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中立（neutrality）和节制（abstinence）是联系在一起最多的词汇，尽管大多数的治疗方法会有意回避与病人的性（sexual）接触，并且所有人都认为治疗师不能利用来访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一一在这个意义上，节制可能不值得被称为一个问题。但是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合为一个目的，但目前仍受到质疑。
弗洛伊德提倡分析师的中立有大量的理由，尽管也可能表达的是对反移情潜在破坏性的恐惧。“由于个人或实践的原因，弗洛伊德开始把它们当成一种技术来运用，到后来这些才形成了他的理论基础” （Schachter 1994:709）。例如，分析师的节制激发了病人的改变，尽管我们看到下面的一段话也是讲分析师的利益的：
我不能建议我的同事太急于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模仿外科医生，外科医生是将他的情感放在一边，甚至包括他的人类的同情心……分析师需要这种情感淡漠的理由，是因为它能够为咨访双方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对医生来说，自己的情感生活得到很好的保护；对病人而言，今天我们能给他最大的帮助。（Freud 1912h: 115）
“帮助”是通过创造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设置所导致的挫折复制了儿童期遭遇的挫折，在这个环境中允许精神发泄（catharsis）尽管，沙赫特尔（Schachter）（1994：709）认为，这是＂弗洛伊德观点中较早的不一致：当节制是分析工作的主要激发者时，爱（love），因节制而受挫，而爱也是分析工作的主要激发者”。弗洛伊德写道，“爱是最伟大的教育者”（1916: 312）。
中立（或弗洛伊德实际上写的单词， indifferenz）也尊重病人的个体化：“分析师要尊重病人的个体化，不要追求重朔病人让他和自己的个人理想相一致；应避免提供建议，而是唤起病人自己最积极的力量"（Freud 1923: 251）。
然而在精神分析实践最初的30年，在弗洛伊德身上有很多缺乏中立的例子，显而易见，那时他没有意识到反移情的问题。弗洛伊德并不反对暴露关于他自己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细节，甚至给贫穷的、家庭经济困难的病人以资助（Obholzer 1980:33-34, 60-61）。实际上，早期精神分析的中立的画面是混乱的，在精神分析技术发展的最初阶段，那些违背界限的记录，今天被认为是诅咒，大多数治疗师觉得那些是完全不恰当的［比如，克莱茵（Klein）给自己的孩子分析］。弗伦兹（Ferenczi）对分析师的被动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他所谓的”相互式分析”的实验（Dupont1995: xx-xxii），借此治疗师也和病人讨论他自己的问题，弗洛伊德批评他同事的实验是“第三个青春期”，但是弗伦兹接下来批评弗洛伊德的过度的非人性化的教育技术（Dupont 1995: xv, xxiv）。今天，治疗师的风格有如此大的不同，认为精神分析的治疗师还是将自己作为白屏的刻板印象已经不准确了；例如，库奇（Couch）在安娜·弗洛伊德为其做分析的完整描述中运用了这样的词汇，“她总是在同一时间既是她真实的自己，又是分析师” （Couch1995: 158）。
因此在分析中的体验也有很大不同：一些病人将会遇到沉默的治疗师，并认为这有价值，其他人也许对此感到厌恶。有的病人体验治疗师是关系性的，在寻求理解来访者的材料和治疗过程中保持他们的客观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献中开始热烈地讨论实践中的这种多样性。沙赫特尔描述节制和中立的观点如下：
现代的关于节制和中立的观点，可以体现在一个维度上，一个极端是强调两者的价值，如果离开节制和中立， 就会被看做是受移情的操纵［例如，夏皮罗（Shapiro）（1984）和鲍兰德（Poland）（1984）］，另一个极端，重视分析师对病人共情性的肯定，节制和中立被看成是有破坏性的，因为病人透过冷淡的分析师的苛求行为会体验到这种破坏性［例如，自体心理学家像拜克尔（Bacal）（1985）或托尔品（Tolpin）（1988）；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者像吉尔（Gill）（1982）和霍夫曼（1992）］。将分析师的行为进行二分，或者是技术性的，或者是人性化的（非技术性的），这种沿着一个维度的分类显得有些混乱。不管位于两端的中立、节制或共情的肯定哪个有更高的价值，分析师认为在这个“尺子”的中部，病人和分析师之间情感力量的互动深刻地、无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影响了分析师的行为，以至于中立、节制以及肯定都不被看做是分析师的选择，而是独立于病人对分析师行为的体验。
（Schachter 1994: 713）
郝菲尔的问题是（1985:772）, ”与另一个人真诚的卷入和诚实的中立会无缘无故的对立吗？“,答案显然是“不”。我们认为，治疗师的价值是能够在卷入（主体间性）和退一步试图理解显示在治疗关系中的可能性（客体性）之间相对容易地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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