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技术的十项原则
利希滕贝格
《临床交流:来自自我和激励系统的技术》
mints 编译
技术的话题很棘手。技术包括程序规则,但程序规则可能成为专制的管束。技术包括概念性原则,但是概念性原则可能变得荒芜而又迂腐。技术可以通过教学方式传授,但“教学方式”可能变得了无生气和学术化。临床医生的任务是保持一只脚踏在坚实的、经验的土地上,另一只脚踏在富有创造性的肥沃土壤上,小心不要让任何一支脚断送在临床医生的嘴里。
创造力形式化、以及颠覆好治疗自发性的危险。讨论技术,而不是扩大临床医生的视角,会干扰已建立的、合理的成功工作方式。有经验的临床医生能够在我们容易掌握的、自体心理学的技术中认识到,既要试着整理那些可能已经熟悉和意气相投的内容,也要试着合法化那些经常进行的、但未在技术研讨会上公开讨论的工作。
对于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来说,技术是由经验和知识决定的第二天性。然而讨论技术存在着将好治疗的对于刚开始临床工作的医生来说,技术是追寻做什么、何时做以及如何去之问题的答案。技术的学习为他们提供了指导,并且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然而,作为公式的技术可能会被误用,从而干扰了即便是最有经验的治疗师也必须面对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Moraitis,1988;Franklin,1990;Friedman,1995)。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会让疗愈性相遇变得机械化,并破坏我们希望推动的自发性。
相互构建的创造性交流进一步促进了疗愈性的行动,在这种交流中,分析师“获得了”更敏锐的洞察患者体验的能力,并以独特的方式向患者传达这种洞察力,这些使得患者能够感到“被听到”或“被理解”。在他们的努力下,分析师和病人建构了一个在分析师和其他病人之间不可能发生的体验。无论分析师对一个互动多么熟悉,无论感到多么“符合教科书”,只有分析师与病人的相互创造的,共享的体验才可以通向更高的,导致转化的情感时刻(Pine, 1981; Beebe and Lachmann, 1994)。
制定分析技巧比传授分析的创造力、自发性或直觉更容易。请记住以下的注意事项——我们罗列并阐明了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艺术中的“原则”。我们将使用南希的临床治疗资料来说明这些原则。
婴儿研究、动机系统、自我调节和共同调节理论为背景的原则已经位居我们思想的显著位置。
我们编制了一些遵循的原则,另一些则是我们借用和修改的。我们已经能够描述这十种技术的特征,是源自于我们将它们运用在我们的治疗工作中,尤其是在教学和监督他人方面。这些以自体心理学、1、建立安全的氛围和友好可靠的框架
对于病人和治疗师来说,最好是在安全的氛围中进行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分析师的态度,治疗的正式安排都要建立在友好、一致、可靠的框架之上。我们对这些治疗性的相遇的强调,可以和那些强调分析中挫折之作用的技术形成对比。
然而,我们不建议分析师言听计从地满足患者的各种要求、愿望或特殊期望。相反,我们建议分析师以肯定方式作出的任何回应将会有助建立一个分析师和患者都可以有效参与其中的框架或边界。
我们不建议分析师着手为患者提供那些或许在发展过程中错过的具体的有益体验。然而,我们确信,理解患者需要和想要的拥有的,就已经提供了构成以治疗为目的储备物资和令人喜悦事物所必需的、和合法的形式。我们同意Blatt和Behrends(1987)的观点,即,“必须把利用(更精确地说是滥用)这种关系来创造代偿的体验和分析师为了能够解释患者的结构而允许分析师以暂时满足婴儿需求的方式构建关系的过程加以区分”(第282页)。
我们通过描述南茜治疗开始时的两次危机勾勒了一种安全氛围的建立,这两次危机发生在第三章所报告的会谈的第一周之前。(当时)分析的安排已得到巩固。已经安排了几小时来考虑南希在学校和工作上的责任和义务。她并没有对坐着的沙发有怨气。
第一场危机是由分析师结束会议时说:“我们的时间到了,现在……”引起的。有一次,南希度遇到了一个艰难的时刻,当会谈接近尾声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分析师在陈述他的结束词“现在……”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同情的延长语气。南希说,“‘现在?’不要对我那么傲慢!”震惊的分析师说:“好的”,然后南茜离开了。在随后的会谈中,她描述了当时“被扔出来”时,因为遭受到过渡礼遇而心生的怨恨。她相信同情的语气不是为了她好,而是让分析师在良心上过得去,这是分析师可接受的信念。分析师决定不按通常的方式结束会谈。但是他不确定替代方案是否可以维持友好和安全框架。他问南茜,她希望他以怎样的方式宣布结束一节咨询。她回答说,他应该直接而坦率地传达信息,说“时间到了”,因为这就是他的意思。分析师这样做没有节外生枝,但是语气从适当的关注到安抚屈尊或过渡礼遇的随心所欲切换,就会变得很敏感。此外,无论这些问题什么时候出现,他都随时准备着把这些问题放在他们工作的首位。
自尊和安全,她不得不辞职。她恳求进一步降低她的费用、延迟支付她的账单,直到以后某个不确定的时候,因为她和之前的治疗师有过这样的安排。否则,她就会开始越来越歇斯底里的强调她将不得不停止她的分析。
第二次危机涉及了分析的费用。南茜支付了少许的费用,谈论了很多她对钱的担忧。她讨厌她实验室里的工作安排。她逐渐发现,由于测试和报告中经常出现错误,所以她觉得这样的状况很危险。她宣布,为了经过短暂的反思,分析师拒绝了她的要求。虽然他不清楚这一切是否属实,但是治疗师对于她所声称的减少开支的现实需求心存怀疑。此外,他也认识到她会因为自己拒绝了她而摔门而出的严重后果。他之所以拒绝,主要是因为他不想以进一步降低的费用或按照她建议来安排所提供专业服务。他已经认识到,现在的治疗框架可能会觉得不友好或不可靠,或者,现在的治疗框架涵容了他所需要的氛围,而且他相信,为了治疗的成功,他俩都需要这样的氛围。没过多久,南希找到了一份更令人满意、报酬更高的工作,她开始将自己在调节财务方面的问题作为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建立友好、一致、可靠和安全的环境并不局限于治疗的开始阶段。作为分析师的我们,需要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关注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分析师处理患者需求或信息的方式经常让友好和可靠的氛围处于危险之中。尽管Stone(1961)在讨论分析技术时提出了异议,即,回答病人的问题仍然等同于提供了可能干扰分析动机的满足。
无意识的幻想。然而,我们发现,这种标准的分析响应常常破坏了开放性互动,而不是向前推进了探索。他们笨手笨脚的把聚光灯投向病人,无缘无故地提醒他/她是接受分析的病人;分析师制定了单向信息流的规则,而且病人必须遵守。他们暗示,患者认为的、那些属于分析师的全部内容都是基于患者的幻想,他或她的好奇心是羞耻的来源,并且,唤起这个问题的人是病人自己。
我们认为,回答病人的问题能够促进病人分析探索自己提出的问题。例如,当南茜问(83:1:3),“整天听这些,你是如何做到的?”分析师没有以沉默回避问题,而是回答(83:1:4-6)道“(停顿了一会说)这让我处于失控的风险中吗?(停顿)你说的话让我很激动。”在他的回答中,分析师没有面质“是什么让你怀疑我倾听你的能力?”,“或者”是什么让你想知道我如何能够整天这么做?“或者”我可以整天都这样,你是如何想象的?“我们认识到,用一个释义性的复述来回避一个问题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干预,旨在诱发移情的特征和内容的持续性,他强化了南希表达性幻想的能力。 此外,标准的重述干预措施带来了增加患者自我意识的危险,而不是增加她的安全感。 为了解决这个危险,我们提供第二个原则。
这些标准的复述都没有传达出分析师不断沉浸在患者主观体验中的程度。具体来说,在,在南希分析中的这个时刻,分析师的复述不会传达他对刚刚提供的性材料的觉察。 因此,分析师通过把南希的性暗示和南希的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他对南希相关性暗示(“失去控制”)的理解。 通过保留2、有系统的运用共情觉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