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我先开始好了,先谈谈在场听众熟悉的中国处境。
我想对华人来说,这几百年来一直在迁徙的状态。有些人可能很幸运一直待在自己的故乡,有些人其实是不得不四处迁徙。直到今天,我们可以到世界各个角落看到华人。如果有机会坐下来和他们慢慢谈,问问他们的祖先是怎么样到了这个国家,如果他说的清楚,必然都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我们到海外的许多城市都可以看到唐人街,有些相似有些不太相似,这一切的后面都有一个中国人几百年来不得不移动的心酸血泪史。这样的历史事实,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挑战的事情。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强调着落叶归根,自古以来,包括唐诗宋词许多的作品,都是怀念故乡的诗词。
但是,也不可否认,有时候这样的不得不然,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可能性。美国社会学家曾经研究过,在美国,一个人的成就和他这辈子的迁徙距离是成正比的。迁徙的距离越长的人,通常他的成就越高。在这样一个经济迅速成长或者高度发达社会的情形之下,身处其中的我们当然会追求成就,而为了追求成就我们自然会迁徙。在这样追求成就而迁徙的结果,猛然一回头,自己的故乡不一定还是一模一样,甚至完全不存在了。整个经济起飞以后,你的故乡已经不再像以前的情形。
我自己是台湾中部乡下小镇长大的小孩,如今回到故乡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当年住的地方,也找不到当年熟悉的小学校。我们在变化,故乡本身在变化。我们回去的时候,可能已经变成故乡的异乡人。有一首诗,每个人应该都熟悉的:“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不改鬓毛衰。童子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一天回家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处境。
中国人的文化骨子里,从落叶归根到现在处处为家,这样的激烈转变,怎么样才能够重新建立起一个家的感受,这是一个新的挑战。现在社会中很多必须要迁徙的人,这个问题也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重新出发的思考。
家对我们的心灵是如此重要,我们要怎么思考近代历史中不断迁徙的状况。Diaspora这个名词,不管是翻译成离散还是花果飘零,在目前人类的各种文明当中可能是在犹太人文化里探讨最深的,尽管这个字是从希腊字源衍生而来的。在近代西方文化里,因为讨论犹太文化,这一方面的思考给加深了。我们一方面是四处流离失所,失去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另外一方面却又是抛弃旧有的束缚,在新的地方开始有了新的认同和思考。到底这两个之间怎么处理,在犹太文化里面又是怎么样的,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想请身为犹太人的Robi来给我们讲讲是最合适不过的。
R:首先我希望我能够理解到你谈的那个方向和你谈到的问题。今天晚上我很高兴能有那么多的听众一起在这里。既然大家对中国的离散那么感兴趣,也对我们犹太人的离散那么感兴趣,其实离散是一个蛮特别的问题。
我们犹太人真的是一个小国家,虽然我们有很长的历史。早在3000年以前,我们犹太人就经历了第一次离散。那时候有超过一半,差不多几百万人被硬生生推出了我们的国度,走了上千公里到达了今天的伊拉克。当我们到达那里之后,遇到第一个议题就是适应。经过了长途跋涉,还要适应新的文化,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想说我们的国家是在适应的过程中,不断生长和发展的。
然后我们有了第二次离散。这里面伴随着两个奇迹,一般国家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成百上千年之前,我们中有些人再次回到了那个家乡,再一次居住在那片故地上,这是第一个奇迹。包括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1800年以前,罗马人抓住我们中的一些人,大部分被放在了今天的欧洲。这就是第二次离散,这次离散整整持续了1800年。而第二个奇迹是,我们又一次回家了。
所以稍后我会讲到,如果你是被一些人强制带离自己的家园,住到某个陌生的地方,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像今天,我们会说到底家对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到底在家是什么感觉?不在家又是什么感觉?这或许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今天后面也会谈到如果被抛出了一个家,在家的外面去生存,会发生什么?
王:我觉得“觉得是在家的感觉 feeling at home”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到底什么是在家,家是什么样的定义?
上一个世纪,有上百万的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来到台湾。当时他们都正是风华年纪,有些只有十五岁甚至更小,许多最多也就二三十多岁。对他们来说,本以为是暂时来到台湾,也许几个月,顶多三五年,但万万没想到,这么⼀呆就呆了50年。一直到差不多1985年左右才可以偷偷回大陆;到1990左右才可以合法回去大陆。
关于他们的飘散流离,不妨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抑郁症患者,而且是所有的办法都完全没办法治愈的。他所指的就是这些回不了家的人。1949年来到台湾的时候,可能只是20岁左右的少年,但到了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五六十岁的老年阶段。在那个时代,两岸的距离是这么的遥远,几十年下来,回家的愿望已经越来越遥远,他们完全没办法想象未来的有一天是可以回到家。他们曾经以为只要去几个月或一两年,顶多只是对日抗战的八年,但完全没有想到一呆就呆了几十年。
第一个阶段是70年代左右,那时候有一位程玉塵教授。他原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精神科教授,在三零年代所学的神经内科医学教科书是当时唯一的圣经,那个圈圈里是人手一册的。他在1949年先到美国,退休以后再到中国台湾担任客座教授许多年。程教授本身是精神科医师也是神经内科医师(神经医学与精神医学即便是在欧美,也是五零年代才正式分家的)。他到台湾客座那几年,也就是七零年代,曾经表示,那时候他在台湾看到很多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