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里，理论更加重要了——但其重要的方式预示着精神分析作为门统一的学科前景堪忧。越来越多的分析师不再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一种基于心智如何运作的一般理论的研究方法。他们把它定义为支持或反对其他理论的一个特定的理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作为精神分析师，越来越意味着要支持某一特定的精神分析理论并拒绝其他理论。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克莱因学派精神分析、拉康学派精神分析、人际间精神分析、关系学派精神分析以及自我心理学一一当我们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这些是彼此竟争的、分析师可以效忠的理论。
在美国，过去10年精神分析理论论战的焦点是关于自体的状态。实际上，自体这个概念的提出，贯穿了精神分析的历史。它的提出是试图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什么是主观的，什么是客观的；什么是人的，什么是机体的。最近，他常被用来在精神分析的解释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即人类体验的动机维度和因果维度之间做调停。就这些相互关联的趋势而言，精神分析领域现在处于分化的时刻。
那些保留传统理论的分析师，认为传统理论足以解释临床现象，包括那些涉及“人”或者“自体”的现象。他们所提出的自体表象、自尊、自体表征等概念，部分源自弗洛伊德学派的词汇，并由雅各布森、哈特曼和其他属于自我心理学传统的理论家扩充。这个观点的支持者倾向于把精神分析看成一门关于心理的自然科学，它可以通过由精神分析法获得的资料，阐明因果关系。他们倾向真理的符合论，认为真理存在于对象与其描述之间的符合对应。
反对这部分精神分析群体的，是各种各样“自体”理论的追随者。他们认为传统理论必须从根本上修改以适应新的临床资料，例如自恋型人格障碍，以及纠正传统理论在关于心理、发展、发病和治疗行动方面各种各样的缺陷、不准确和局限性。某些上位自体（superordinate self）理论的追随者，把精神分析看成一门解释学科，基于真理的融贯理论，试图阐明与叙事建构议题相关的意义。对他们来说，真理存在于信仰的融贯一致性中，世界中的对象只有在描述性的理论中才有意义。不论我们观察的条件是什么，就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而言，对于这个世界可能有不止一个真实的描述。科胡特（Kohut，1977，1984）提出自体心理学，并由戈登伯格（Goldberg，1988）进一步阐述，作为一种基于观察的融贯理论，无法被经典精神分析证伪。其他理论家，包括乔治克莱因（Klein，1976）、约翰盖多（Gedo 1979，1981，1986，1988），他们在上位自体的概念之上建立新的精神分析理论，却不一定建立在真理的融贯理论之上。
精神分析的新状态，就像是各种分叉理论的聚集地，每个理论都宣称自己是“精神分析的”，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在这个理论的连续谱的一端是宿命论般的结论，即精神分析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方法和治疗，单一的理论本身是没有未来的。这个位置最极端的版本，是宣称精神分析方法并不能产生有科学意义的资料，对这些资料的验证必须遵照科学的原则（Grinbaum，1984）.因此，有人提议精神分析命题要么必须用认知科学的语言重铸（Colby，Stoller，1988），要么从神经学机制的术语角度解释（Hobson，1988）。在这两种任何一种情况下，作为独立自主的精神分析理论建设事业，从一开始就被取消了。
对精神分析的科学地位持少许悲观态度的人是解释学家，例如谢弗（Schafer，1983）和斯宾斯（Spence，1982）。他们不贬低精神分析资料，而是用一种关于既定的分析师、既定的被分析者在既定时间的叙事选择所建构的解释学框架来代替它们。根据他们的说法，由叙事的连贯一致性和可理解性塑造的临床资料，非常抵制自然科学方式的“打开”（unpacking），从而使得理论建构实际上成了在循环推理中的徒劳无用之功。
对当前理论状态沉闷的解读与前者的悲观不同，有些人认为精神分析是更特殊的、历史的，弗洛伊德的超心理学是无法挽救的，必须完全放弃。罗伯特霍尔特在过去20年中强有力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在最近的文章中，霍尔特转向了一些精心排练好的主题，指责弗洛伊德在理论上亏欠了赫尔姆霍兹、海克尔和拉马克，并主张弗洛伊德学派的超心理学及其具体化的概念、过时的机械的生机论假设是完全错误的（Holt，1990）。霍尔特提出，只有当主要的精神分析临床发现基于观察性的语言被重新复述，并尽可能地摆脱超心理学时，科学合理的精神分析理论才有可能实现。然而，他对科学的定义太狭窄了，局限于假设检验这样的经典原则。根据霍尔特的说法，精神分析尚未清除弗洛伊德学派超心理学的“残骸”，因此无法提供一个认识论上清晰的领域，从中可以重新进行理论建设。在要被清除的受超心理学污染的废墟中，霍尔特强调双重驱力理论和起源于童年期性的冲突在病因学方面的重要性。
虽然比霍尔特更乐观，但马歇尔埃德尔森（Edelson，1988）仍将他的批评和建议锚定在诊断上，他认为精神分析是“一门处在危机中的理论”。埃德尔森并不赞同霍尔特的假设：弗洛伊德的超心理学，包括衍生出的较低层次的命题，都是错误的，应该被抛弃。他认为，精神分析是一门潜在的科学。根据埃德尔森的说法，我们无法确定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除非分析师们能够接受一种允许他们检验自身命题的科学方法。他认为，分析师可以利用精神分析情境下获得的临床资料来检验他们的假设，并且他们可以通过符合其他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证据要求的案例研究方法来实现。对于埃德尔森而言，分析师迄今未能这样做的事实是令人失望和担心的，但并非绝望。埃德尔森将精神分析定义为这样一种科学，它研究人的欲望与想象之间的关系，他对未来假设检验的发展前景报以希望，即这种假设检验可以使分析师能够根据他们命题的科学真实性来区分精神分析理论。此外，他的文章中隐含着一种信念：这样的检验将证实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特征，其启发性和临床价值已经在数十年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对于过盛的彼此竞争的精神分析理论，罗伯特·沃勒斯坦给出了最后的回应（Wallerstein，1988，1989）。沃勒斯坦主张一种统一，通过强调日常治疗工作来涵盖理论多样性，以及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使用的与体验接近的临床概念（例如移情、阻抗和冲突）作为“共同基础”一一它们是具有不同取向的分析师共有的。沃勒斯坦想到的是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和各学派相关的一般性理论观点与这个共同基础无关。因为这些理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我们对闭合性和一致性的各种条件需求而创造的比喻。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从最早的可以弄清的起源中，通过对心理生活起因的发展性阐述，阐明"过去的潜意识”（J.Sandler, A-M.Sandler, 1987）是这种比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存在部分源自世界范围内的分析师共同具有的、统一的临床目的和治疗性努力。
从沃勒斯坦把理论看成是比喻的意义上来说，分析师之间的理论差异现在无法解决。与埃德尔森不同的是，沃勒斯坦认为，这些命题支持的各种理论观点“不适用于比较性的及渐进式的科学测试，从这个意义上讲，超出了科学事业的范围”（Wallerstein，1989，p.2）。沃勒斯坦支持在未来的某个确定的时间进行检验和有效性验证的可能性，但他坚持认为分析师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理论暂时只是可能具有启发式作用的比喻。他致力于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锚定在真理的符合论中的心智科学的同时，接受理论的多样性，而这种理论多样性只在融贯理论中才有意义。他的观点是，我们现在必须在理论的差异下生活，但这不一定是组织上的分裂。存在于接近体验的临床理论中的共同基础维持了实践。换句话说，它存在于临床分析师所做的事情中，而不在于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理论观点中。
分析师对精神分析未来的预测，就像是冒险进入了深海和险恶的水域。对不同的理论及衍生观点提出分析评论要容易得多，而把这些评论综合成一个以预测或决定精神分析理论未来的总体评估就不那么容易了。
充其量我们可以谈到特定趋势之可能的重要性。我相信精神分析领域将会继续保持许多理论互相竞争的局面，米歇尔斯提出，“在精神分析对话中，理论上的多元化”没有显示出减退的迹象（Michels，1988）。理论多元化的趋势有好有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在我们的大会上和期刊中的热烈对话见证的那样，理论上的发酵是有建设性的。它表明，分析师愿意通过对过去的信念提出质疑并相互学习。就“比较精神分析”的实践来说（Schafer，1985），它们强调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并且呼吁注意潜在的哲学问题，这些实践将会继续复兴这个领域。
理论多元化，是随着竞争理论的发展而经常出现的组织发展。团体倾向于围绕新理论形成，并将这种理论作为其传播和持续发展的理由。与新兴理论推动的富有成效的交流共同出现的，还有对派系主义的推动。这里以自体心理学为例，它有着自己的成员社团、年会和出版物系列，这些启发都值得我们深思。特定理论的支持者倾向于机构自治，可能会导致隔离和交流理论对话的缺失。我们只能希望，在未来的几年里，理论多元化的积极方面将占主导地位。
理论多元化的消极方面是彼此竞争的理论的拥护者基于不同的观察基础所喜闻乐见的。因为它反对理论的整合，而对于那些已被证明不完备的理论又不愿意彻底放弃。这可能是由于精神分析的观察基础不断缩小这一事实造成的。在美国，越来越少的分析师受到很好的训练，越来越少的受训过的分析师能够全职实践精神分析。这种趋势延续的可能性，意味着真正能够获得的精神分析材料将越来越少，因此对不同理论的比较评估将受到影响。以资料为基础发展理论的倾向，而这些资料充其量只是模糊的分析，那么它将不利于建立理论的共同基础。作为一个例子，我引用了斯托罗楼及其同事的“主体间性”理论。他们提出把主体间性的“精神分析”作为传统精神分析的根本替代（Atwood，Stolorow，1984;Stolorow，Brandchaft，Atwood，1987）。然而，他们阐述主体间性取向所用的临床材料，来自“所谓”的分析性心理治疗。大多数分析师都认为，他们在书中详细讨论过的几位患者都不是可以被分析的。实际上，这本书名为《精神分析治疗:一种主体间性的方法》（Psychoanalytic Treatment:An Intersubjective Approach）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误用，“精神分析的”（psychoanalytic）一词，更慎重一些应该用“心理动力学的”（psychodynamic）一词代替。这里的意思是，好的心理治疗资料可以用来支持适用于心理动力学治疗的理论，但它没法作为任何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
这里，我们涉及一个任何讨论都会谈及的问题，即精神分析理论的未来和精神分析方法的现状。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方法与“精神分析情境”（Stone，1961）这一相关概念一起，支撑着这个领域。尽管它一直在不断完善，但这种方法从未过时。这种方法，是指分析者试图在一个最大程度有利于这个过程的背景下尝试自由联想。长久以来，关于什么是这个背景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一直争论不休。最近有人认为，传统精神分析情境的某些特征，如被分析者采用躺椅、治疗频率，对于这种方法所涉及的心理过程是“外在的”（Gill，1982）。无可争议的是，精神分析情境使得自由联想成为可能，而自由联想告诉我们潜意识的心理过程。
我认为，方法是理论讨论的核心。首先，准确地讲，方法决定了哪些临床资料可以产生理论，并且可以用来检验由此产生的假设；其次，方法的应用以心理如何运作的理论为前提，并且方法定义了进行精神分析理论建构的边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方法，那么我们就在方法做出的假设的限定范围内建立理论——关于潜意识、压抑、阻抗、移情等。方法的理论基础、方法所依据的关于心理的理论，是精神分析的元理论基石，任何使用“精神分析”称谓的理论都有义务将这一基石作为基础（Bachrach, 1989; Rapaport, 1944; Shevrin, 1984）。因此，当科胡特把自体心理学定义为一种如此非特异的、使移情和阻抗潜在地成为可有可无的概念时（Kohut, 1977 p.308），他的理论化充其量只是一种不完整的精神分析（Stepansky，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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