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理论促进人类进步
阿尔伯特·班杜拉 文
mints 编译
在行为主义的鼎盛时期，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的人们认为行为是由反射的结果决定和修正的。而心理动力学理论主导了临床领域和大众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发展了社会认知理论，这一理论植根于一种施为视角 (an agentic perspective) （Bandura, 2008）。在这种施为方法（ agentic approach）中，个人能够（并被引导）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生活（Bandura, 1977）。这一理论被广泛的应用于跨学科活动的不同领域。然而，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综述主要侧重解决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大规模应用的全球问题。
因果关系与改变模式的范式转换
20世纪6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心理动力学理论缺乏预测和治疗效果。即便心理动力学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它们也没有多大的社会效用。通过对无意识情结的冗长分析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只会对社会心理治疗的巨大需求做出微小的贡献。有些改变，需要改进那些导致心理社会问题的不利社会制度的做法。
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个人和社会变迁因果模型和模式范式的彻底变革（Bandura，2004）。十年内创造了新的概念模型和分析方法。创办了新的期刊，成立了新的专业组织，以推进特定的研究手段。新的专业会议为观念提供了交流的论坛。新兴的治疗模式——认知行为治疗——关注改变根深蒂固的错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虽然这些新的治疗方式通过其显示出的有效性在专业上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但是它们在社会上却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
在这场变革中，斯金纳（1971）出版了他备受争议的著作《超越自由与尊严》。它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在全国图书巡展上广为宣传。斯金纳把自由和尊严的权利简单地描述为环境影响的精神副产品。他把社会变革描述为以环境为导向的「文化工程（cultural engineering）」。这一观点令公众感到震惊，他们担心，采用这些新的心理方法会剥夺人们的尊严，剥夺他们的自由。
大众媒体充斥着令人厌恶的洗脑画面和奥威尔的《1984》，以及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的可怕场景，这些场景都是由掌握着强大行为控制方法的社会工程师主导。热映电影《发条橙》（Kubrick，1971）生动地描绘了行为修正者的邪恶本性如何让不法分子屈服。伍迪·艾伦（1973）在他的电影《沉睡者》中有趣地超越了专制社会工程师的铁腕控制，他们把人类变成了没有头脑的僵尸。
密歇根大学的吉姆·麦康奈尔（Jim McConnell）成为了这些文化轰炸的第一个受害者，引发了针对行为矫正的罪恶的长篇大论。林登·拉鲁切（Lyndon LaRouche）变成了竞选美国总统的「长期候选人」，他将行为方法的实践者称为「洛克菲勒纳粹」，在他的反人类罪法庭上尝试着审判了一些主要人物，并且冲进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的课堂。
在媒体的这种狂热高峰时期，我开始了美国心理协会主席的任期。一门负责任的社会科学不仅必须促进知识进步，而且还必须解决其应用的社会影响。根据这一双重承诺，我们成立了一个跨学科工作组，以审查心理方法在个人和机构层面上的使用情况。特别工作组的广泛分析发表在《行为改变中的道德问题》（Stolz，1978）上，对现有的应用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评估，并为道德实践制定了一套标准，消除了大众对传媒传播的可怕的误解。我们的知识在个人和社会变化方面日积月累的应用赢得了公众的认可，认知行为疗法被认为是解决各种社会心理问题的首选方法。
指导性掌握（Guided-Mastery）治疗的发展
世界知名的心理学家、斯丹福教授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一系列早期的研究中帮人们克服自始以来对蛇的恐惧，方法是指导他们尝试一连串和蛇的互动，而且互动的密度一关比一关高。
首先，他们先透过双面镜观看蛇；一旦过了这关，他们再进入到下一阶——在门打开的情况下从另一端观察蛇；接着，是看别人碰触蛇；然后是戴着皮手套、自己试着摸蛇；最后、过了几小时候，最后一关是不戴手套摸蛇。班杜拉把这一关关体验的小小进步过程，称之为「指导性掌握 Guided-Mastery」。
受过上述训练洗礼的人，不仅克服了这项原先被认为无法突破的恐惧，他们在面对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挑战时，也变得不再那么焦虑，愿意去尝试一些新鲜，而且令人害怕的活动，例如骑马或公开演说。他们更努力去尝试新事物，变得更有毅力，在面对挫败时的调适也变得更好了。对自己立志想要达到的目标，他们也获得了新的自信心。
在这段时间里，我正在开发一种指导性的治疗方法，治疗那些严重的蛇恐惧症患者，他们正过着极度虚弱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从事职业活动时遇到了困难，或者感到非常痛苦。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电话修理工和消防队员不得不在（他们害怕潜伏着者蛇的）草地上工作。其中包括和平部队志愿者和前往蛇患国家休假的教师。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徒步旅行、露营和园艺等娱乐活动。高尔夫球是一项昂贵的运动，因为他们害怕在崎岖不平的地方寻找高尔夫球。本着西方精神，其中一个恐惧症患者为了杀死一条无害的蛇而射中了自己的腿。人们认为，蛇恐惧症更为普遍的一个痛苦后果就是：“在春天和夏天，当我在户外时，这种观念会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当恐惧症的人极力回避他们所害怕的东西时，他们就失去了与他们所回避的现实的联系。通过对恐惧信念的不确定测试，指导性掌握提供了一种快速有效的恢复现实检验（reality testing）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指导性掌握治疗能够让恐惧症患者消除他们顽固的恐惧行为（Bandura，1997；Bandura，Blanchard & Ritter，1969）。在指导性掌握治疗中，治疗师制定了应对策略，以管理日益增加的恐惧威胁。患有恐惧症的人通过履行各种辅助手段面对他们的复仇者并且掌握这些手段。这一协作过程反复进行，直到他们摆脱恐惧症。为了避免应对效能被错误地归因（misattribution）于治疗师，新进的前恐惧症患者完全靠自己来管理治疗恐惧威胁的处方。
这是一种特别有力的治疗。在几次治疗中，它消除了所有病例中的顽固恐惧症，减少了普遍的焦虑和生物应激反应。这种方法对于治疗最严重的焦虑症，例如广场恐怖症同样有效。（Bandura, Adams, Hardy, & Howells, 1980; Williams, 1990)。
在蛇恐惧症治疗中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梦境活动的转变。经过治疗的恐惧症患者不再经历痛苦的沉思。在治疗开始时，梦中的蛇会让患者感到恐惧：「治疗前，我梦见可怕的蛇越来越大。现在我的恐惧一点儿都没有了。自从治疗后，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想法了。」当参与者开始获得应对能力时，蛇变得温和起来：「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条大蟒蛇成为我的朋友，甚至一起洗碗碟。」这比我经常梦见的被蛇恐吓的梦想有了明显的进步，他们的梦集中在他们的成就上，而不是蛇的特征和行为：「我做了一个梦，仅仅是我那天所做的事情——抚摸和抱着他。」最后，梦停止了：「我没有做过关于蛇的梦。我不再有（和蛇有关的）梦了。」
在后续评估中，参与者仍然没有蛇恐惧症。不过，他们解释说，这种治疗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和变革。通过短暂的指导性掌握消除了终生恐惧和折磨人的噩梦，灌输了一种弹性的效能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们以成功为乐，处理他们之前会回避的活动。正式的实证检验证实，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是一种共同的机制，通过它，不同的治疗方式影响了行为的变化（Bandura，1997）。
谋求自我效能的功能属性
我发起了一个多方面的研究计划，以阐明这种施为（agentic）自我信仰系统的性质。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万能的。自我效能信念系统是一组与功能不同领域相关的不同的自我信念，而不是一刀切的特质。为了确保自我效能感测量能够反映结构，我编写了一本构建适当自我效能感量表的手册（Bandura，2006b）。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结果详细说明了如何在一个人的效能感中发展弹性信念，并解释了自我效能感信念产生效果的认知、动机、情感和决策机制。
这一理论迅速扩散到心理学的不同领域和跨学科领域。在《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Bandura，1997）一书中，我记录了该理论在教育、健康、临床疾病、体育运动、企业界以及社会和政治变革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其他的学者，其他学科的学者，出版的综述书籍，对自我效能理论在重要生活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概述（Feltz，Short，& Sullivan，2008；Maddux，1995；Pajares & Urdan，2006；Schwarzer，1992）。
社会认知理论惠及全球
社会认知理论的一些最雄心勃勃的大规模应用解决了对未来日益增长的全球环境可持发展威胁的保护（Bandura，2006a，2009）。实现全社会的变革需要三个可操作的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模型。它具体说明了心理社会变化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决定因素产生影响的机制。第二个部分是转换的和实现的模型。它将理论原理转化为创新的运作模式。它规定了变革的内容、战略及其实施方式。我们常常无法从理论上的成功中获益，因为我们缺乏传播行之有效心理社会方法的有效手段。
这种大规模的变革模式起源于一个故事。一天早上，我接到了墨西哥电视广播公司天才制片人兼剧作家米格尔·萨比多（ Miguel Sabido,）的电话。他解释说，他从我们的社会示范（social-modeling）研究中提取了一些示范原则，并利用这些知识制作了长期连续剧，这些连续剧正在完成相当大的社会变革（Bandura, 2006a）。我们有一个可靠的理论和创新变革模式，但我们缺乏知识和资源来传播全球社会变革计划。
第三部分是社会传播模型（ social-diffusion model），旨在使有效的心理社会方案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由David Poindexter（2004）执导的大众媒体中心（Population Media Center）是一个全球传播系统。这个媒体中心与主办国合作开发与文化相关的节目。
这些戏剧作品不是异想天开的故事。故事情节描绘了人们日常斗争的现实和面临的障碍。这些剧情帮助人们看到了更好的生活，并且告知、帮助和引导他们采取步骤来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数百集跨越数年的剧情让观众和榜样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情感纽带，榜样的思维和行为以可信的速度发展。用一位观众的话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故事。」观众评论说，他们与为改善生活而奋斗的故事情节中的榜样相似：「我以弗朗索瓦的性格来认识自己。」观众受到鼓舞，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多个相互交叉的故事情节和子情节解决了人们生活的不同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只关注其中之一。
这种灵活的形式有助于它的通用性、多功能性和强大性（Bandura，2006a）。
例如，在苏丹连续播放的故事中，故事情节包括计划生育的好处、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强迫婚姻的不公正、早育的风险、预防艾滋病毒感染以及卷入与毒品有关的活动的危害。苏丹普遍存在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切割生殖器官行为带来的毁灭性后果。非洲约有1.3亿妇女遭受了这种残酷仪式。在这个剧本中，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年轻女孩的身体和心理遭受了毁灭性伤害和创伤。代表穆斯林神职人员的人物不赞成这种做法。这部连播剧把社会规范转向了对残酷做法的废除。
连播剧不是外人强加给国家的社会节目。相反，它们是由那些寻求帮助解决棘手问题的国家发出的邀请创造的。媒体中心与东道国的媒体人员合作，制作适合本国文化的连续剧，并处理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类型。
对比用于为变革提供各种指导和动力的示范。故事情节包括表现良好生活方式的积极模型、表现有害生活方式的消极模型和从有害行为方式转变为有益行为方式的过渡模型。模型化的实践提供了影响变更的知识、技能和策略。模式体现了对更美好未来的憧憬和通往它的现实道路。看到类似于自己的过渡性模式通过坚持不懈获得成功，观察家们就会相信，他们的行为能够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生活。除非人们把这种模式化的生活方式看作是对他们福利的改善，否则他们几乎没有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动力。有利做法的好处和不利做法的代价，通过对比模型生动地描绘出来，为变革提供了动力。
如果人们缺乏实现变革的资源和环境支持，那么激励他们进行变革的价值是有限的。如图1所示，我们的社会变革模型的设计通过两种途径进行运作。在直接途径中，媒体影响通过告知、使之能够、激励和引导观众改善他们的生活来促进变化。在社会中介途径中，媒体影响将人们与社会网络和社区环境联系起来。在总结过程中向相关社区服务和支持团体提供联系信息。这些地方为个人和社会变革提供持续的个性化指导、自然激励和社会支持。
图1 沟通对社会心理变化产生影响的途径。他们这样做即是直接的，也是通过一种社会中介间接进行的，这种总结路径将观众与社会网络和社区之间建立联系。
这种模式在不同的文化之间高度通用，因为戏剧作品是一种可以根据文化习俗与人们欲望进行变化的模式。这些产品正惠及全球数百万人（Bandura，2006a，2009）。例如，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提高了识字率；提高了妇女在被边缘化、被剥夺自由和尊严的社会中的地位；减少计划外生育，以打破贫穷循环，遏制人口激增；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动员社区清洁被污染水源，水源污染是全世界死亡和疾病的主要原因；促进环境保护的方法，如可持续的造林和耕作、土地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这些全球性的应用表明，一个全面的心理社会功能理论可以实现深远的变化。社会认知理论的倾向不同于我们关注的精神病理学领域，社会认知理论致力于在个人和社会系统层面上发展并带给他人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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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篇文章的作者或发表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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