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次到访中国,在那里度过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外国都要多,总计大约有一年之长。我想最好能借助一些文献以及对这些节选文字的解释来说明我在中国的经历。
中国—我的中国之行,始于1972年。当时,我们有几个计算机科学家带着夫人和行李,在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正色注视下缓缓走过罗湖桥。候车室里放满了扶手椅和多语种宣传册子的架子,我们坐在那里等候去广州的火车。
我曾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通讯《简讯》(Items)上报道过我们旅行的故事(Simon,1973)。虽然我们在中国待了不到三个星期,但这篇报道基本上都符合事实,不是所有去过中国的人都能作如实的报道。下面这段文字就摘自那篇报道。
1972年的中国
经过为期19日的访问,我能报道中国的什么情况呢?我从旅行本身获得的知识甚少,而大量有关中国的知识则是我在准备来中国旅行的时候从图书馆查到的材料。这里我想声明一下,我算是一个隔了两道门的“中国通”。一来,我对中国的了解源自于很多“中国通”的著作;二来,这些“中国通”本身也只能算得上是隔了一道门的中国知识专家,有些干脆是在美国一些大学里研究中国问题。
你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或者其他相关文献中查到,你也可以看一看洞若观火的观察员所作的有关亲历中国的报道。我比考古学家要好一些:他们只是根据骨头和实物来重构一个国度和文明;我的情况更像是历史学家,我与历史学家可以共享最重要的艺术品—一个社会成员口口相传的描述。
我甚至具备“中国通”的资格。观察,要有具体的事实,得是有眼力的观察员作出恰如其分的观察才可以。一个外行对月球岩石的描述往往说不到点子上。只有地质学家能从观察岩石中得到精准的事实。社会学家能从社会艺术品或者社交活动中看出端倪。因此,我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个合格的中国实况观察员。我将运用我的理论去分析所观察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去伪存真,去粗存精。
我首次到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1971年,受到北京乒乓球赛的感染,我所认识的计算机科学家愿意安排一次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科学家的科研交流活动。其中有两个人愿意来拜访在渥太华(Ottawa)的中国使馆。后来,直到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也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动静。1972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一份邀请我们六个科学家和夫人去中国拜访的邀请函。这六个幸运的人分别是:BBN公司(Bolt, Beranek and Newman)的西弗罗·奥恩斯坦(Severo Ornstein),他是毛遂自荐去中国使馆进行双边联系的两个人之一,此行是代表团的团长;还有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契山(Thomas Cheatham)、华盛顿大学的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麻省计算机协会(Massachusetts Computer Associates)的阿纳托尔·霍尔特(Anatol Holt)、耶鲁的艾伦·佩里斯(Allan Perlis)和我。这六个人偕同五位夫人前往中国。其中有两位夫人也是计算机科学家,只有我和多萝西娅有社会科学的专业背景。
这次旅行我们在中国待了17天,主要在广东、上海和北京,还有转机经过这些城市。我们在去广东的火车上看到了农村的情况,偶尔还有几次乘汽车,去京郊的长城,还有去广东附近的寺庙。我们可以自由游荡在这些城市街头,不需要人陪同。我们其中有两个人会讲中文,也能阅读中文,因此问路或者买东西都能用得上语言技巧。中国此行一半的时间在和中国的计算机科学家开会、讲座(双方人员都有汇报)、小组交流和研讨。我们碰到的中国科学家只有两个人的英语还不错,所以我们的沟通(除了自己在城市里闲逛外)都是通过随行的几位口译完成的。
中国人真是热情好客。我们此次来访的人员都是非官方身份,全无政治人物,因此我们的食宿和旅行安排都很周到,没有繁文缛节,吃得又很好(我们有些同行人员很快便改回吃西餐,但我喜欢早上喝汤和吃饺子,到最后一天都是如此)。我们受到中国旅行社和中国科学院的双重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