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精神分析对分析设置的要求
“分析设置”这个词指的是精神分析实践的物理框架和常规程序，它们形成接受分析的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元素中的这个或那个在保证精神分析可能进行的前提下，事实上可以进行调整，分析设置确实影响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各种过程，也是事实。例如，我们知道不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神经症患者会自动出现移情反应。然而，我们也知道分析设置确实会促进所有不同的移情反应的出现并使之最大化。
尽管弗洛伊德详细描述了他如何着手与新病人建立各种常规和程序，他并没有将他期待病人做的事情概念化（弗洛伊德，1912b，1913b）。他对此的某些期待可以见于他关于移情之爱的论文，他在其中提到病人陷入爱河是被分析情景所“诱发”和“激发”的（弗洛伊德，1915a，p160，161，168）。
到新近为止，精神分析文献强调了病人的过去史和分析师相对中立、匿名和被动的态度的极其重要性，它们是移情反应过程的决定因素。尽管这仍然是基本令人信服的，我们今天确实认识到分析设置和分析程序中的某些元素会促进或阻碍这些发展。对于说明分析设置对各种移情反应演变的意义，迈克尔派恩(1950)，格里纳克(1954)，莱文(1955)，斯皮茨(1956b)和斯通(1961)的文章具有特别的价值。
对于病人与分析师的关系，为了与早先的模式保持一致，我们将从促进移情神经症和工作联盟形成的那些元素的角度来研究分析设置，即：什么倾向于使病人退行，什么有助于他保持较为成人的功能？必不可少的是分析情景应该始终如一地提同时供这两种机会（格林森，1965a）。
两个人不断地见面并长时间单独在一起，形成一定一定程度的情感卷入。一方是苦恼的，相对无助的，同时另一方是专家并提供帮助，这样的事实促成了一种不均衡的，“倾斜”的关系，苦恼的一方倾向于某种幼儿依赖式的退行（格里纳克，1954）。让病人躺在躺椅上的常规做法也有助于不同形式的退行。斜躺的姿势是催眠时代的遗留物，是试图让病人入睡的一种修正（莱文，1955；坎，1962）。外部刺激的减少，病人看不见分析师，分析师相对沉默，他们之间没有躯体接触，这些显示情况也会促进一种睡眠样的状态（迈克尔派恩，1950；斯皮茨，1956b）。
斯皮茨（1956b）也强调这样的现实，即病人躺下比直直地坐在他后面的分析师要矮，病人的移动和躯体的运动是受限的，他说话但他不能看见对谁说；所有这些都将病人推向无目的的方向。格里纳克(1954)的论点是，这些元素的综合重演了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母亲-孩子关系的模型。自由联想本身是一种向初级过程和梦退行的邀请（迈克尔派恩，1950；莱文，1955）。这就像一个依依呀呀的孩子，我们要求他不加判断，不用负责任地说出一切（斯皮茨，1956b）。
分析师的常规做法也有助于分析设置的退行感染力。他相对的匿名，温和的情感反应和对病人神经症愿望的通常的剥夺态度，所有这些都会加速移情神经症的形成（迈克尔派恩，1950；斯皮茨，1956b）。分析师是一个病患的治疗者，一个治疗师，这种情况也会激活病人幻想中许多幼儿期的医生前体（见23节）。
以上描述的促进向着幼儿神经症退行的许多常规做法，如果不断地，高频率地，长时间地执行，也有助于工作联盟的形成和保持。所有可以预测的程序形成一种相对的安全感；如果它们被感知为具有治疗的意图，它们会形成一种信任感，这是工作联盟的核心。安全和信任使得病人有可能允许自己去退行，恰如它们给他勇气去丢弃神经症的防御并尝试一种新的适应形式。分析师与病人的日常工作，他对领悟和理解毫不松懈的追寻，他对病人权利、潜力和尊严的尊重和保护，他的关注和同情，以及他对消除病人神经症痛苦的真诚而周全的承诺，应该成为分析氛围的一部分。
作为精神分析的许多过程的特征，在这里也会遇到一个辩证法。神经症病人无法满足的本能的渴求甚至会将分析师令人满意的态度变成一种挫折；病人的矛盾情感可以将分析师的治疗关注歪曲为一种拒绝，将分析师的耐心歪曲为不关心。问题的关键是，病人合理化的自我对于本我、超我以及某个时刻的外部世界的相对强度。与分析师的关系有赖于这些因素。
作为这种双极性的一个例子，任何干预可以被感觉为一种入睡的安抚或一种完全的清醒。日常生活中无法估量的事情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事实是分析设置在治疗的影响因素中具有重要性，它不能替代精神分析技术：解释的艺术和与一个人建立联系的技能。也必须谦虚地记住的是，即使拥有最好的技术，仍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去克服神经症病人的过去和其强迫性重复的可怕的肆虐（格林森，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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