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的功能与精神分析家的训练
La Fonction de l’école et la Formation des Psychanalystes
李新雨
上图:拉康《圣状》研讨班中五扭的“分析家扭结”
一、引言:圣状的政治
我从未讲过精神分析的培训,
我只讲过无意识的构形/训练。
——雅克·拉康[1]
伦理中将我们带向了实在界的不可能维度,从而也在分析结束的时刻上把我们推向了从“症状之僵局”(impasse du symptôme)穿越至“圣状之通过”(passe du sinthome)的考验。
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以来,精神分析的话语便似乎始终是抵抗体制化的,没有任何国家机关或学术机构(在“主人话语”或“大学话语”的意义上)能够授予精神分析家的头衔便是对此的证明,因为“精神分析家是由他自己来授权的”[2],更确切地说“分析家是以其自身的无意识和圣状而自行授权的”;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家的训练又必须依托于个人分析(必要条件)和督导分析(充分条件)的途径来进行,倘若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导向的组织在制度化的层面上对此提供有效的担保,精神分析家的培养便无从设想,而如果没有精神分析家被诞生出来在弗洛伊德曾开启的无意识领域中不断去打磨其“真理的刀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精神分析作为一种话语的实践将不复存在,亦或是仅仅作为一种知识的残余而名存实亡。正如拉康在《建立的行动》一文的“先导语”中所指出的:
然而,我们在这里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悖论:一方面,自孤独足以让他们阐明这一明显的事态,亦即:除了精神分析家的产生,精神分析在当下没有任何更加确定要将其作为功绩来突显的事情——尽管这一负债必须作为让人欲望的东西而出现”[3]。
是否真的在我们的时代精神分析无所不在而精神分析家们却总在别处……因此精神分析便太过于受人期待而精神分析家们则太过于站不住脚以致于我们只能从他们与之保持距离的那个地方来解除此种悬置:亦即,在精神分析家的训练之中……那些投身加入这里的人所感到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危机”,围绕着精神分析的体制问题与精神分析家的训练问题,从弗洛伊德早在1926年撰文捍卫“非专业性分析”(analyse laïque)开始[4],一代又一代的分析家们便轮番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这在精神分析短暂的百年历史之中俨然已经构成了某种“强迫性重复”的“传统”,从而也在精神分析话语的内部派生出了任何分析家皆无法回避的一个政治性的面向和实在的僵局。
毕竟自福柯(Michel Foucault)以来,我们便深谙话语总是不可避免地联系着某种权力,以及在此种权力结构下会生产出怎样的社会关系,况且权力关系的不同策略也会构成不同“知识型”(épistémè)的基础。另外根据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我们也清楚但凡涉及到语言的角色和功能,人们便势必会触碰到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正是在这里我们被呼吁去反抗所谓的“平庸之恶”(banalité du mal),亦即对于权威体制和意识形态机器的无脑盲从!在这一问题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并非自发性的话语自然也是脱不开干系的,何况早在弗洛伊德的时代,分析话语的这一政治属性(无论是其在内部遭受的分裂还是其在外部遭遇的命运——例如:在德国遭到纳粹意识形态的迫害,在美国沦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便已然是大家心照不宣但又绕不过去的“僵局”。然而,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如何在言说和行动上来开显这一“无意识的政治”?又要如何来缔造一种新型的“社会联结”或“话语勾连”以便去实现主体的独特性(此在)在公共空间(共在)中的“在世”展开?以及,要如何以精神分析家的训练来重新扭结精神分析话语所蕴含的这一政治面向与临床维度?
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又再度将我们拉回到了拉康在1964年对其精神分析组织的构想。大家知道,这一时刻在拉康的职业生涯中恰好标志着一个关键性的断裂与阶段性的转折,这不单是因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在当时将他“逐出教会”,抹消了他作为训练性分析家的资格,更是因为拉康在此时决定去创建他自己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EFP)。我们可以从拉康写给其弟子塞尔日·勒克莱尔(Serge Leclaire)的一封书信里得知,当时他期待在其学派中实现的工作正是对于精神分析家的训练:“这十年来我都在竭尽全力地想要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分析训练,一种并非谎言的训练”[5]。继而,拉康在其1964年的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里宣告:“只有一种精神分析,亦即训练性精神分析”[6]。
这一“训练”被拉康联系于“无意识的构形”(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从而也在其“并非谎言”的意义上联系着“并非全部”的“真理”,而这便远远超出了任何打着“专业”旗号的所谓“职业培训”(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的范围(服从于“主人话语”的逻辑而处在“精神分析的反面”),这就是为什么拉康在1973年谈到“通过”的经验及其传递的时候说他“从未讲过精神分析的培训”。正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澄清一个可能的混淆,这一混淆长期以来都一直存在于精神分析的体制与教学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训练”(formation)与“传递”(transmission)区分开来,特别是我们不能太过于强调所谓的“传递”而忽视了精神分析家的“训练”本身!因为训练联系着无意识的“真理”(vérité)或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去蔽”(aletheia),而传递则更多在巴门尼德的意义上被联系于那些人云亦云的“意见”(doxa),亦即所谓的“三人成虎”。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传递的仅仅是精神分析的“知识”——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的是,这样的知识对于无意识的享乐却“什么也不想知道”并且也总是伴随有一个“误认”的维度——但“真理”却只能被创造而无法被传递!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把那些单靠搬弄理论知识而进行的分析称作“野蛮分析”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无论对于分析家还是对于分析者而言,分析的训练都总是意味着精神分析始终是一个需要被重新发明创造出来的东西,它并不符合于任何既定的标准或是规范化的操作!
俄狄浦斯”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回到拉康”则是我们的“尤利西斯”,因为正是这个拉康在以“绝对孤独”的名义召唤我们去经历一场“奥德赛式返回”的冒险!
如今把我们聚集起来的正是这一“圣状的政治”,它驱使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其自身独特性的创造之中重新体认出自己与精神分析的关系(注意:这里并不是与分析家的关系)。拉康在《建立的行动》开篇便写道:“正如在我与精神分析事业的关系中我始终是孤独的那样”[7],难道他的这一“孤独”没有敲打着我们每个人去叩问自己与精神分析事业的关系吗?对于我们来说,行知学派(EPS)的建立便恰恰是为了要去承载这一“共同的孤独”!正是经由“学派”这一能指对于“共同孤独”作为集合的圣状化“增补”,我们才从个体性的“孤独”(solitaire)走向了集体性的“团结”(solidaire)[8]。如果说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构成了他的“二学派的结构与功能
“学派”一词要在如下的意义上来理解,
亦即它在古代意味着某种避难场所,
甚至是反对文明中的不满的作战基地。
——雅克·拉康[9]
任何体制一旦离开了运作便形同虚设,何况正如拉康所言,“我们只有在运作中才能建立一种新的体制”[10]。因此,为了将拉康创立的这一新的体制投入运作,我们便有必要在这里明确拉康学派的组织结构及其承担的相应功能。
首先,在组织结构的问题上,拉康坚持主张一个精神分析的共同体必须以精神分析的话语作为其主要的导向,而在此话语的逻辑下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学派便决不意味着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而是一种其运作将以经验来巩固的“循环组织”[11]——这也是拉康学派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及其领导下的各个附庸精神分析组织之间的一项根本性的差异——拉康极具讽刺性地将IPA这样的组织戏称作SAMCDA,亦即“反分析话语互助学会”(Société d’Assistance Mutuelle Contre le Discours Analytique)。
对于这一循环组织,拉康在《建立的行动》中划分出了三个部门并以“卡特尔”(cartel)小组的工作(我们在稍后将会对此有所论及)来保证它们的运转。这些部门不论在其内还是在其间皆不包括任何等级的制度性区分,故而也符合于拉康在分析家的训练问题上提出的从“被动接受训练”(être formé)到“主动训练自身”(se former)的基本原则[12]。遵循这一训练的逻辑,我们行知学派也将采纳这三个部门作为奠定学派训练系统的结构性框架,亦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