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和阴茎嫉羡——失败的勇气
Riya Yadav |《心理学家》
mints 编译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和最具影响力的医生之一。他引入的新理论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对心理学影响甚至在21世纪依旧不衰。但是，他的无意识理论和治疗技术，也因为争议性的概念而备受病垢……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幼儿对异性父母有一种无意识的渴望。这是性心理发展的阳具阶段（3到5岁之间）的必要组成部分，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不及时处理，它可能导致恋童癖。俄狄浦斯情结被认为是“父权制物质的再生产(physical reproduction of patriarchy)”，并导致了当今社会不同的性角色。
弗洛伊德对女性的看法也颇有争议，他认为性生殖功能支配了女性的生活。甚至在1925的《性解剖学差异的若干精神结果》(1925J)中写道：“女性反对改变，被动接受，而且一点儿也不给自己添加任何东西”。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女人只是没有阴茎的男人（Cohler & Galatzer-Levy，2008年），所以他顺势引入了“阴茎嫉羡”的发展阶段——女人意识到自己并不拥有阴茎，并且体验到了对男人的嫉妒，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女性的行为。弗洛伊德声称，他们克服阴茎嫉羡的唯一方法就是生一个自己的孩子——甚至尽可能地暗示，在她们努力获得一个阴茎的过程中，她们想要的是一个男孩。
他的这个不公平的理论建立在（只能与男性气质直接相关的）没有女性气质的模型之上。他认为女性的道德感永远不如男人，据说男人的超我更多一些。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海伦·朵伊奇（Helene Deutsch），这位弗洛伊德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协会的第一位女性，她在1918年加入该协会之前已经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与女性性欲的精神分析书籍。Deutsch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之一，在研究女性心理发展过程中，她扩展了弗洛伊德的基础，认为女性具有“被动的受虐性”，并且认为女性的出生只是为了生育。据她说，年轻女孩缺失阴茎意味着她不再认同她的父亲，并继续发展被强奸的幻想。Deutsch认为，“强奸幻想(rape fantasy)”是女性性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由缺少阴茎所决定的女性人格观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强有力的强化。
在弗洛伊德的自己时代，阴茎嫉羡的概念就遭到了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尼的批评。她的批评实际上导致了女权主义心理学的形成，她提出了被称之为“子宫嫉妒(womb envy)”的观点，即男性因不能生育而做作。她解释说，男性嫉妒“女性的生物学功能”（如母乳喂养、怀孕），并称之为“男性为了成就而努力奋斗是一种过度补偿”（Linda Brannon, 在她的《性别：心理学视角》书中提到）。霍尼推理说，弗洛伊德的阴茎嫉羡理论在被当作一种隐喻时更有意义；阴茎嫉羡象征着男人经历社会声望和地位的渴望。因此，由于性别原因，女性因为缺乏自由和社会地位而感到自卑，而不是因为她们在身体上缺乏阳具。
弗洛伊德回应霍尼，写道：“如果一个女性分析师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对阴茎的强烈愿望，也没有在她的病人身上适当重视这一因素，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非常惊讶。”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霍尼形成的子宫嫉妒概念，植根于她自己的阴茎嫉羡体验。在弗洛伊德提出女性理论50年后，女权主义者理论家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于1986年出版了《A Desire of One's Own自己的欲望》，她在书中写到了俄狄浦斯情结如何只鼓励父权制的等级制度。她还写道，阴茎嫉羡并不是由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阴茎缺乏，而是由于社会文化原因——使之成为女性性特征中无关紧要的一部分。
在21世纪，霍尼和本杰明的阴茎嫉羡观点可能比弗洛伊德的观点更有意义。正如Clara Thompson在1943年的一篇论文中所提出的那样，更为合适的解释是社会嫉妒——“对父权制下女性从属的社会学反应”。世界上大多数社会都可以理解女性对男性的权力和威望的嫉妒。无论是街头性欲化的评论，还是到10%的工资差距，男性往往更具有支配地位。很多心理学家都反对弗洛伊德，但是阴茎嫉羡的概念已被创造，并且造成了伤害。但是，除了一个略带愚蠢的理论和一些象征性的使用之外，如果不是太过文实，是否还有更阴险的影响呢？对于那些受其影响的施暴者而言，阴茎嫉羡是否是他们逃脱的一个途径呢？
挽救他的事业？
癔症(Hysteria)，是指无法控制的过度情绪，源自希腊语中的子宫hystera。这是一种认为只有女性才会得的病。症状包括紧张、幻觉，最重要的是情绪的爆发。弗洛伊德通过和癔症女性交谈来治疗她们，并得出结论：心理创伤和遗传倾向导致了癔症。在1900年发表的朵拉案例研究中，朵拉声称自己小时候被家里的朋友骚扰，结果弗洛伊德驳斥了她的说法，并建议她进一步想象。
实际上，弗洛伊德一开始是支持被压抑的想法的，最初的工作致力于研究创伤的影响，揭示家庭中发生的性虐待。他认为，童年时的性虐待导致了许多病人的神经症和其他的精神健康问题，弗洛伊德是第一个相信他的病人说的是实话的精神病医生。他在19世纪90年代的早期论文中欣然采纳了解离的机制，并于1896年4月发表了一篇名为《论歇斯底里病因》(1896c)的演讲。弗洛伊德强烈相信他的“诱惑理论”，并写信给他的密友，告诉他们，他在尸检中看到了一些“医学界不愿注意的东西”——被强奸和谋杀的儿童尸体。
不幸的是，他的同道们坚持认为，一个孩子的性虐待报告是假性性幻想的症状表现——一种病理性的虚构或幻想。他们对弗洛伊德的想法感到震惊，为了挽救他的事业和名誉，弗洛伊德选择不予考虑受害者的申诉。这正是促使他引入“俄狄浦斯情结”和“阴茎嫉羡”的原因，以此来解释病人的强奸“幻想”。
至于弗洛伊德为什么放弃最初的主张，有几种说法，从否认自己的个人经历，到试图在1896年演讲后挽救自己的事业，或者，他知道这个有影响力人大都是社会中的施暴者，人们根本就不会理会他的主张。后来，精神分析家Jeffrey M. Masson称弗洛伊德的决定是“勇气上的失败，而非是临床或理论上的洞见。”
一针见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897年进行了自我分析，使自己成为他的第19个病人。他得出的结论是，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表现出同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这意味着他们在孩提时代也经历过性虐待。这个观点是不可想象的，并且有人推测弗洛伊德宣称自己病人的故事是幻想，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
Florence Rush在1980年出版的《密不透风的秘密》(The Best Kept Secret)一书中写道，显然，弗洛伊德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指责父亲。他案例中的施虐者是姐妹、兄弟、姑姑、叔叔甚至家庭教师，但从未是父亲，在一篇错误发表的文章中，指责一个14岁的叔叔是骚扰她的人，但几十年后暴露出的事实却是她的父亲。Masson还认为弗洛伊德的决定受到了他自己认识的虐待者的影响。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Fliess，被怀疑骚扰了他自己的儿子。弗洛伊德经常对Fliess吐露心声、给他写信，讨论他如何相信歇斯底里或心理障碍是性虐待的结果。当弗洛伊德意识到Fliess本人为这样的虐待而感到内疚时，他觉得自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论和证据。
Rush在她的书中写道：“世界遵从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且对小孩的性虐待毫不在意。”（第96页）。Masson在1985年出版的“《对真相的攻击》(Assault on Truth)”中支持了她的观点，Masson说：“弗洛伊德知道虐待儿童及其破坏性的后果，但是他压制了这些信息，并把强奸的记忆归因于幻想。”
历史的倒退
弗洛伊德试图不顾一切地挽救自己的事业，赢得大众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弗洛伊德已经将成人向孩子们“传授”做爱的卑鄙行为正常化了，这不仅让当时的女权运动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也让未来几年的心理学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不予理会女性及其“歇斯底里”（掩盖她们遭受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导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创伤研究的空白，进而继续影响了一战士兵（的治疗）。正如《新科学家》的一位书评人所说，“（弗洛伊德）驱逐了任何……想批评父母的人……他让我们对虐待儿童的理解倒退了100年”（1996年4月27日，第49页）。
其他人也加入了他们说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掩饰”的批判之中。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工作者Florence Rush揭露了弗洛伊德不愿揭发罪犯的情况，因为这些罪犯不仅被视为社会上值得尊敬的人，而且被弗洛伊德视为自己的朋友。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因此能够隐藏他们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性行为。Rush认为，弗洛伊德只要求尽可能慎重的进行性行为，以确保“维多利亚时代体面的面子”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任何企图揭发违法者的行为都只会暴露受害者自己所谓的性动机，使他们进一步被羞辱；“隐瞒是他们唯一的手段”。
1971年，Rush在纽约激进女权主义者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儿童性虐待的论文。她认为，儿童性虐待是制度化的父权制、女性的无权利以及主流家庭结构的一个症状，无论我们多么频繁的看到了这种安排对妇女和儿童造成的毁灭性有害影响（Satter，2003年，第454页）。Rush激发了许多女权主义者，如Susan Brownmiller (1975) and Louise Armstrong (1978)。他们试图让公众认识到，围绕儿童性虐待的沉默和耻辱如何捍卫了性别特权和等级制度（Olafson等人，1993年）。
即使在今天，遭受创伤的人仍被耻辱左右，受害者往往认为他们受到的虐待是应得的、是他们想要的或想象的。驳斥和公然否认创伤性暴力的现象依旧存在，而且，只要有人支持弗洛伊德错误观点，这样的做法就可能存在。 ψ
参考文献
- Benjamin, J. (1986). A desire of one’s own: Psychoanalytic feminism and intersubjective space. In T. de Lauretis (Ed.)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Language, discourse, socie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Brannon, L. (1996). Gender: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Boston, MA: Allyn & Bacon.
- Freud, S. (1925). Some psyc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SE 19, 243–258.
- Masson, J.M. (1984). The assault on truth: Freud’s suppression of the seduction theory. London: Faber & Faber.
- Olafson, E., Corwin, D.L. & Summit, R.C. (1993). Modern history of child sexual abuse awareness: Cycles of discovery and suppressi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7(1), 7–24.
- Rush, F. (1981). The best kept secret: Sexual abuse of children. New York: McGraw-Hill
作者Riya Yadav在德里学习英国跨学科课程的12年级学生，她希望成为一名心理学家。
译者mints心理咨询师。以心理动力学、图式治疗、慈悲聚焦疗法为来访提供洞察和改变的心理空间。咨询预约微信mint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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