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情绪的心理模型都涉及了一个内化的形象。我在正文中表明,羞耻(shame)内化的形象是观察者或目击者。而内疚(guilt)时内化的形象是受害者或执法者。
恐惧。那么,最原初的恐惧是愤怒带来的恐惧,而不是恐惧愤怒,恐惧愤怒就像害怕失去爱一样,其发展更加复杂。
如果用这种模型进行叙述是有帮助的,那么这种模型一定不会在原初层面就诉诸于他正在解释的情绪:只是说,是某种内化的形象引起了主体的内疚或羞耻,还是不够的。我们假设,最原初层面上内化的形象,在内疚时的态度是愤怒,而主体的反应是伦理或道德观念逐渐形成主体的反应。因此,因简单愤怒而起的简单恐惧就变成了一种对自责的恐惧,而在形成这种恐惧时,主体的反应让主体有正当理由对自己进行约束。在以内疚为核心的、自律的道德中,主体和内化形象之间完全没有距离,内疚感被描绘成面对抽象的道德法则时的情绪体验,这种道德法则已经成为主体自身的一部分。这种理想化的景象服务于完全道德自主的虚假概念,本书正文已经对这种道德进行了批评。但除此之外,通过抹杀内疚的原始基础,该景象也掩饰了它的一个优点,我将在附录的最后部分回到这一点。
从这个原初层面出发,有时候可能通过“自举(Bootstrapping)[1]”的方式发展出一种模型,以允许通过社会、文化中,但不是所有文化中,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达。(被看到赤身裸体具有强大力量的文化包括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希腊人的文化,至于文化规约中,什么是裸体,什么是不恰当的观察,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当然是不同的,因为实际上,这在我们内部和他们内部也是不同。)羞耻的根源在于暴露在更普遍意义上的劣势地位中:用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我称之为权力的丧失。羞耻感是主体对这种丧失觉知的反应:在加布里埃尔·泰勒(Gabriele Taylor)的名言中,这就是“自我保护情绪。”
羞耻的情况会更加复杂。如果我们从真的被人看到赤身裸体的基本情景出发,那么,内化的途经就不会是直接的,原因正如我在正文中提到的:在想象的观察者面前,裸体不是暴露。可以解释羞耻感的任何内化的过程看起来似乎都很神秘。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羞耻的根源不在于自身被看到赤身裸体,而在于一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大多数即刻的、非常直接的赤身裸体的体验,也是不寻常的体验,因为丧失权利本身就是真实的被他人看到。一个有趣的观点最早来自于Max Scheler,自己Taylor讨论的一个例子(第60-61页)。一个艺术家的模特已经为一个画家摆了一段时间的姿势,当她意识到他不再把她当作模特而是把她当作性对象时,她体会到了羞耻。泰勒通过第二个,想象中的,观众来解释这个案例,但认为这不是必需的。更确切地说,而是情景改变引入了与之相关的不受保护或力量丧失:这本身就是由一种特殊的、对性有兴趣的注视构成。在此之前,她以模特的身份盖住了身体;当那个部分从她身上拿走后,她就真的被暴露在渴望的目光之下了。
更通常的说法是,权力的丧失实际上并不是由观察者的存在所构成的,即使“进入了另一个人的眼帘”仍然是一种权力的丧失。现在,一个内化的过程成为可能,并且,“自举”在羞耻发生之时被不断地赋予的伦理内容才能够进行下去。
很多情况差一点就需要一个真正的观察者,但是实际情况并不需要这样的观察者。我在街上被自己的鞋带绊倒了,在试图收拾散落的包裹时,又碰掉了自己的帽子。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体会到了一丝异样的羞耻或尴尬。如果有人正在看着我,这种感觉会更糟,但如果没有人看着,这种感觉也不会完全消失。(一个独居的漂泊者者可能会合理地让这种感觉停下来;但是不明而喻的是——他可能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想丧失这些感觉,这些感觉作为纪律的一部分,能够让他自己和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保持联系。)“自举”进行得越深入,涉及的伦理考虑越多,观察者就越不需要介入实际的即将发生的事;只要一个理想化的他者就足够了。但是他者仍然发挥着一种功能——让主体回忆一个人,主体在这个人的面前失败了,丧失了力量,处于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