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阳症与中国人的阉割焦虑
Alf Gerlach 文
mints 译 二校稿
本文节译自Alf Gerlach发表在《精神分析在中国》的《集体阉割焦虑：中国两性关系的民族心理分析视角》的后半部分，仅供学习，请勿转载。
1985~1995年，我有机会和广州精神病院的中国精神病学家一起调查了一种叫做“缩阳综合征”（Koro 或 Genital retraction syndrome）的癔症大流行。这种流行病每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并且给整个村庄造成严重破坏。最初的表现是年纪较轻成年男性急性心因性症状，他们因为担心阴茎缩短并缩入体内后顷刻毙命而惊慌。根据传统的信念，村里的所有居民都相信这一点，并联手采取措施与邪恶的狐狸精斗争。对中国和欧洲的观察者说，这些症状呈现为在乡村社区公开场合的无意识性行为扮演（Enactment）。妇女吮吸丈夫的阴茎以避免该器官缩回体内，祖母握住用筷子固定的孙子的阴茎，男人们在另一个人的肛门上放一根棍子来阻止阴茎萎缩。现在，展显这些性行为没有任何通常的抑制性尴尬，因为所有的村民都是致命恐惧危险的猎物。亲吻和撕咬被置换了，每个人都能看到发生在朋友、亲戚和邻居之间的夹、吹、手淫和口交。这意味着欲望和满足感在共同症状形成的氛围中被遮蔽了（concealed）。缩阳的发作是一种共享的歇斯底里扮演，由整个群体扮演的社会心理防御和驾驭(Mastery)。对此，我能够和我的中国同事达成共识，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屈从于种族偏见的危险。为了抵御幻想所致的危险这些做法，其表现为一系列的性行为丛，否则就是禁忌。
我们对患者进行了心理动力学访谈，并且也和那些没有受到影响的村民进行了心理动力学访谈。我们从传统神话传说中获得l额重要的解释材料，故事中的女狐狸精变成了美丽、诱人的女性，并且用她们的性诱惑让男人精尽人亡。几个世纪以来在无数中国小说中出现的情景就是一位年轻人开始和同伴一起旅行，或是去远方学习或是做生意。这位年轻人突然在路边站住，而且让他的同伴感到惊讶的是，年轻人不希望继续旅行，而且体能开始下降。他的同伴们发现这个年轻人接纳了一位诱人女性的夜访，这个女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诱了他。有时候这个狐狸精灵会悲悯（compassion）这位年轻人，泄露了她的真实身份，并让他恢复体力。在中国西部广为流传的一个中国神话讲述了“西王母”的故事，传说中的她统治了所有邪恶和残忍的灵魂。她也是女性性欲优越性的象征符号。在与许多男人睡觉的时候，她呈现出美丽女人的形象，她收集了大量的男性精子，并从中获得永生。
通过和中国传统进行对比，阴茎退回体内等同于死亡，这种类比仍然受到心理过程概念的影响。在宇宙中失去阴阳平衡是危险的，这对个人来说也同样危险；阳元素的过度流失必然是致命的。在缩阳体验中的情绪感受是寒冷的感觉，似乎是阳气丧失、活力下降的症状。弥补这些，就需要热的元素，如热汤和辛辣的香料。
农民相信死者的某些灵魂会变成狐狸精；在夜色的掩护下，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勾引男人并且用性的方式榨干他们。这些精通性爱技巧的精灵，向他们的受害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性爱乐趣，但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活力（Monschein,1988）。这就是狐狸精的目的，要获得永恒的生命。道教中也有同样的永生目标，即通过“性剥削”来获得身体上的长生不老，鹤发童颜、无欲无求。这是通过性交来实现的，尽可能多的众多女性性交，但不射精，因为射精意味着阳气的丧失。同时配合冥想的身体练习，如此的性行为是为了固整精气，并把凡人驱壳置于一种不可侵犯和超自然元气的状态之中。
文化上的男人永生愿望通过性行为投射到了试图夺取他们不朽活力的狐狸精形象之中。类似于西方社会的“蛇蝎美人”和圣母-妓女的分裂，狐狸精的想法允许投射和象征化不受约束的女性性欲的可怕面向。
道家的两性关系概念凸显了女性性别优越性和男性无助感的无意识信念。人类需要在自然界原初的力量——阴阳（女性气质和男性气概）——数量之间和谐共处。性行为不仅是为了孕育儿童，关键是为了获得儿子，以确保祖先的香火和荣耀的延续，与此同时，通过吸收女性阴气来增强男性的活力。女性的福祉也应该从她潜在的阴性力量的激发中得到加强。（传统文化认为，）男性的种子是一种稀罕的，高度珍贵的物品，女性的阴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Van Gulik（1974）指出，在1644年明朝灭亡之前，性手册在中国受过教育人士之间的流通是相对自由的。女性总是被描述为性爱启蒙主妇，而男性扮演了缺乏经验和无知学生的角色。虽然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秩序的首要理想，但在男女关系方面，也有道教的另一种原则，即女性以“大母神”的形象出现。大母神是被赋予了力量的强有力的养育者，并为她的后代提供奶水、为她的丈夫提供性爱。男人只需在其阳性聚集脉动的最高点射精，以孕育健康和有益的后代。为了积累自己的阳气，他应该尽可能用广博的前戏和持久的交合来延长性行为的时间。他还应该享受频繁与各色女人性交而不射精的愉悦。使用精神训练方法和用手压迫尿道（一种导致膀胱逆行射精的技术）来避免射出精液。这个想法认为阳精会沿着椎管向上流动，并且增强大脑和整个心理物理的存在。因此禁止男性自慰。并且认为那些夺取生命力量的邪灵导致了遗精。相比之下，性交从未与道德内疚或罪恶相关联，恰恰相反，认为性交是在培育后代之时对祖先的承诺，延年益寿。根据这些观念，理想中的女性提供营养，慈母般的女性有着取之不尽阴精，就像理想化的奶牛，有爱心的母亲。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著名的文献就是指男女之间的性交：“阴茎的运动应该让人联想到孩子在母亲的乳房上吃奶”（van Gulik, 1951, p33）。因此阴茎被赋予了吸吮和吞并（absorbing）的性质：它采集了“女性的种子”，并因此获得了女性的重要能量。
Hua Shaoxing（1998）在古希腊与中国经典两性关系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结论。他博览群书，并解释了几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性爱艺术手册。他研究的重点是所谓的“两性对决（duel of the sexes）”，即，在两种文化背景中，性交都意味着两性之间的对抗。
Hua表明，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由爱情驱动的任何潜在男女关系总是具有威胁性，因为性行为笼罩着有利于任何一方的“抢劫”和“毁灭”的想法。
鉴于男性的这种焦虑和无奈，男性必须设法工具化女性，使她们成为客体，以固整他们的精气，并延长自己性命。这个观念在20世纪中国朝廷的性生活中也有明确的表现。大量的妃嫔由皇帝处置，为他提供性快感，使他们能够繁殖并及延长生命。（.......P107这部分不译......）传说中的中国第一位皇帝，黄帝，汉朝之父，据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从他那里生下来的，人们认为正是由于他和一千个处女睡在一起而长生不老。
文化研究，我自己对中国患者的精神分析工作，以及我在中国心理治疗督导中的观察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喂养和口欲形态（orality）的幻想塑造了中国人的性交概念。中国人童年期被赋予的这种口欲形态是如此重要，似乎兼带着退行和防御潜力贯穿始终。这是一种被动的口欲形态，个人欲望在其中的积极表达遭受到了鄙视（Weakland，1956）。依存于主要客体的相关情感导致了家庭内部的安全与庇护的内在信念（Tang, 1992, p387）。然而，这种相互照料的口欲关爱的理想化仍然受到剥削投射恐惧的威胁，即“被榨干”的威胁。我认为，这对于中国男性来说特别真实，因为认为中国男性的阳精是有限的，所以他对营养的需求更大。在两性关系中，他似乎是更弱的，显而易见地依赖于持续的口头滋养和关爱。Muensterberger对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男性移民的民族学研究以及对一位中国男性的长程分析显示：不存在任何口欲剥夺的迹象（1951）。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结论，即，这里有着很多的口欲需求，那么，将会无法驾驭和控如此之多的口欲需求，并成为了一种障碍，会妨碍运作良好的防御机制的发展，并导致男性气质的减弱。被动和依赖的心态（mindset）也通过有条理的鼓励身体向早期生活（early life）移动得以维持。童年期的无助和过分依赖因此成为了“行为的文化因素”（Erikson,1950）。根据Muensterberger的调查，可以肯定这些发现适用于中国移民以及受“缩阳”流行病影响的中国南部的特定农村人口。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也与当今中国城市男性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带来的社会变化，对妇女带来了积极的重估，同时，他们被纳入了工业生产过程，加上同文化大革命及其对家庭关系的破坏，这些都导致了幼儿期社会化过程的变化。如今更为典型的情况似乎是母亲分娩后很快恢复工作，祖父母或托儿所提供保育服务，父母和孩子通常会长时间分居。这些替代的社会化状况常常在口欲剥夺中达到极点，从而进一步对内在心理发展产生影响。口欲剥夺，就像口欲过度刺激一样，会导致终生的口欲需求。
“缩阳”流行病中的狐狸精形象特别好地说明了女性的性诱惑力，但女性压倒性的特征却耗尽了男性的阳刚之气。在“缩阳”期间感受到的榨干恐惧象征着口欲形态的退行，这种口欲形态伴随着感官体验的复活，同时也带来了对母亲的无意识攻击和力比多欲望，以及避免与父亲发生俄狄浦斯冲突的防御。这种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回避以及相关的阉割焦虑得到了儒家所要求的儿子要孝敬父亲之传统的支持。然而，与尊父冲突的子孝，取决于儿子在父亲死后祖先崇拜的顺从性。因此，儿子的俄狄浦斯攻击和父亲的无意识敌意在文化上都嵌入了一种相互沉默的体系。在“缩阳”流行病中，这些制度化的冲突以心理内部和社会心理的方式被清晰的表达了。在“缩阳”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被遮蔽的男性的嫉羡，对女性性欲以及女性给予生命驱力的嫉羡。Bettelheim强调，渴望对方的性品质是性别差异的必然结果，但它可能会导致心理上的僵局：“若想要和对方的性别（愿望）一样，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性别（恐惧）。......实现这种欲望的意味着丧失我们自己的生殖器——因此两性阉割焦之虑必然性......“（Bettelheim, 1954, p197）。Bettelheim研究了在青春期仪式中掌握或消除这些恐惧的各种尝试。可以认为“缩阳”流行病是一种集体的尝试，尝试着解决对对方性别的嫉羡及其相关焦虑。然而，这里没有任何启蒙仪式，因为它始终是“健康”人群预防性的付诸行动，并且料想会在族群中一个个体之中达到高潮，族群的这个事实，是为了解决在那之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婴儿冲突。G. Kubik提请我注意这一重大差异。据他所说，启蒙仪式要么是所谓的“走过程礼仪（rites de passage）”，即，某个年龄段的个体服从于群体，通常在潜伏期结束时或青春期期间，要么就是他们从整个社会分离出来，进入某个群体的接纳仪式（Kubik, 1993）。Bettelheim还指出，男性对女性生育的嫉羡驱使男性试图象征性的获得女性能力，通过割礼让自己与女性相似。正如Reiche（1990）的观点，我更喜欢“性别嫉羡”这个术语，而不是“分娩嫉羡（child-bearing envy）”。Reiche指出，生育问题制约了男性对女性生殖机能及其实现的效能的过度重视：“客观上，这是嫉羡及其衍生物（仇恨，钦佩，蔑视等）之幻想、真实性交能力以及各自其他形式一并拼合的呈现“（Reiche, 1990, p75）。
从这个角度来看，更为广义的男性俄狄浦斯情结体现在了威胁性阉割的心理面向之上。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西方文化中男性气质的冲突。在年轻男性早期发展过程中，自恋侵犯（Narcissistic violation）不仅在于不可避免地无法将童年的性欲对象绑定在自己身上（Deserno, 1999, p,87; Person,1994, p.804）。Deserno和Person从这个想法中推导出了男性的倾向，例如，区分色情需求和性的需求，以及比女性更容易受攻击性性冲动的影响。而且，自恋侵犯也嵌入了从口欲环境的照顾的需求推进到俄狄浦斯欲望世界的放弃之中：“首先提到的（前阳具期）立场显然保留了它的吸引力，以至于它在许多关系中作为爱情的一个条件和选择对象的条件被限制了“（Deserno, p88）。这些现象丛证明了我们自己文明中男性发展的决定因素，它会导致对依赖和无助的僵硬依赖，导致阴茎崇拜的形成和自恋的反抗。导致对嫉羡的否认或拒绝提及对方的性别。这些可能性的被动变体似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受欢迎，其特点是在口欲阶段对儿童的溺爱，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在父子之间流传下来的互惠承诺，这导致了竞争困难，并有利于同性恋联盟。因此，我相信，我可以说，弗兰克（译注，前文未翻译部分的案主）自己的无意识冲突和防御，是许多男性对他们男性气质之态度的典型代表。与弗兰克的民族研究分析性会谈，证实了从其他来源获得的见解，尤其是解释了“缩阳”流行病，这涉及到许多中国男性对特定的无意识丛所持有的被动和无助感。未来，随着中国的精神分析材料的不断扩大，将会为这一临时性理解开辟可靠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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