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对好莱坞的影响
Lawrence R. Samuel 文
mints 编译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电影明星们都被精神分析迷住了。
如果您非常熟悉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好莱坞的电影，那么您就会知道精神分析在当时的好莱坞有多受欢迎。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剧情经常出现在那个时代的电影之中，这在当时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名人们特别喜欢躺在躺椅上接受分析、体验自己的内心世界。马龙·白兰度就是这样一位电影明星，他认为精神分析有助于深入地了解自己，以及人性状况。
事实上，精神分析改变了白兰度对表演的看法；这就是他在60年代初选择仅仅拍摄仅有的几部电影的原因——白兰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只出演了两部电影，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制作和导演上。
他在1960年说：“大体上来说，演戏是一种神经症冲动的表现，”他相信，演员选择拍电影是因为“演戏可以对他们的自恋有支撑作用。”
很明显，白兰度很顺畅的剖析了演员的内心，毫无疑问，他在精神分析的躺椅上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也非常精通弗洛伊德理论。他继续说道：“可以说，演员扮演的角色是他们自己的化身，通过这种扮演，演员从神经质抑制的束缚中解脱而出。”白兰度得出的结论是，电影明星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爱和关注”。
白兰度甚至考虑完全退出演艺圈，尽管他最终还是有所保留。他承认：“演戏带给我的主要好处就是，我赚的钱可以负担我的分析费用，”这句话意味着他会有更多的拍戏机会，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他的灵魂探索。
20世纪60年代，有许多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改变生活的体验，白兰度只是其中的一位。演员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说，精神分析“让他（白兰度）焕然一新”。
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每周要去见心理医生两次。“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霍夫曼在1968年说。他因为拍摄《毕业生》和《午夜牛郎》而名噪一时，这让他非常不舒服。“精神分析是我逃避这些东西的方法，我知道它帮助了我。”霍夫曼解释说，他认为精神分析可能不适合那些“喜欢疯疯癫癫”的人，但精神分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一种体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是有些神经质。”
霍夫曼认为他在躺椅上的体验对他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在表演中越了解人性，你的表演就会越好。”这种说法也许适合任何的职业。
然而，不是所有名人都受益于精神分析，朱迪·嘉兰（Judy Garland）的姐姐维吉尼亚·汤普森（Virginia Thompson）在196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精神分析与她性格的改变有很大关系，”她认为精神分析让加兰（而不是好莱坞的主管）陷入了酒精和药物依赖。作为姐姐回忆说，加兰在19岁左右就接受分析，在那之前，她还记得自己是“一个特别(unusually)健康的女孩”。
对流行歌手凯蒂·卡伦（Kitty Kallen）来说，她个人的分析也是个糟糕的选择。卡伦在1954年被Billboard和Variety评为“年度最佳歌手”和“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卡伦的《Little Things Mean a Lot》广受大众欢迎。不过，每当她在现场观众面前表演时，就发现自己患上了一种神秘的喉炎。当她在录音室唱歌时，她的声音又会变得很好，这让她意识到，这是心理问题，而非身体的问题。
Little Things Mean A Lot
Kitty Kalen;Jack Pleis And His Orchestra - Little Things
卡伦接受了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家的治疗，后来，她在1960年讲述这一经历时，说自己后悔接受了精神分析。她对《华盛顿邮报》说：“五年来，我一直处于精神分析的魔掌中。”她每周24小时的治疗不仅让她花费了不小的一笔钱，而且，据说几乎毁了她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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