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逆力(resilience) 在国内有许多种翻译方法，如“复原力”、“心理弹性”（席居哲等， 2002) 、“压弹”（岳晓东，2004）和韧性等。我们在这里采用“抗逆力”的翻译方法，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翻译与美国心理学会关于Resilience 的定义，即“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它意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的含义相通，同时，它体现了Resilience的两个核心含义：第一，个体必须暴露于重大逆境；第二，即使在逆境之中，个体还能维持正向的适应(S.S.Luthar et al.,2000); 更为重要的是，它触及了灾难心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人应该怎样面对灾难？
抗逆力的形成机制
20 世纪末，研究者的兴趣逐渐从保护性因素研究转移到抗逆力的形成机制。同时，研究者不再只关注儿童本身，家庭、环境等因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方向也逐渐转入探索：这些保护性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是如何产生积极结果的？(S. S. Luthar et al. , 2000)
此外，成功应对不利环境是仅仅出现在特定清况下(domain-specific)还是普遍存在的？这也是一个研究热点(E. E. Werner, 1989) 。在早期的文献中，那些成功地抵御了风险的儿童被称为“刀枪不入的人”。其实，这种观点是对人们的一种误导，认为抗逆力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
在后来的深入研究中，人们发现，在不利条件下的积极适应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会随着环境改变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容易受到伤害，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却能表现出积极的适应能力(S. S. Luthar et al. , 2000) 。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汶川地震中一些复杂现象，如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很坚强的娃娃，后来也被发现患上了心理疾病。其实，完全有可能是环境发生了变化让他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这是因为，抗逆力并不是一种完全稳定、不变的特质。所以，需要探讨抗逆力在不同环境下的作用机制。归结起来，应该这样理解抗逆力：1）心灾难和人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存在着保护性因素的中介作用；2）灾难后人的心理适应状况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
抗逆力过程模型示意图
如图所示， G. E. Richardson (2002) 提出的抗逆力过程模型很好地概括了以上两个观点。我们看到，当灾难到来时，会对原本处于平衡状态的身心精神造成冲击，身心平衡状况必然会出现瓦解和重新整合的过程。由于个体之间保护性因素的差异，有的人经历灾难后，抵御灾难的能力增强了，而有的人却会长期处于功能紊乱状态。那么，怎样使得更多的青少年、普通民众能够在面对灾难和灾后重建中表现出更好的抗逆能力呢，这也是灾难心理学研究面对的任务。
目前，关于抗逆力的定义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大多数定义都强调面临困难、压力和逆境下的成功的适应能力。我们认为，至少有如下三方面共识：首先，抗逆力是一种心理特征或者过程，不仅仅强调结果，更加强调过程；其次，抗逆力既然是一个适应过程，它本身并不是稳定的，也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再次，抗逆力不仅仅局限于个体水平，也会体现在群体、组织和社会层面。所以，抗逆力是在面对外部突发事件或干扰时，能集合内在的适应能力的、积极正面导向和适应的过程。
张秀兰等(2009) 公共管理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信息沟通和社区能力等是组织层面抗逆力体系建设务必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对于灾难心理学研究，特别是组织、社会层面的探索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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