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和内疚的机制
作者: mints 编译 / 1601次阅读 时间: 2021年1月18日
标签: 内疚 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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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内疚的机制
伯纳德·威廉姆斯 文
mints 译



每一种情绪心理模型都涉及了一个内化的形象。我在正文中表明,羞耻(shame)内化的形象是观察者或目击者。而内疚(guilt)时内化的形象是受害者或执法者。

如果用这种模型进行叙述是有帮助的,那么这种模型一定不会在原初层面就诉诸于他正在解释的情绪:只是说,是某种内化的形象引起了主体的内疚或羞耻,还是不够的。我们假设,最原初层面上内化的形象,在内疚时的态度是愤怒,而主体的反应是恐惧。那么,最原初的恐惧是愤怒带来的恐惧,而不是恐惧愤怒,恐惧愤怒就像害怕失去爱一样,其发展更加复杂。

从这个原初层面出发,有时候可能通过“自举(Bootstrapping)[1]”的方式发展出一种模型,以允许通过社会、伦理道德观念逐渐形成主体的反应。因此,因简单愤怒而起的简单恐惧就变成了一种对自责的恐惧,而在形成这种恐惧时,主体的反应让主体有正当理由对自己进行约束。在以内疚为核心的、自律的道德中,主体和内化形象之间完全没有距离,内疚感被描绘成面对抽象的道德法则时的情绪体验,这种道德法则已经成为主体自身的一部分。这种理想化的景象服务于完全道德自主的虚假概念,本书正文已经对这种道德进行了批评。但除此之外,通过抹杀内疚的原始基础,该景象也掩饰了它的一个优点,我将在附录的最后部分回到这一点。

羞耻的情况会更加复杂。如果我们从真的被人看到赤身裸体的基本情景出发,那么,内化的途经就不会是直接的,原因正如我在正文中提到的:在想象的观察者面前,裸体不是暴露。可以解释羞耻感的任何内化的过程看起来似乎都很神秘。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羞耻的根源不在于自身被看到赤身裸体,而在于一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大多数文化中,但不是所有文化中,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达。(被看到赤身裸体具有强大力量的文化包括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希腊人的文化,至于文化规约中,什么是裸体,什么是不恰当的观察,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当然是不同的,因为实际上,这在我们内部和他们内部也是不同。)羞耻的根源在于暴露在更普遍意义上的劣势地位中:用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我称之为权力的丧失。羞耻感是主体对这种丧失觉知的反应:在加布里埃尔·泰勒(Gabriele Taylor)的名言中,这就是“自我保护情绪。”

即刻的、非常直接的赤身裸体的体验,也是不寻常的体验,因为丧失权利本身就是真实的被他人看到。一个有趣的观点最早来自于Max Scheler,自己Taylor讨论的一个例子(第60-61页)。一个艺术家的模特已经为一个画家摆了一段时间的姿势,当她意识到他不再把她当作模特而是把她当作性对象时,她体会到了羞耻。泰勒通过第二个,想象中的,观众来解释这个案例,但认为这不是必需的。更确切地说,而是情景改变引入了与之相关的不受保护或力量丧失:这本身就是由一种特殊的、对性有兴趣的注视构成。在此之前,她以模特的身份盖住了身体;当那个部分从她身上拿走后,她就真的被暴露在渴望的目光之下了。

更通常的说法是,权力的丧失实际上并不是由观察者的存在所构成的,即使“进入了另一个人的眼帘”仍然是一种权力的丧失。现在,一个内化的过程成为可能,并且,“自举”在羞耻发生之时被不断地赋予的伦理内容才能够进行下去。

很多情况差一点就需要一个真正的观察者,但是实际情况并不需要这样的观察者。我在街上被自己的鞋带绊倒了,在试图收拾散落的包裹时,又碰掉了自己的帽子。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体会到了一丝异样的羞耻或尴尬。如果有人正在看着我,这种感觉会更糟,但如果没有人看着,这种感觉也不会完全消失。(一个独居的漂泊者者可能会合理地让这种感觉停下来;但是不明而喻的是——他可能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想丧失这些感觉,这些感觉作为纪律的一部分,能够让他自己和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保持联系。)“自举”进行得越深入,涉及的伦理考虑越多,观察者就越不需要介入实际的即将发生的事;只要一个理想化的他者就足够了。但是他者仍然发挥着一种功能——让主体回忆一个人,主体在这个人的面前失败了,丧失了力量,处于不利地位。

与内疚相反,观众在应该生气或者怀有敌意时没有必要感到羞耻。有必要的是,观众应该觉察到主体感觉到的不适当、失败或失去力量的棘手情况或特征。(在裸体字面意义中,观看者为了让人感到羞耻,必须让主体认为他的确看到主体是个裸体。)然而,我们不应该说,观看者不得不将权力的丧失视为权力的丧失。这一点从画家的模特身上(画家可能认为他被唤起了欲望是她的荣幸),以及从文本中更普遍的观点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人可能会因为被虚假的人欣赏而感到羞耻。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内化的形象。当一个主体想到他的校长会如何赞赏他的某些行为时,他可能会为此感到羞耻。但这显然是一种次级机制,涉及的过程可能需要意识到,或就要意识到。如果我们在为羞耻的道德运作模式建立规范,那么我们自然会通过一个内化的形象来实现,这个形象认为主体的失败只是因为将这看作是一个失败——也就是说,他分享了标准或期望,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失败。

通过这些模型,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羞耻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比内疚更为自恋的情绪。观看者凝视所吸引的主体的注意力,不是放在观看者身上,而是放在了主体自身身上;另一方面,受害者的愤怒吸引着对受害者的注意。我在文中指出,可以通过羞耻克服自恋的猜疑,方法是扩大人们感到羞耻的可能目标,并区分这些形象,在《希波吕图斯》的重要区分中克服了自恋的猜疑。但是,还有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内疚。如果说内疚是内在的美德,而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我们所做错事的受害者的羞耻感,那么受害者和他们的情感留存的形象应该在内疚中构建,就像他们在模型的原始版本中一样。当内疚概念提炼到了某一点之后,并且忘记了愤怒和恐惧的原初材料,内疚就被简单地表征为对一种尊敬抽象律法的态度,它就不再与受害者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当然,在叙述主体违背了该律法的时的所作所为时,受害者会重新进来,但这带给他们的,或带给他们思想的,和内疚之间的亲密联结不再比羞耻更多。我之前说,在这个方向上对内疚进行提炼可以隐藏它的一个优点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捍卫现代道德设想的人几乎总是认为,这种道德设想和谐而又意味深长地结合了四件事:内疚感高于羞耻感;通过关注受害者而不是主体来克服自恋;道德自律;对自愿的坚持。我在正文(第93页)中声称,前两个,内疚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自恋的克服,很难和坚持自愿结合起来。目前的论证表明,前两点与道德自律的结合并不容易。


[1]译注:Bootstrapping源自德国小说《吹牛大王历险记》,主人公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沼泽地里拉了出来。我们经常听到抑郁症患者说,自己把自己从抑郁的泥潭中拉了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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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

清华大学经济学专业,创立心理学空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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