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IS IT LIKE TO BE A PHILOSOPHER?
在这次访谈中，David Chalmers， 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心灵，大脑和意识中心的联合主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讨论了他在澳大利亚长大的犯罪祖先，他小时候的音乐形象（他曾经是一个音乐色彩通感者），在高中用穿孔卡给电脑编程，打荷兰式篮球，主修数学，培养对亚洲哲学和意识的兴趣，被鼓励正式学习哲学，钻研心灵哲学，琢磨他的研究生写作范本（他认为僵尸是存在的），搬到印第安纳州并与道格·霍夫施塔特合作撰写他的论文，而这篇论文最终将成为了意识心灵，写作障碍，终极飞盘，学术界的运气，成功，名望和特权这些因素的关键，让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个愉快的空间教学（圣克鲁斯），前往亚利桑那州，他帮助创建和指导意识研究中心，PhilPapers，PhilJobs的起源，PhilEvents和PhilX特许经营的未来，回到澳大利亚并建立第二个意识研究中心，在纽约大学工作并改进那里的研究生气氛，他在纽约看到的最奇怪的事情，哈德逊山谷，科技哲学，对待人们的影响，我们不同意像白痴病患者，学术界的浪漫，哲学部门的排名，哲学中的多样性问题，哲学，公共哲学，哲学在个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优点和缺点，会见奎因，他的哲学家，有意识的机器，皮夹克，Ziggy Stardust，塞尔玛和路易斯的相册，以及他的最后一餐......
[2016年9月28日]
你在哪儿长大的？
我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而我的父母居无定所，因此我作为学龄前儿童在波士顿和伦敦度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住在悉尼的几个不同的地方。当我9岁的时候，我们搬到阿德莱德，在那里我待到21岁
。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我想我只有一次关于悉尼的记忆，那是在出国之前三岁的时候。在Camperdown（坎珀当）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站在我们家的前花园里等着妈妈从她教书的学校回家。我不太确定这是一段记忆，还是一段拥有记忆的记忆，因为我已经多次回忆过这可能是第一段记忆。我也有一些来自波士顿和伦敦的类似连锁记忆，以及一些照片记忆，这些照片记忆与周围仍然存在的照片貌似吻合。在我五岁的时候回到悉尼之前，我认为我不会有偶然的新回忆。
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喜欢什么？
我的父亲他是一名医学研究员，在他79岁时仍然在研究他的领域。他在埃及长大，讲法语，并于1947年和他的妹妹及母亲一起搬到澳大利亚。他的母亲是一位钢琴家，在开罗跟随鲁宾斯坦（著名钢琴演奏家）学习钢琴，然后在悉尼建立了一所钢琴学校（唉，我没有继承任何才能）。我的父亲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高血压方面，并帮助在阿德莱德和悉尼建立了主要的医疗机构，同时在世界各地旅行，并且也花了大量时间陪伴他的家人。
我的亲生母亲做过很多事情 - 老师，店主，社会工作者，灵性导师和学者。很长一段时间，她在位于悉尼的一个破败地区名叫Kings Cross的地方经营一家商店，真心为在那里遇到麻烦的年轻人提供便利。后来，她在悉尼郊外的蓝山（Blue Mountains）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帮助吸毒成瘾者可以重新走上正轨。如今，她主要从事自己在精神主题方面的学术研究。
很多人都能观察到，不难看出一位头脑清醒的科学家与一位唯灵论者结合然后生下我！我最近还发现，我是母亲身边的四个囚犯的后裔（通过她母亲的母亲）：一名伪造者，一名盗贼，一名长袜小偷和一名在第一舰队相遇的羊肉小偷。几十年前，这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个轻微的尴尬，但现在却是一种自豪感。
我父亲和母亲在我5岁时离婚，我从7岁左右就和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所以我有三个父母。我的继母和其他两个一样重要！她是一名医生，今年刚刚在悉尼的医院退休。她在医学教育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并在几年前帮助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建立了新的医学院。
你有兄弟姐妹吗？
是的，我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弟弟，包括一个比我小两个月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们都很不一样。在成长过程中，海伦是社交者，我是极客，马特是运动员，迈克是企业家，约翰尼是音乐家。现在我们分别在健康，学术，金融，商业和媒体领域，每个人都做得很好。整个家庭 - 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的伴侣和孩子 - 最近访问了纽约，以帮助庆祝我的50岁生日。这让我很开心！
作为一个小孩，你为了好玩做了什么？
每个人都说我是一个书呆子，总是把头埋在书本里。我还记得在外面玩的很多时光。在悉尼，我们住在海港附近，在我们居住附近海湾的红树林中不断冒险。在阿德莱德，我们在小溪里玩耍，穿过我们的后院跑来跑去，并在整个社区骑自行车。
有没有迹象表明你会成长为一名哲学家？
我不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我的父母认为他们曾经发现我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我很不好意思的说其实我觉得试管更酷。我对于哲学了解的一点也不多。不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对意识感兴趣。小时候我是个孩子音乐颜色通感者——音乐对我来说有颜色。有点令人失望的是，大对于多数歌曲，我觉得是暗棕色或橄榄绿，但偶尔也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我记得甲壳虫乐队的《Here,There,and Everywhere》是鲜红色的。这种通感在20岁左右就消失了。我从那时起就有一个日志条目，上面写“歌不再有颜色了。发生了什么？” 作为一个孩子，我不确定我是否意识到这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我认为它让我对感官体验的世界着迷，尤其是色彩体验和音乐体验。
所以，在高中时，作为一个青少年，你有开始考虑你将要以什么谋生或者你将要在大学里主修什么专业？
在高中时，我很清楚地觉得我将要做数学（或者是我当时称之为数学，但是对于你我将使用美式版本）。我喜欢数学，并尽可能多地学习数学。我记得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南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State Library of South Australia)，通读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的所有“数学游戏”专栏。我参加了数学竞赛和数学暑期学校，几乎看到自己将成为一名数学家。
唯一可能替代数学的是某些涉及计算机的东西。自从我第一次玩一台电脑以来，我很喜欢计算机，并且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在我父亲的工作中用BASIC语言写了一个小程序。在我的学校，我们没有电脑，但是我曾经靠用铅笔在穿孔卡（早期用于标记数据）上编写一些程序，将它们发送到镇上另一边的计算机，并在第二天获得打印输出（通常输出结果为“语法错误”）。当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于1978年问世时，我对它们很着迷，每天下午都要去电脑商店玩Apple II（早期苹果电脑）。最终，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台属于我自己的。
你喜欢什么？艺术？音乐？科学？体育？
当然是科学。我读了所有我可以掌握的科普知识。艺术，不是那么多。音乐，尽管我缺乏天赋，但我在大提琴演奏了几年，之后还演奏了钢琴，但我并没有这些方面的天赋。我一直很喜欢体育，但也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在小学打过板球和澳大利亚足球，它们仍然能给我带来最大的运动激情，尽管我很不擅长踢足球，以至于后来我被降级到了比我小的年龄组。我哥哥马特和我经常在我家对面的马路上打澳大利亚对西印度群岛的板球比赛，一直到他和我变得有各自喜欢的联赛。我也和其他两个兄弟在一个团队中打了几年网球。后来在大学里我打过荷兰式篮球——这是来自荷兰的一项相当模糊的篮球运动。我并没有真正的玩过任何运动，但我仍然在网上真心地观看许多运动比赛（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其他国家的比赛）。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去看过板球和足球的世界杯，我也刚刚在现场看了我的第三次奥运会。
哇！你是个好学生吗？
大概是吧。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我在州级和国家级别赢得了很多数学竞赛，并代表澳大利亚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这是我与至少两位其他哲学家，Kevin Davey和Brian Weatherson共有的财产）。我在人文学科上的成绩很糟糕。我的英语老师曾经（很合理地）抱怨我在课堂上玩魔方。
你参加派对了吗？
我在高中时是一名典型的书呆子，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很多派对。在我上学的那段时间，伴随着经常性的搬家，我还是比其他人提前一年完成了学习任务。—— 虽然这确实有很好的的附带好处，即我在16岁时完成了高中学业并且继续上大学——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高中时我有几个朋友，在大部分聚会时我只会生疏地洗牌。当时认识我的人知道我这样通常会感到惊讶，他们觉得我怎么会变成了一个具有会社交的人。我非常喜欢与其他数学研究者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一块回顾我们的学术历程。
所以你说大学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它时怎样的呢？是你所期望的吗？
从理智上讲，我认为这大致与我的预期相符。在社交方面，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很幸运能够在我第一年遇到一群非常棒的朋友，他们教我如何成为一个人。我们都非常年轻，这是一段充满冒险和情绪高昂的时期。后来我搬进了一个共用的房子，在那里我们花了所有时间讨论各自的想法并认清自己。在我的记忆中，这些事情比那些学术东西更令我印象深刻。
你在业余时间还做了什么？
阅读很多书。经常打荷兰式篮球和骑自行车。丛林徒步和朋友一起露营。我支持自己开展一项医学研究项目，设计一种基于运动测试预测心脏病结果的算法（它不是很成功）。
喜欢的课程？最不喜欢的课程？
我主要做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澳大利亚学位比美国学位更集中）。大多数数学课程都是精心教授并且非常有趣。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会有很多交叉的地方，尽管我现在意识到这只是导师的不幸。
在我的第一年，我有一个额外的课程，我的母亲（亚历克斯，我的继母）建议我选择哲学。我对哲学是什么只有很朦胧的想法 - 与许多留着胡须的老家伙有关。但我查了一下，问题似乎很有趣。所以我学习了一年的哲学。Graham Nerlich教授科学哲学，Chris Mortensen教授心灵哲学，John Gill教授宗教哲学。我还记得我的导师（助教）Philip Cam的无休止争论。我非常喜欢它，尽管我的表现非常糟糕：我在课堂上获得了相当于B的成绩（A代表科学哲学，B代表心灵哲学，C代表宗教哲学）。所以我最终放弃了这项主题，尽管我认为它种下了种子。
一点点尾声：二十年后的2003年，我被邀请回到阿德莱德大学，为澳大利亚哲学协会做主题演讲。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浪子，毫无疑问，在我的旧故事中有点喘不过气来。有一次，我看到Graham Nerlich第一次穿过房间，因为当时我是一名学生并走到他面前，说：“Nerlich教授，我是David Chalmers。你是我的第一位哲学老师”。他非常好，但他的脸是一片空白 - 不记得我，不认识这个名字。作为一个浪子，这就是我想说的。
哈！你最终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你还考虑做其他事吗？
成为一名数学家似乎一直是我的命运，而且大部分时间我都没有对此有所疑惑。我一直很喜欢电脑，我想在这方面也有明显的可取代数学的部分。也许在十年或两年之后，信息技术似乎比数学更令人兴奋，我可能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并不是那么清楚。我也确实一直在思考哲学问题，虽然主要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作为一种严肃的职业可能性。我或多或少地沉迷于意识问题，并习惯于对我的朋友唠叨我的理论，就像数字一样，意识是一种“抽象”。我甚至在这个主题上向数学系做了我最后一年的重要演讲，谦虚地一次性提出解决数学哲学和心灵哲学问题的一个方案。我不确定数学家是怎么做的。但尽管如此，我也并没有认真考虑将哲学视为一种职业。
所以你去牛津大学读数学研究生？
是的 - 对于像我这样的澳大利亚人来说，牛津和剑桥一直被认为是学术界的圣地。如果当时有更多关于数学研究生院的客观指南，我也并不知道。我的顾问（比尔莫兰）提到了像普林斯顿和伯克利这样的几个地方，但他告诉我，在这些地方不能比我在牛津大学与Michael Atiyah合作得更好。因此，当Atiyah积极回应并且我获得了Rhodes奖学金到牛津时，似乎所有事情都顺理成章。
是什么让你离开数学？
说来话长。在牛津大学开始之前，我在欧洲各地搭便车游玩了大概四个月。我之前也在澳大利亚搭过一些顺风车并且很喜欢这种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接触不同的人，以及可以看到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法国，英国和苏格兰的各种小城镇。当然，我在路上花了很多时间，沿途我读了各种哲学书籍。不是分析哲学 - 我当时还没有真正了解它。我读过《道德经》，《Raymond Smullyan的“沉默之道”》，《禅宗与摩托车维护艺术”》，Umberto Eco和Hermann Hesse的哲学小说，以及有限和无限游戏作者：James P. Carse（我认为这是生活哲学中被忽视的经典）。不知何故，这让我越来越多地思考哲学，特别是关于意识。
当我到牛津时，我以为我会安定下来学习数学，但那并没有发生。我学的数学对我毫无用处。它开始显得枯燥乏味，与我最初进入该领域的真正根本问题脱节。相反，我一直痴迷于思考意识，把我所有的想法写在我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中。
回想起来，虽然我在牛津大学待了一年多，但它在理智上是我生命中最重要和令人兴奋的一年。我记得在布莱克威尔书店出版了一本关于意识的书（Mindwaves，由科林布莱克莫尔和苏珊格林菲尔德编辑），并在当时作为一个伟大的见解打动了我。像许多伟大的见解一样，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解，但粗略的想法是，我们谈论意识的机制与意识本身的基础之间必须有紧密的联系。我将其阐述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功能和行为上与我们相似但缺乏意识的存在（beings）是不可能存在的- 或者至少如果可能的话，身心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大致是因为这些存在和我们之间会有无法解决的争论）。这一切都与我关于意识作为抽象的旧观念联系在一起，现在以一种新的意识形式作为一种模式所带来的信息。
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兴奋，并试图将我的惊人见解传达给其他人。我以为我应该和一位哲学家谈谈，所以我走进了默顿街的哲学系（Subfaculty of Philosophy），遇到了Dan Isaacson，数学哲学家，是少数几个在那里设有办事处的哲学家之一。我与丹讨论了一些我的想法，他说我应该找那些研究身心问题的哲学家讨论，他提到Colin McGinn和Kathy Wilkes。于是我在心理学楼里敲了敲科林的门，他让我进去，我们就我的想法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争论。我的观点并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我感到有点沮丧和压抑，但回想起来，我至少会认真地听一个陌生人说。到目前为止，我当然已经了解了那些认为可以解决哲学所有问题的傲慢的数学家或科学家的现象！科林确实说过，如果我想认真地发展这些想法，我应该真正接受一些哲学训练，我开始考虑这些。我还拜访了Kathy Wilkes，我们喝着雪利酒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讨论，她强调了我应该考虑接受培训的想法。Kathy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关于思想实验的演讲，这个演讲是由本科生哲学俱乐部举办的，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去做哲学演讲，我认为这也是我后来对思想实验和模态感兴趣的部分原因。
我还没有读过任何分析哲学。我在Hofstadter和Dennett的系列中遇到过一些东西《The Mind's I》- 特别是Dennett的《我在哪里？》，我非常喜欢，Searle的《思想，大脑和程序》，这很有趣和令人生气，而Nagel的《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我发现很难读，但它们确实对我有一些影响。那年晚些时候，我遇到了Derek Parfit的《理与人》，我很喜欢并让我了解强大的分析哲学在解决论证时是多么的清晰与有力。我还读过Pat Churchland的《神经哲学》，它提供了对当代心灵哲学以及神经科学的很好的概述，并提供了很多不同意见。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需要在哲学方面接受适当的教育，并且我开始认真考虑变换课程。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家人都认为我疯了，因为我在数学方面有不错的学习经历，但在哲学方面却没有。我不得不承认，客观地说，我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我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个选择，但我仍然觉得有必要去尝试。它在某种程度上是解放，就好像我是第一次真正行使自由意志。感觉像是我一生都在走向数学生涯的轨道上，现在却偏离了轨道，谁知道这会导把我带往何处？
我很幸运，我的奖学金并没有与任何特定课程绑定在一起。所以，我到了Rhodes House，见了Robin Fletcher，并告诉他我的情况和我想转到本科哲学专业，可能是PPE（哲学政治经济学），以获得适当的哲学训练。当他建议我应该直接进入研究生课程（BPhil课程）时，我感到很惊讶。这在数学中根本不可能，让我认为哲学可能是没有严格标准的主题。但是我去看了Michael Dummett，当时是牛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这是我见过他的唯一一次，我不知道他在哲学领域里有何建树，但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被他的庄严，他的善良，以及他的白色香气和香烟 – 黄色头发，牙齿，壁纸所震惊。他非常鼓励我。如今回想起来，他喜欢数学家进入哲学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告诉我，我应该申请BPhil计划，并且我需要写两篇论文作为样本。
我在圣诞假期里写了一篇关于“智能行为和意识”的文章和一篇关于“心灵，模式和信息”的论文。并提交了他们。这两篇论文有很多缺陷，但我仍然喜欢它们。第一篇实际上是关于僵尸理论不可能的争论- 尽管我认为当时我仍然不完全清楚不同种类的可能性之间的区别。这两篇论文现在仍然在我的网站上。
我被B.Phil计划接受了，但与此同时我开始怀疑牛津是否适合我。牛津大学哲学方面似乎主要是关注先验的方面，而我却非常想与科学联系起来。在我的学院（林肯）的哲学研究生似乎主要是研究维特根斯坦。当我说我对意识感兴趣时，其中一个人说我应该研究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如何使用“有意识”这个词。这为我在这里定下了基调，这里可能不适合我。回想起我的大学里有一位哲学家Barry Dainton，他的兴趣与我的非常接近，但当时我们并没有真正联系彼此。另一个复杂因素是我的顾问Michael Atiyah在离开我的第一学期后回到了牛津，并且他建议我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数学。他是一个能够鼓舞人心，且非常热心的人。我记得他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一个模仿磁单极子充电，之后我问他是否可以使某个数学概念更直观。在与他会面后，我经常会有对数学新的热情，但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在我看来，心灵在心智世界中是最激动人心的未解问题，而这正是我想要关注的地方。但目前尚不清楚最好的研究途径是什么。
你是怎么在印第安纳州结束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给Doug Hofstadter写了一封信，连同我写的两篇论文。我读过并喜欢他所有的书。《Gödel，Escher，Bach》这是我在13岁左右读过的，至今仍然是迄今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在15岁左右阅读《The Mind’ I》，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心灵和意识的哲学。他喜欢我发给寄的东西，并且我们开始通信。他告诉我，他已经看到许多有前途的思想未能在哲学领域发展，他希望我不会成为其中之一（我确信我现在是其中之一！） - 虽然道格也向我推荐阅读《理与人》。
有一次，他建议我搬到印第安纳州，加入他在那里新成立的认知科学项目研究小组。在密歇根州呆了几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印第安纳州。我不知道印第安纳在哪里。我在牛津的美国朋友告诉我，那里是玉米地和保守的中心地带。但我最后还是去拜访了道格和他的团队，他们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学术话题都充满了想法。我还发现布卢明顿（美国城市）非常漂亮，是中西部的一片知识绿洲。我喜欢在广泛和开放的跨学科环境中思考，能够跟随AI，认知科学或哲学的步伐，这取决于事情的发展结果。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情况，所以带着一些遗憾我从牛津大学搬到了印第安纳州。
你有没有申请其他研究生课程？
只有牛津和印第安纳。其他研究生课程甚至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当时网络和美食报道之类的东西出现，这是否会有所作不同。毫无疑问，我已经接触过这些，至少考虑过其他选择。但与此同时，我对进入传统课程的想法有很大的抵触，我必须遵守标准的哲学训练。印第安纳州对我来说非常好。我不知道其他的事情是否会如此顺利。
鉴于你没有主修哲学，你对此有没有做好准备？
我在印第安纳州的第一年左右，实际上是读的计算机科学专业。这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对神经网络和其他新的自下而上的架构（如遗传算法和Doug自己的Copycat架构）感到非常兴奋。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这些问题，然后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关于这些主题的论文。然而，关于意识问题仍然是我的初恋，很明显，我能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哲学。所以我转换到哲学课程。我一点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记得在一开始我就被哲学课上真正的哲学研究生吓倒了。我觉得我不能像其他哲学家那样“走路”和“讨论”。但是这个话题一直与我产生着共鸣，不久之后我开始觉得哲学对我来说是一个亲切的归宿。
我的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并不完整。我学习了很多认知科学和一些随机的哲学课程。我最喜欢的一些课程是在哲学史上 - 我尤其记得Paul Spade的中世纪逻辑学以及Fred Beiser的德国社会和政治哲学。中世纪逻辑课程是我在哲学史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奥卡姆的心理语言的文章的原因。我的哲学教育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漏洞。我从未参加过古代哲学，近现代哲学或非西方哲学的课程。我也从未学过心灵哲学课程（除了阿德莱德的入门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语言哲学。我主要通过阅读来了解这些领域。
在心灵哲学中，我决定只阅读该领域的所有内容，以便能够让自己成为这个主题的专家。所以我开始诸篇阅读，在图书馆花了大部分时间阅读书籍和过期期刊。我还制作了该领域的系统参考书目，主要是为了提醒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资料已经变得很丰富了，我和一些朋友分享了它，并最终把它放在网上，多年后它发展成为在线服务MindPapers，然后是PhilPapers。我仍然对分类学抱有极大的热情，我认为心灵哲学的分类真正帮助了我去理解它。
那的气氛怎么样？友好？竞争的？还和以前的朋友联系么？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Doug的研究小组工作，这个小组位于校园外的一个很棒的大房子里。那里的大多数研究生都在那里度过了一整天的大部分夜晚时间（有些人居然会在那里通宵）。我是该小组中唯一的哲学家，主要跟随着从事AI工作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奇怪的心理学家。这是一个很棒的氛围，我们在阳光下谈论一切。道格并不经常在那，但我们每周都会举办实验室会议，并定期举办有关幽默，性别歧视和创意等主题的研讨会。我接受了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的培训，还有很多来自该组的培训。我尤其记得Bob French，Liane Gabora，Jim Marshall，Gary McGraw和Melanie Mitchell。他们都在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领域有所建树，多年来我也一直都在关注他们。
我并没有和哲学研究生经常在一起，直到我在那里的后半段时间，我才对很多人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有一个了不起的小组，包括很多对这个领域有影响力的人。也是我接近Güven Güzeldere最近的一次 ，后来他转到斯坦福大学并且编辑了关于意识上的一个大合集，而Gregg Rosenberg, ，在我在印第安纳州结束时来到那里的。Gregg和我就意识问题进行了无休止的探讨，他把我推向了泛心论（panpsychism）。从那以后，他的书《A Place for Consciousness》就成了有关这些主题的文献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心灵哲学中的其他人包括Tony Chemero（已经在具体的认知科学方面做过著名的工作），Craig DeLancey（他有一本关于情感的优秀书籍）和Allen Houng（他在分析层次上做过重要的工作，并且已经培养了许多台湾学生走向成功的哲学事业）。在逻辑学和科学哲学中也有许多人。气氛很好，尽管在认知科学方面可能没有凝聚力和智力上的兴奋程度。
你是怎么弄清楚你将要撰写的论文？
我一直想写关于意识的问题并且从未真正动摇过。不过，我也很喜欢AI专题，很多人建议我专攻这个领域，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热门话题。而意识问题被认为是相反的。当我开始读研究生时，它基本上被认为是哲学里的死胡同，充其量是心灵哲学中的一个backburned问题，其中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意向性和计算上。但这使我感觉该主题既开放又令人兴奋，最终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生期间，人们喜欢Dan Dennett（在哲学领域），Francis Crick和Christof Koch（神经科学）和写了一篇关于意识的广为人知的作品的Roger Penrose（在物理学中），逐渐吸引人们回到该领域。
我想在哲学和科学中对意识做一个大致全面的描述，同时提出一种意识的实证理论。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前几年，我写了两篇长篇文章（只在网上发表过）诣在追寻意识与我们谈论意识的方式之间的联系，但我也逐渐陷入了关于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问题。我刚进入研究生阶段，认为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虽然对意识问题印象非常深刻），但我逐渐意识到我以往所信奉的唯物主义开始行不通了，我应该是某种形式的二元论或者是泛心论者。我开始考虑很多关于zombies，supervenience(随附性)和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二维语义）。不知怎么的，在我开始积极思考之前，我就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所有这些都将构成我论文的第一个全新的章节，但当然，它最终会以探讨它自身的核心点为结束。同时对于一个意识的实证理论是我最感兴趣的，我也试图在论文中至少尝试一次。我称之为Towaed a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你和谁一起工作过？
Doug Hofstadter是我的主要指导老师。我们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问题的论文，但我们并没有在论文中密切合作。我给他看了下，获得了一些有用的评论，但他觉得有点陌生。我认为这部分是哲学术语，部分是我提倡的非还原论（nonreductionist）观点。他在他2007年出版的《I am a Strange Loop》书中说了很多，这本书是关于意识和自我，并有章节处理知识论证和僵尸。道格曾经（并且已经）在哲学方面给予我帮助过，但我需要一位哲学家担任合作导师，而Mike Dunn担任这一角色。他是一位逻辑学家，且对心灵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给了我一些有用的反馈。我的其他委员会成员是Tim van Gelder（他曾在联结主义和动态系统的哲学方面做过很多工作）和Rob Goldstone（他最近加入了从事概念和感知的心理学系）。我认为委员会对论文有点困惑，但是他们认真对待并在我的论文辩护中给了我很多挑战。
写论文难吗？
是。开始特别困难。在印第安纳州的第四年，我非常清楚自己想要写什么，但是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盯着一个空白的屏幕而不是写任何东西。相反，我会通过阅读另一本书，另一篇论文或在网上闲逛来拖延。我是一个长期的网络成瘾者 - 在那些没有网络的日子里，我会通过在Usenet新闻组（如comp.ai.philosophy）上发帖来打发时间。这本身就证明它在哲学上是有用的，我最终从这些讨论中得到了一两篇文章，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终于，在十月的一个晚上，洪水决堤，稿件涌了出来，到了早上，我已经又了一份完整论文的提供。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并在接下来的四月完成了这件事。
当我告诉别人我的写作障碍时，人们通常会笑。多年来我通过在1992-93期间的流动时期完成了很多工作，成功地提高了工作效率。21世纪初我在亚利桑那州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最后几年，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但在这之间，写作就像拔牙一样困难。在我20世纪90年代末在圣克鲁斯（Santa Cruz）度过的三年半时间里，我只写了两篇回复文章。在搬到那里之前，我写了两篇很长的文章，鼓励在心智、行为和脑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和开发，但因为不愿意修改它们，所以我再也没有提交过。我也做过很多演讲（其中许多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找到），我很后悔从未把它们写成完整的论文。
虽然这只是精神疾病的一小部分，但它仍然是一种相当严重的意志疾病，对我的生活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后续影响。多年来，我见过治疗师，阅读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也找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在堪培拉，书写和互联网工作是分开的，这对于我很有帮助。另一件有帮助的事情（我有点惭愧地说）是努力但不用特别努力去写好。我认为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的写作风格要好得多，但我目前枯燥的写作风格足够清晰，也很实用，能够让人理解我的主要观点，文章实际上就该这样写。不过，它仍然可能是一场斗争。我刚刚在两年前全职搬到纽约后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由于某种原因，其他类型的写作，比如为哲学博客做采访，就容易多了。也许我应该多利用这种方式写作！
你做什么来放松？
我去了很多电影（在我写作的封锁期间有些成瘾），玩过终极飞盘，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也喜欢布卢明顿周围的乡村，花了无数下午骑自行车或在那里的后路上开车。我特别记得印第安纳州夏天的慵懒夜晚，每个人都会坐在他们的门廊上观看萤火虫。
在研究生院，你是如何在哲学上发展的？
首先，我学到了一些学术哲学，当时我一开始并不是了解很多。其次，我对哲学领域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心灵哲学。事实证明，为了帮助自己弄清楚身心问题中出现的问题，我不得不考虑形而上学，语言哲学，认识论，科学哲学，元伦理学等等。这些问题最终对我来说真的很有意义。第三，我对分析哲学的细致手段表示赞赏，例如涉及模态，随附性和哲学语义。对于哲学以外的许多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些术语最初会让他们感到疏远，如果没有术语，那就会更容易接受 - 但我发现技术工具几乎在任何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哲学也不 例外。第四，我对先验哲学也很赞赏。我一直认为哲学与科学是一脉相承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很明显科学对哲学中许多真正重大问题的影响比人们所希望的更为有限。即使人们引入科学，它通常也是一种非经验哲学的前提在起作用。因此，我这个前数学家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害怕使用非经验推理来切入根本问题。最后，我的很多论文都有这个特点，尽管在参与意识的经验科学之前和之后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你毕业后的就业市场是什么样的？
我第一次在就业市场上获得的成功喜忧参半。我出版过不少东西，但其中大部分出版物都是关于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对许多部门来说，我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哲学家。当时就业市场非常糟糕，求职者没有得到印第安纳州部门的很多帮助。我的很多朋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工作，有些人（比如Gregg Rosenberg）离开哲学从事了其他职业。我做得还行 - 我在APA接受了三次面试（我记得在吸烟者的边缘绕圈走路）并且飞往芝加哥大学面试，我把我的写作样本作为工作谈话给搞混了，而他们正在寻找不同的材料。幸运的是，Andy Clark正搬往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哲学 - 神经科学 - 心理学课题，他给了我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职务，主要是因为我在联结主义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非常棒的。
当你住在圣路易斯时，你写下了《The Conscious Mind》，对吧？
实际上，《The Conscious Mind》只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个轻微修改和扩展版本。我在最后添加了三个新章节（已在论文的附录中概述），并在保持相同结构的同时改变并完善了一些内容。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将“先前”和“后验”内涵（对于二维语义值）改为“主要”和“次要”内涵。我在圣路易斯的第一年使用论文教了一个研究生研讨会，这些很棒的研究生给了我一些有用的反馈，然后我在第二年修改并出版了。当然，我现在对这本书里的很多观点有很多改变，考虑到它主要是在做了四年左右的哲学之后写的。出版社确实让我改变了书名。他们说《Toward a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太无聊了 - 尽管我在副标题“寻找基本理论”中对旧标题保持了轻微夸张的呼应。我在某个地方有很多替代标题。我认为我最喜欢的是“随附性与经验之歌”。
哈哈......我想你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手上受到了打击的？
很多情况是幸运的。意识科学在20世纪90年代正在复苏，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起步。在圣路易斯，我看到了1994年4月在图森举行的关于“走向科学的意识基础”的跨学科会议的广告。我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的摘要，期待它可能是一个海报展示或类似的东西，但组织者Stuart Hameroff非常喜欢这一点，他让我参加了Owen Flanagan和Alvin Goldman的哲学开幕式。在最初的几分钟里，我谈到了意识的“难问题”和“容易问题”，并在其中描述了我的非还原论方法。关于难问题的材料与观众产生的共鸣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我说的是众所周知且显而易见的事情），后来的发言者不断谈及这个想法。部分结果我最终与Christof Koch，Ben Libet和Roger Penrose等一些了不起的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会议结束后，我和Stuart，Roger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去大峡谷旅行。我记得我的28岁生日走到了峡谷的内缘，与Penrose争论哥德尔的定理，然后让他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成功反驳我（在60岁时）。
会议有相当多的媒体报道。特别是来自“科学美国人”的约翰·霍根（John Horgan）无处不在，并撰写了一篇关于会议的文章，并写道我在这次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不太喜欢他说的话（他说我说科学不能解决难题，但哲学可以 - 我永远不会这样的话），他说我应该为杂志写我自己的文章。那篇文章最终于1995年12月登出，可能阅读量比以往我写的任何其他内容都多。一个稍微更学术版的文章在the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登出，并收到了一系列的回复。因此，当The Conscious Mind于1996年4月问世时，已经很多人关注了。另一个有帮助的巧合是卡斯帕罗夫和深蓝之间的国际象棋比赛发生在书的发布时间，罗伯特赖特为时代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机器意识问题的封面故事，而我的书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 主要是我认为这是赖特自己观点的一种载体。因此，我很幸运，这本书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关注。
当然，我不仅幸运，而且享有特权。我是一名来自中产阶级学术家庭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并非巧合。最初很容易对这些好处视而不见，但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可以了解它们的运作情况。我总是有理由相信事情会对我有利，而且大多数时候，我周围的人也对我有信心。对于像我这样的背景的人来说，这两件事情都比较常见。这些大量运气轻易让我做到了这一点。假设，如果我没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权，谁知道我是否会被闪电击中，如果我有，谁知道闪电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击中我。
很高兴听到你说最后一部分，我认为这很容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成功有任何负面的意外后果吗？
抱怨是荒谬的。对我来说整体结果非常好。当然，并非事事如意。至少最初，有很多人对这个不知名的人表示怀疑，因为他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意识是一个难题）而引起了很多关注。这很公平，我很高兴让这本书跟进更多内容让其更为丰富。我有一种感觉，即本书的一些早期评论者是在回应媒体报道，而不是针对着这本书本身，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事情慢慢平息下来后，这本书似乎被哲学家视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当早期有批评时，我尽量不抱怨。我知道怨恨只会让我感到痛苦，所以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继续下去也是有意义的。因此，一些早期怀疑论者最终成了我的朋友。与此同时，学术界以外的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我今天仍然收到阅读过它的人的电子邮件，20年来这仍然让我感到高兴。
我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很幸运。除了成功的明显专业好处之外，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个人利益。我认为这让我变得更能够容忍一些人。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常常觉得有必要证明自己，有时会产生令人讨厌的结果。我不再那么想了。我会说这是一种道德运气，我很感激。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你有没有在圣克鲁斯进行过演讲？
我于1994年12月第二次进入就业市场，当时这本书正在签订合同还尚未出版。作了两年博士后之后，我对专业哲学没那么天真了，而此时我收到了一些读过且喜欢我的论文的著名哲学家如David Lewis的来信。我认为我遇到了一些怀疑主义，可能部分是由于我缺乏真正的哲学训练，但我有很多APA访谈和校园访问。就业市场上有很多很棒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成为了我坚定的朋友。我记得，在康奈尔大学工作，例如，6名决赛选手是Tamar Gendler,Alva Noë,Jenny Saul,Jason Stanley,Zoltan Szabo, 和我。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我最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赖斯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之间做出了选择。前两个学校有著名的研究生项目，但我爱上了圣克鲁斯，在中西部七年后，我想要靠近大海。
你喜欢圣克鲁斯吗？
圣克鲁斯镇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住在别人家后院的一间小木屋里，离海边只有一个街区。校园很漂亮，到处都是红木树，从哲学楼可以看到蒙特利湾的美景。我有很棒的同事。Alva Noë与我同时被聘进，我们有一群很棒的人从事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也包括Jerry Neu，Barbara Scholz，还有John Doris）。我还与隔壁的优秀语言学家进行了很多交谈，包括Geoff Pullum和Bill Ladusaw。这所大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我会和Tom Lehrer在邮件室里聊聊数学难题，我会看到Judith Butler和Angela Davis四处闲逛。我当时的伴侣住在伯克利，然后搬到了圣克鲁斯山区的一个艺术家的殖民地，所以我开着我的小敞篷车在路线1上沿着大海一直走。我还经常开车到斯坦福大学，在那里每周都有一个关于GüvenGüzeldere在CSLI组织的意识研讨会。
在那里哲学专业没有研究生，所以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本科教学中。这是我做过的第一次本科教学，我非常喜欢。那时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没有成绩考核要求，学生们充满理想主义和热情。关于教什么，我们有很多自由。除了主要的心灵哲学之外，我还记得我们教授关于生命意义的课程（使用道德经和Carse的书，以及其他阅读材料），宇宙哲学，悖论和困境，以及基于Hofstadter和Parfit的书籍的课程。
我想我现在仍然是一名专业哲学家。尽管取得了荒谬的成功，但我仍然有一些被认为是非专业哲学家的现象，而且我没有完成大量的写作。但与此同时，圣克鲁斯只是世界上不错大学之一。在我离开后的几年，我和David Hoy（曾担任我的主席）在UCSC共同组织了一个为期六周的NEH暑期学院，回来真好。
亚利桑那州是如何吸引你的？
我喜欢圣克鲁斯，但我觉得这缺少研究生项目。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微弱的非现实性与副现象性（epiphenomenality）。感觉有点像生活在另一个维度。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特别是在图森郊外的山上，我最终生活在那里，并且在那里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让我有所作为。通过有关意识的会议，我与亚利桑那州有了很多接触，从1996年的第二次意识会议开始，我就参与组织了这个会议。我还帮助那里的人们获得了一个新的意识研究中心的资助，这个中心刚刚开始，我最终担任了他的负责人。我认为这是同类中的第一个这样的中心（现在有很多），帮助该领域发展的机会是该中心的一个主要的吸引力。该提议实际上是由哲学家们主动提出的，他们当然是一个拥有强大博士课程和强大认知科学课程的优秀团体。最后，我在亚利桑那州的工作比在圣克鲁斯更专业，回想起来我在那的五六年更充实。
你觉得那里怎么样？
我非常喜欢亚利桑那州的这个系。这里有很多很棒的人。如果要提一些人的名字的话，那我的把整个系的人员都提一遍。主席，Chris Maloney,认为他的使命是相信部门中的每个人，并确保每个人都尽可能快乐和满足。这创造了一种非常融洽的氛围。突然成为该部门的高级成员并承担真正的责任也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研究生项目。那时有一大群学生，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赚了不少钱。这部分是通过教学研讨会和监督论文，部分是通过哲学对话，部分是由于作为研究生主任与学生保持联系，我做了三年。对我而言，这种责任帮助我从一种本质上以自我为中心的职业生活方式（在上面的叙述中反映出来）转变为一种更以他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当然，本科教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但至少对我而言，这种承诺更有限的且可分离的。研究生更像是家庭，研究生院里的事情将影响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所以和他们一起工作是一种特殊的特权，对我来说，这为哲学家有时失重的生活增加了一些重量。
你于2004年搬到澳大利亚。你为什么回来？听起来你在亚利桑那州有非常好的事业。是因为家人才选择回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吗？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所有星星齐平的时刻。我喜欢亚利桑那州，但我已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我一直希望在某个时候回到澳大利亚。我的家人在那里，我强烈认定自己为澳大利亚人，尽管我现在的口音比较杂。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一些有吸引力的奖学金，以吸引成功的澳大利亚人从海外回来，其中包括可以支持我建立一个意识中心的主要研究。当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哲学之地。我曾经去过几次，并且在2003年夏天，在那访问期间，我度过了两个月美妙的时光。感觉就像整个哲学世界都经过这里。我一直对弗兰克·杰克逊，菲利普·佩蒂特，迈克尔·史密斯和丹尼尔·斯托尔加尔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家有关的所提出的“堪培拉计划” 抱有很大的同情。因此，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询问我关于申请其中一项奖学金的事情时，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结果比我预料的还要好。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高度非正式但强烈的哲学氛围对我来说非常棒。每日下午茶以轻松的哲学讨论而闻名，每周多样的讨论是富有成效的哲学互动的典范。我从同事那里学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哲学中心主题的会议。意识中心带来了一系列优秀的博士后和访客。ANU的一些不确定因素意味着那里几乎每个人都能茁壮成长，尤其是研究生。我最终指导了很多领域的博士论文（语言哲学，形而上学，物理哲学，形式认识论和决策理论，以及心灵哲学），每个人都做得很好。我在那里完成了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多的写作。我甚至喜欢上了澳大利亚人喜欢诋毁的堪培拉。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天然的灌木环境非常华丽。我也很高兴一条路就能通往住在悉尼的家人。另一方面，我的学生David Bourget和我建立了PhilPapers，这变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是的，你之前提到过PhilPapers。MindPapers是如何演变成PhilPapers的？
2004年底，我收到了多伦多法裔加拿大研究生David Bourget的电子邮件。他写了一些很酷的软件，为我的心灵哲学书目添加了许多功能。事实证明，他既是一位出色的软件工程师又是一名致力于意识研究的很棒的心灵哲学家。我们通信了，不久他就转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我的博士学位。在他的业余时间里，他进一步开发了参考书目软件，并在2007年左右我们将它作为MindPapers发布。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将MindPapers软件扩展到所有哲学领域并不难，所以David继续工作，并在2009年初我们将它作为PhilPapers发布。我们最初认为它主要是一个哲学在线工作的数据库，但当然很快哲学中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能在网上找到，再多做一点工作，它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索引。
我们一路上经历了很多小冒险。例如，我们错误地发布了PhilPapers，而这就在我去Bowral的伦纳德科恩音乐会的同一天，Bowral在堪培拉和悉尼之间。音乐会刚开始， David就给我发来了紧急消息，说一家位在线出版商通过电子邮件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位院长发邮件说我们正在窃取他们的材料，院长为了安全起见，把网站离线了。我们回应说，我们只是链接到出版商的网站，因此所有问题在几个小时内就解决了。而我最终只能在我的苹果手机上看音乐会了，这种体验很糟糕。后来，这家出版商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按他们的方式推动链接，就成为 PhilPapers的支持者了。
几年来PhilPapers的未来很不确定，但现在它突然变得很好。David在西安大略省获得了终身职位，这支持他的哲学工作和他的PhilPapers工作。他很忙，现在有一小群程序员在做他以前的工作。这需要花钱，但我们得到了世界各地图书馆的资金支持，他们认为PhilPapers是一项有价值的服务。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了解这个模型的巨大成功，以至于大多数主要的大学图书馆都订阅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资维持持PhilPapers的运行，并不时的推出新服务。PhilJobs和PhilEvents似乎都非常成功。我们的下一个服务将是PhilPeople，这是一个哲学家的数据库，它将允许在多个方面进行搜索，并具有各种很酷的功能。不久就会以测试版的形式发布。
当然，大卫是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天才，并且完成了真正重要的工作，我也很自豪能够参与其中。我也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PhilPapers上，包括高层决策，维护和扩展分类系统以及与600多名志愿编辑进行互动。与这些志愿者编辑们讨论中国哲学，商业伦理以及女权主义哲学等领域来建立哲学分类的最佳方式，我们的交流通常是非常有趣的。如果有人有关于如何在任何领域进一步完善分类法的建议，请随时给我发电子邮件！
Leonard Cohen的超级粉丝。而且，PhilJobs非常有用。你是怎么在纽约大学毕业的？
当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五年奖学金用完时，一些美国的地方开始接近我。纽约大学特别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那里有很棒的哲学家，部分是因为纽约市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我并不想离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所以后来从2009年秋季开始，我就安排每年花一个学期访问纽约大学。这最终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在堪培拉平静的生活之后，纽约的兴奋是一种冲击，但在那里的一个学期后，我也很享受回到宁静的环境。但是，这种安排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堪培拉在哲学和个人方面对我来说都很安逸，但大约十年后，它几乎让我觉得太舒服了，而纽约则更像是一个挑战。所以我在2012年接受了纽约大学的永久职位，在经过五年的反复努力之后，我于2014年全职搬到了纽约，在ANU保留了一份兼职工作，以应对北方的夏天。
在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上学习哲学最好的地方工作是什么感觉？
纽约大学是一个理想的做哲学的地方。最棒的是，这里有一流的同事和研究生，以及他们参与的所有活动。这里的人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更忙碌些，但仍然会保持有很多互动。有很多联合教学：我与Ted Sider（基于意向性），Michael Strevens（在哲学分析上），Ned Block（关于心灵哲学）共同教授研究生研讨会，今年秋天我是与Matthew Liao合作教学（关于技术哲学）。在心灵哲学方面，有Ned Block和Tom Nagel这样棒的同事。我们对有关意识的研究有很多相同的兴趣点，Ned倾向于认知科学，Tom倾向于传统哲学，而我则偏向于它们之间。Nagel和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心灵，大脑和意识中心”，用以进行辩论，会议和其他活动，该中心还汇集了来自纽约市区的许多感兴趣的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
这个城市的生活充满了未知性。在纽约，我遇到了各种有趣的人，是我在堪培拉从未遇见过的，在这里我被要求做各种令人惊讶的事情。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是艺术展和电影节的评委，例如我参加了许多有趣的小组讨论。城市中的所有活动都可能耗费时间和精力 - 总有别的事情可做。因此我不认为我在这座城市做过任何严肃的写作。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于是在哈德逊山谷的树林里买了一套房子， 距离纽约市北部约一小时车程，此外还在纽约大学租了一套公寓。我的伴侣和我喜欢随时跑到树林里去。我们在美丽的环境中工作，陶醉在宁静中。现在我正望着窗外的一个小池塘，青蛙在雨后呱呱地叫个不停。不可否认，我正在做的唯一的写作是博客，这是一个开始。
我来自Catskills！你在纽约见过最奇怪的事情是什么？
它必须是飓风桑迪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停电使整个地方感受到像是世界末日后。我记得我曾徒步到纽约上城吃饭，然后走到下城到纽约大学的两座大楼里充电。我家里没有电，但与许多人不同，我有自来水，所以朋友们会停下来使用我的卫生间。在这期间，我有一个临时举办的万圣节派对。那天下午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尽管停电了，还是有大约五十人带着蜡烛，服装和乐器来了。整件事是一次亲密的体验，让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纽约人。
对于研究生来说，纽约大学的氛围是什么样的？
氛围非常好。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系里的动态，特别是如何让它成为一个尽可能适合所有研究生的好地方。几年前，我们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有一些学生不怎么开心，还有一些学生选择辍学，其中包括不成比例的女性。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具有动态，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委员会，由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参与（我在不同时间与BéatriceLonguenesse，Michael Strevens和Jessica Moss共同主持过该委员会）。我们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详细的动态调查，并从中了解了各种有用的信息，包括哪些有效，哪些无效。我们召集了一系列会议，让教师和研究生以开放的方式讨论这些问题，然后我们设立了一些任务来集中处理这些问题。
所有这些都获得了系里的通过和具体实施的很多建议。例如，我们引入了尊重讨论的指导方针，任命了一位专为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的教员，并且我们每年都会就多样性问题开设一次讲座。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加强社区凝聚力，例如在每周的午餐时间，院系老师和学生互相介绍各自的工作进展。你可以在这个系的动态及多样性页面上找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从那时起，系里的氛围似乎有了很大改善。最近的动态调查显示几乎所有方面都有很大改进。简单的说，近年来来到这里的学生似乎都很开心，学业蒸蒸日上。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就像任何其他系一样，我们需要不断努力改进。
我从中学到的一件事是，关注这些问题本身就会带来很大的不同。例如，我不知道尊重讨论的具体指导方针是否有作用，但每个人都知道系里关心相互尊重这一事实肯定起到了作用。学生们表示，看到系里集体反思这些问题，这本身就鼓舞了我们也该注意。人们也说过，仅仅是谈论以及认识到研究生院的压力和不安全感也能帮助他们在处理问题上有一些小帮助。当然，这里没有什么魔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像人类一样对待彼此并不会造成伤害。
我学到的另一件事是理智的人可以对这些事情持不同意见。在该系里，我们已就许多措施是否合适进行了多次对话，虽然大多数人都赞成重大改变，但有些人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坚持尊重讨论的指导方针会影响哲学讨论的质量）。这些问题是实质性的，确实需要慎重考虑。最后，系里还是决定推进变革，但也尽其所能来解决这些问题。有时，网上讨论的基调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任何对氛围和多样性委员会有所保留的人都是性别歧视者或种族主义者，或至少是白痴患者。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它可能导致一种不良情况，即人们不愿公开表达相反的观点。我认为我们最好承认在这些元哲学项目以及一阶哲学中存在合理分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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