,来理解意识作为整体及其与它的输入过程即感觉方面和它的输出过程即运动或行为方面之间的关系的,这也是伍德沃斯后来形成他关于心理学的系统理解的出发点。同时,从伍德沃斯博士论文的主题和内容上,也可以看出他对生理学作为心理学基础之重要性的信仰和态度。就其一般性质而言,他的博士论文属于生理心理学的范畴。

博士毕业后,伍德沃斯继续对生理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研究主题涉及心脏、胃的运动、糖类的代谢作用、神经的电传导、脑皮质的功能定位、反射活动等。至1902年,他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贝卢伏医学院任生理学讲师三年,其间于1900年夏天短期访问英国爱丁堡大学,与英国生理学家沙弗(Edward Schafer,1850—1935)进行合作研究。1902年,伍德沃斯受英国著名生理学家谢灵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1857—1952)的邀请赴利物浦大学生理学实验室共事,并成为谢灵顿的研究助手。受到谢灵顿的邀请,这本身就是一项殊荣,因为谢灵顿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最著名的生理学家,这也反映了伍德沃斯在生理学方面的成就及其被认可的程度。一年后,谢灵顿甚至邀请伍德沃斯永久地留在他的实验室,从实验心理学和脑生理学相结合的角度开展研究工作,从而使伍德沃斯又一次面临职业选择的关口:接受谢灵顿的邀请,意味着伍德沃斯将成为一个生理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恰在这时,卡特尔邀请伍德沃斯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任讲师。权衡之后,伍德沃斯还是决定回哥伦比亚大学,并在这里度过他充实而同样富有成效的心理学家的一生。

至此,可以说伍德沃斯完成了他早年的求学生涯,而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职业心理学家。从他的求学过程,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个心理学家若想在专业上取得成功所必须具备的宽广的知识背景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可以看出伍德沃斯人格中凡事必认真的个人魅力。我们已经知道,除去青少年时期的职业幻想不说,伍德沃斯最初是为了实现他哲学的或心理学的职业追求,并作为实现这一职业追求之预备条件而钻研科学的,却在钻研科学的过程中迷恋上数学,甚至一度想转而以数学为专攻的领域;当他完成在哈佛大学的学业时,作为他深入研究哲学的结果,他又迷茫于究竟是以哲学还是以心理学为专攻的领域;他研究生理学,原本是要接受詹姆斯的意见作为专攻心理学之预备的,却在生理学研究中钻研得如此之深,乃至于就要成为一个著名的生理学家了。伍德沃斯人格中的这种魅力,足以成为一个典范:对一个心理学家来说,若没有对知识或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是难以对心理学做出实质而真正有历史意义的贡献的。

伍德沃斯是一个兴趣广泛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是紧张的。那时,心理学尚不发达,师资亦有限,所以,伍德沃斯的教学任务是繁重的。就1930年以前的情况来说,除普通心理学是他每年必上的课程外,他还经常教授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测量与统计、心理学史以及心理学的问题与方法等课程,此外还有各种专题研讨课,如运动、视觉、记忆、思维、动机等。只是到晚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及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师资力量的壮大,他才得以将自己的教学内容相对集中于实验心理学、心理学流派及心理学进展等高级课程。除教学以外,他还必须协助卡特尔完成系务管理工作及指导学生的论文研究工作。也只有到晚年之后,随着他自己学生的成长和成熟,他逐渐将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转交给他的学生波芬伯格尔(Albert T.Poffenberger,1885—1977)而脱身。伍德沃斯坦承,这种繁重的教学和管理工作,是制约他自己在科学方面进行开创性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他在科学方面的创造性主要是通过由他所指导的学生的研究工作体现出来的。确实,伍德沃斯作为心理学家在事业上的成就,主要是在教学及与教学密切相关的教材编写方面,他编写的多种教材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内部,而且在整个心理学界影响了几代人。

由于伍德沃斯在生理心理学方面的造诣,耶鲁大学的赖德(George Trumbull Ladd,1842—1921)邀请他合作修订自己于1887年初版的《生理心理学》教科书,由伍德沃斯负责修订有关生理学及生理心理学方面的内容,赖德自己负责修订其中更富哲学味道的内容,并于1911年出版修订版,改为赖德和伍德沃斯合著。按波林(Edwin G.Boring,1866—1968)的记述,这本书至1934年还是心理学内的标准教科书,足见其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1921年,作为讲授普通心理学课程的结果之一,伍德沃斯出版普通心理学教科书《心理学》,至1947年出到第五版。同样,作为讲授心理学流派课程以及作为他自己关于心理学史研究和思考的结果,伍德沃斯又于1931年出版《现代心理学流派》一书,并于1948年全面修订,出版第二版。在去世前不久,伍德沃斯还与他人合作,对这本书进行修订,并在他去世后出版新的修订版。

如果说上述这些著作都足够成功,并给伍德沃斯带来声望和名誉的话,那么,他在1938年出版的《实验心理学》更是他的“伟大著作”。作为教科书,《实验心理学》不只是一部实验指导手册,同时也是塑造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里程碑,在心理学界被普遍地称为“哥伦比亚的《圣经》”。虽然这本书正式出版于1938年,但它的雏形在1909年就已经存在,就是供学生作为教材使用的油印本,而且,这个油印本的内容还不断地得到更新和充实。所以,从准备到正式出版,这本书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的原因,同样是伍德沃斯凡事必认真的人格品质。他力求完美,尽可能涵盖实验心理学到“目前”为止所已经取得的全部进展和成就。但是,伍德沃斯客观地指出:“同时实验的文献飞跃式地在增加,因此当我有一些进展时,我又总是落在后面更远处。”[1]当然,仅仅是内容的广泛尚不足以决定一本书的成功和影响力,通过这些内容所体现的观念甚至是更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伍德沃斯《实验心理学》的成功及其拥有的影响力,主要不在于它的内容的广泛,而在于它明确了“实验”的观念,提供了实验心理学的基本术语,并为实验心理学树立了一个典范。在这本书中,伍德沃斯将“实验”界定为: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系统地操纵某一个条件,并观察由对这一个条件的操纵而引起的整个研究过程的效果。他将被操纵的条件称为自变量,将要对其效果加以观察的变量称为因变量,这两个术语遂成为实验心理学的标准术语而被一直保留下来。此后,实验心理学基本上就是按照伍德沃斯所提供的范型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至1954年时,伍德沃斯与他的学生施洛斯贝格(Harold H.Schlosberg,1904—1964)合作修订这本书,并发行第二版,使之继续在实验心理学中起着领航的作用。

像伍德沃斯这样一个对心理学及其历史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人,自然会在心理学界及整个科学界受到广泛的认可和普遍的赞誉。他在1914年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24年,他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中人类学和心理学分会(Division of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的主席。1931年当选为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主席。此外,伍德沃斯一生还接受了包括他的母校安默斯特学院以及由他母亲创立的伊利湖学院等多所院校的荣誉博士学位。他一生有过两次退休的经历,第一次是在1945年,但退休后,他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直到1958年89岁时第二次退休为止。

伍德沃斯于1962年7月4日在93岁高龄时去世。由于长寿的缘故,他的去世还带有一层附加的历史意义。我们知道,伍德沃斯是詹姆斯和卡特尔的学生。不仅如此,他还与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霍尔、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屈尔佩(Oswald Külpe,1862—1915)、让内(Pi-erre Marie Felix Janet,1859—1947)、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等这些心理学初创时期的先辈人物有直接的联系。至20世纪60年代时,不仅这些先辈人物都早已仙逝,而且,与这些先辈人物有过直接联系的其他人也都已不在人世。所以,随着伍德沃斯的逝世,心理学的新世界与旧世界在人事意义上的联系彻底断裂了。

这里翻译的这本《动力心理学》,与上述著作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特别的重要性。这本书的内容,以伍德沃斯1916-1917年度应邀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面向公众的讲座为基础,而不是以大学教科书的形式完成的,因此不受教科书形式的束缚而有更大的思想自由的空间。伍德沃斯利用这个机会整理并表达了他自己关于心理学的系统的观点。为了整体理解伍德沃斯的系统的心理学观点以及作为这个观点的表达形式的《动力心理学》一书,就必须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关于这个背景,应该主要指出以下两个方面。

关于第一个方面,为了方便起见,可以简化为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体系心理学的历史背景中,伍德沃斯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学派而自称为一个折中主义者。表面上看,他的折中主义态度表现为兼容并蓄地吸收各学派中他认为合理的成分,并试图调和各学派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所以他“坚信心理学家彼此同意的论点超出了争论的论点,他要寻求所有的人都能赞同的体系”[2]。但是,在实质上,他的折中主义态度,是他适应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个历史时代的占绝对优势的动向,就是以华生(John B.Watson,1878—1958)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的迅速发展,这个发展势头几乎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难以遏制的。从这个背景来看,伍德沃斯的折中主义态度的理论动机之一,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纠正心理学普遍地趋向于以华生为代表的极端行为主义的历史趋势,而主张在心理学作为行为科学中保持意识研究的合法性,从而与桑代克关于“行为”作为心理学基本范畴的理解是一致的。[3]如前面在讨论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从机能心理学与构造心理学相对立的角度,主张心理学应该开展对“行为”的研究,并在“意识”与“行为”相统一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和“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如此,至1916年时,心理学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除传统意识心理学内继续存在机能心理学与构造心理学的争论外,精神分析已经在美国心理学界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作为主流心理学发展趋势的行为主义已经诞生并正在盛行。正是在这个背景中,伍德沃斯不仅从传统意识心理学的方向出发,强调“行为”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必要成分,而且还从行为主义的方向出发,强调“意识”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地位。这一切取决于伍德沃斯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正是这种思想品质,决定了伍德沃斯对构造心理学、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等的批判态度,也是他追求“自由”的学术氛围的内在根据。例如,他在自传中指出:“我最讨厌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装腔作势地发号施令,预先规定一个心理学家应该发现何种类型的研究结果,应该将自己圈定在何种限度之内——这些人最让我恼恨,也是我最希望摆脱[其束缚]的。闵斯特伯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断言,科学的心理学永远不能正视实际生活;铁钦纳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坚持认为,心理学的所有真实的发现,只能是感觉要素;华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声明,必须放弃内省[方法],同时必须发现运动系统(及腺体)的活动[规律]。”[4]这个自述,颇能反映伍德沃斯诚实的品性和他在真理问题上爱憎分明的立场。按伍德沃斯的学生波芬伯格尔的记述,伍德沃斯在1914年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时的反应,也说明了他在真理问题上爱憎分明的立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不仅是一个荣誉的象征,同时也是引导心理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之一。所以,伍德沃斯在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后说:“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比华生至少早一年当选了!”[5]双眼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并放射出希望的光芒。《动力心理学》一书的基本主题,就是针对并批判以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1867—1927)为代表的纯粹主观的内省心理学和以华生为代表的纯粹客观的行为心理学,而主张关于意识和行为相统一的机能的观点,同时引进动机的概念,来阐释意识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

关于这个背景的第二个方面,正涉及动机或动力的概念。在西方心理学史中,动力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这一名称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广义上指20世纪或更早时期以来在西方心理学史上长盛不衰的一种理论思潮或思想倾向,即试图从动力或动机的角度来理解心理活动或行为表现的因果关系。这种含义的动力心理学,实质上与动机心理学同义,包括历史上多种涉及动机问题研究的心理学体系,如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的策动心理学、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理论、勒温(Kurt Lewin,1890—1947)的场论、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以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当然也包括伍德沃斯的动力心理学。二是专指伍德沃斯的动力心理学思想,因为伍德沃斯明确地用“动力心理学”这个名称来表达他的体系心理学思想。实际上,伍德沃斯对动机或动力问题的思考始于学生时代。在他与桑代克同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时,二人常在一起讨论,其中主题之一就是动机问题,并立志要建立一种“动机学”(motivology)。从这个背景看,《动力心理学》可算是对他的这个早期志向的一个实现。

概而言之,这本书在关于行为的上述一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为的两个基本变量,即机制(mechanism)和驱力(drive),并认为,有了这两个变量,就可以完满地解释全部行为现象。其中,机制是联结的结构,亦即从刺激到反应的具体构造关系,它回答的是关于行为之“如何”的描述性问题;驱力是激活或推动机制的原动力,它回答的是关于行为之“为什么”的机能性问题。机制是驱力得以满足的外在行为方式,驱力则是激发机制的内在条件。在这里,伍德沃斯指出:刺激并不是引起某一特殊反应的全部原因;有机体及其变化着的能量、有机体现在和过去的经验等,也对行为反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对这种决定作用的理解,构成伍德沃斯心理学思想的核心。

关于伍德沃斯对行为的机制与驱力及其关系的理解,他的学生海德布莱德(Edna Heidbreder,1890—1985)曾给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法,非常有助于说明伍德沃斯的思想,引述如下:“甚至象[像]装有弹药的炮这样的机械,其动作也不是仅由刺激(启动触发器)决定的;炮的结构和它储存的能量(药粉),也必须考虑进去。人类有机体象[像]装上弹药的炮一样,与启动触发器相应的刺激在引起动作时是必需的;但是动作的性质既决定于引起这种动作的刺激,也同样决定于有机体本身的结构和条件。”[6]

此外,伍德沃斯还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机制和驱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机制在被多次发动之后,也可以转化为驱力。例如,一个优秀的工匠即使不再依赖于他的手艺来谋生,仍会继续从事他的精彩作业;一个儿童练钢琴,起初可能会由于害怕完不成作业受父母训斥而产生心理紧张,并以此为动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他练钢琴的唯一理由,可能就是演奏本身已成为他的一种享受。伍德沃斯指出,在人类日常生活的很多领域内,习惯逐渐发展成为兴趣,就是机制逐渐变成驱力的例证。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今天,无论是关于心理学的理论思考,还是对于我们的自我理解,本书依然值得我们认真钻研,而不因时代的变迁失去经典价值。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通论心理学思想史,并在这个线索中说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作为一门实验的经验科学诞生的背景、条件、趋势等。第二章在学理的意义上讨论心理学的问题和方法,并在这个背景中引出作者自己系统的主张,即“动力心理学”体系,及其基本问题,即“机制”和“驱力”。第三、四两章分别考察人类先天遗传的能力和后天习得的能力,并以此为动力心理学提供一个关于人性存在的本体论基础。第五、六两章主要从发展的视角讨论机制和驱力的形成及其关系。其中,第六章专门考察作为发展的特殊形式的创新性问题。第七、八两章具体应用动力心理学的原理分别考察异常(或变态)行为和社会行为,并由此体现动力心理学作为体系的逻辑完备性和作为理论的实践解释力。

本书的翻译,初稿是由当时在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高冰莲女士完成的;其后,由我的博士生邢雷雷参照原文做了系统的校订和修改;最后,由我润色定稿。在此,对他们的付出和辛苦表示感谢。当然,文责须我来负。译文中不当或错误处,敬请读者赐教。

高申春

201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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