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对好莱坞的影响
Lawrence R. Samuel 文
mints 编译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电影明星们都被精神分析迷住了。
如果您非常熟悉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好莱坞的电影,那么您就会知道精神分析在当时的好莱坞有多受欢迎。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剧情经常出现在那个时代的电影之中,这在当时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名人们特别喜欢躺在躺椅上接受分析、体验自己的内心世界。马龙·白兰度就是这样一位电影明星,他认为精神分析有助于深入地了解自己,以及人性状况。
事实上,精神分析改变了白兰度对表演的看法;这就是他在60年代初选择仅仅拍摄仅有的几部电影的原因——白兰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只出演了两部电影,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制作和导演上。
他在1960年说:“大体上来说,演戏是一种神经症冲动的表现,”他相信,演员选择拍电影是因为“演戏可以对他们的自恋有支撑作用。”
很明显,白兰度很顺畅的剖析了演员的内心,毫无疑问,他在精神分析的躺椅上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也非常精通弗洛伊德理论。他继续说道:“可以说,演员扮演的角色是他们自己的化身,通过这种扮演,演员从神经质抑制的束缚中解脱而出。”白兰度得出的结论是,电影明星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爱和关注”。
白兰度甚至考虑完全退出演艺圈,尽管他最终还是有所保留。他承认:“演戏带给我的主要好处就是,我赚的钱可以负担我的分析费用,”这句话意味着他会有更多的拍戏机会,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他的灵魂探索。
20世纪60年代,有许多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改变生活的体验,白兰度只是其中的一位。演员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说,精神分析“让他(白兰度)焕然一新”。
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每周要去见心理医生两次。“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霍夫曼在1968年说。他因为拍摄《毕业生》和《午夜牛郎》而名噪一时,这让他非常不舒服。“精神分析是我逃避这些东西的方法,我知道它帮助了我。”霍夫曼解释说,他认为精神分析可能不适合那些“喜欢疯疯癫癫”的人,但精神分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一种体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是有些神经质。”
霍夫曼认为他在躺椅上的体验对他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在表演中越了解人性,你的表演就会越好。”这种说法也许适合任何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