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绪对积极情绪感染的调节:反向与降阈——以教学情境为例
张奇勇,1, 闫志英2
心理学报, 2018, 50(10): 1131-1141
doi: 10.3724/SP.J.1041.2018.01131
摘要
以往研究表明, 认知对情绪感染具有调节作用, 那么被试的先前情绪对情绪感染是否同样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分为攻击性消极前情绪和消沉性消极前情绪对快乐情绪感染的反向调节和降阈调节, 两个实验均采用被试内设计, 使用BioNeuro八通道生物反馈仪记录被试在模拟教学情境下观看视频时的生理指标。在反向调节实验中, 通过组织被试观看南京大屠杀视频来唤醒仇恨情绪, 之后播放两段东方人的生活搞笑视频, 通过不同的指导语, 考察仇恨情绪对快乐情绪感染的反向调节效应; 在降阈调节实验中, 通过屡次失败唤起被试的烦躁情绪, 再比较烦躁情绪唤醒前后被试观看两段搞笑视频时的情绪感染的差异性。实验结果表明:(1)在反向调节实验中, 被试观看“日本”搞笑视频时与观看《南京大屠杀》视频时生理指标的变化趋势相同, 且程度更甚; (2)在降阈调节实验中, 被试在体验烦躁情绪后观看搞笑视频时的生理唤醒程度要强于体验前。实验结果表明, 被试的仇恨前情绪反向调节了“日本人”的快乐情绪感染; 被试的烦躁前情绪让被试对他人的快乐情绪产生易感性。
关键词: 反向情绪感染 ; 降阈情绪感染 ; 前情绪 ; 后情绪 ; 教学情境
1 引言
情绪感染是指感官情绪信息自动化地、无意识地在人际间传递的过程(张奇勇, 卢家楣, 2013), 情绪觉察者的模仿-反馈机制影响了觉察者的情绪体验, 导致觉察者产生了可觉察的情绪, 由此觉察者感染上了他所觉察的情绪。这一过程可表示如下:觉察-模仿-反馈-情绪(Falkenberg, Bartels, & Wild, 2008)。张奇勇等对情绪感染的概念与发生机制作了详细论述, 并从理论与实证上论证了这一机制的科学性(张奇勇, 卢家楣, 2013; 张奇勇, 卢家楣, 闫志英, 陈成辉, 2016)。依据情绪感染的人际关系理论, 情绪感染受人际关系因素的影响, 人际影响因素如团结性、人际信任水平和人际态度对情绪感染的影响说明情绪感染是一个人际现象(Vijayalakshmi & Bhattacharyya, 2012), 而群体的团结性、信任水平、态度是群体成员对群体以及其他成员的评价, 属于认知领域, 这说明认知对情绪感染具有调节作用, 又如先入观念对情绪感染的调节(张奇勇, 卢家楣, 2015)。又有研究表明, 评价决定了情绪反应和感受的本质(Urry, 2009), 对人际的团结性、人际信任水平和人际态度的评价均带有一定的情感倾向性, 可能是这种“先入情感”决定了对方情绪对我的感染力。例如, 一些研究者们已证实积极的政治态度可以提高一个人看到政治领导(看起来像)时的积极脸部表情的EMG水平(Tee, 2015), 这一心理过程可描述如下:觉察者在无意识层面上自动化地提取了与被觉察者的情感关系从而唤醒了相应的情绪体验, 觉察者的情绪体验决定了对方的情绪感染的水平和方向, 由于这一情绪体验先于情绪感染而发生, 所以称之为情绪感染的前情绪。如果这一推理成立的话, 那么觉察者的前情绪是可以调节他人情绪对觉察者的感染水平的。觉察者的前情绪对情绪感染的调节作用可能存在两个方向:反向调节与正向助长。
依据消极情绪的指向对象不同, 笔者初步将消极情绪分为攻击性的和消沉性的。攻击性的消极情绪如仇恨、愤怒、轻蔑、敌意等, 具有攻击他人的心理倾向性或动机, 攻击性消极情绪具有“对象指向明确”和“希望打击对方”的心理特点, 所以在情绪体验上易与对方的情绪极性相反, 易产生反向情绪感染, 所以在反向情绪感染实验中选择了“仇恨”作为前情绪; 消沉性的消极情绪如烦躁、悲伤、恐惧、绝望等, 具有“对象指向不明确”或“无法打击对方”的特点, 所以不具有明确的攻击性动机。个体在体验消沉性消极情绪时, 极想摆脱自己的当前情绪状态, 所以更容易接受积极的情绪感染, 降阈情绪感染就会发生, 本研究的消沉性消极前情绪以烦躁为例。
攻击性消极前情绪对情绪感染的反向调节:反向情绪感染是由于觉察者前情绪的存在使其体验到了与被觉察者相反的情绪。例如, 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一种体验, 如看到一个自己厌恶的人与他的朋友说笑时, 有可能会激发出我们更讨厌的情绪体验, 而不会被他人的喜悦情绪所感染。这一心理现象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团结、信任水平高的群体中, 群体成员间的相互情绪感染就大, 而在一个涣散的群体中, 群体间的情绪感染就小(Torrente, Salanova, & Llorens, 2013), 甚至在敌对的人际间还会出现幸灾乐祸的心理现象, 即觉察到仇视对象的消极情绪反而会让觉察者体验到快乐情绪, 这一心理现象我们称之为“反向情绪感染”。反向情绪感染说明, 情绪感染可以受到觉察者的前情绪的反向调节。
消沉性消极前情绪对情绪感染的降阈调节:觉察者的消极前情绪也可能正向助长他人的积极情绪感染力。关于前情绪对情绪感染的助长作用, 以往研究已有所涉及, 但往往研究的是“前情绪与情绪感染中的情绪在极性上是相同的”, 如前所述, 积极的政治态度可以提高一个人看到政治领导时的积极脸部表情,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前情绪与情绪感染中的情绪在极性上是相反的, 并且前情绪能够助长情绪感染, 如觉察者的前情绪是烦躁(消极的情绪), 却更易感染他人的快乐情绪(积极的情绪)。
记忆、注意力中均有所发现, 如Connelly等人发现当人处于正性情绪时倾向于将领导察觉为更有魅力, 处于负性情绪的人更倾向于认为领导没有魅力(Connelly & Gooty, 2015)。以心境一致性理论进行推理的话, 当觉察者的前情绪是消极的, 那么他就更易感染他人的消极情绪, 反之亦然, 但是事实是不是总是这样的呢?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好感、依赖心, 被害人在整个情感变化过程中可能经历了以下阶段:愤怒-恐惧-绝望-喜爱。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向情绪心理, 所谓反向情绪心理是指个体前后出现两种极性相反的情绪体验, 并且前情绪体验会放大后情绪体验的深刻性。如消极的前情绪体验会助长后继的积极情绪体验, 这与心境一致性理论严重相悖。反向情绪心理能否在情绪感染中发生, 如果能发生, 其发生的机制如何?情绪感染中的反向情绪心理暂被称为“降阈情绪感染”。
心境一致性理论告诉我们, 心境一致性偏向可以影响个体对相匹配情绪的注意力(Bhullar, 2012), 如果心境是积极的, 那么人们就更容易受积极情绪的影响, 如果心境是消极的, 那么人们就更容易受消极情绪的影响(Knott & Thorley, 2014), 这种一致性心理倾向不光在情绪中发现, 在学习、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情绪会影响认知评价, 使评价与情绪趋于一致。同样, 如果消极的前情绪对情绪感染具有反向调节和降阈调节作用, 那么势必也会影响对事件的后续认知评价, 这是因为人们倾向于对当前事物做出与当前情绪相一致的评价(Zebrowitz, Boshyan, Ward, Gutchess, & Hadjikhani, 2017)。反过来, 也可以通过觉察者的评价来投射出他当时的情绪状态, 进一步验证情绪感染的调节现象有没有发生。
基于上述推理, 对研究作如下假设:
H1:在反向情绪感染中, 被试的消极前情绪可以阻断对方的积极情绪(后情绪)感染, 对方的积极后情绪不但没有感染被试, 反而加剧了被试的消极的前情绪体验, 积极情绪感染朝着更消极的方向发展。由此, 被试会加固甚至放大对对方的原有评价, 如原来前情绪为仇恨, 反向情绪感染发生后可能会加剧仇恨, 从而倾向于对对方更消极的评价。
H2:在降阈情绪感染中, 被试的消极前情绪可以助长对方的积极情绪(后情绪)感染力, 被试将摆脱原有的消极前情绪体验, 对对方的积极情绪感染表现出更大的易感性。由此, 被试将会随着原有消极前情绪的消失和积极情绪的产生而改变自己对事件的评价态度, 如原来前情绪为烦躁, 降阈情绪感染发生后更倾向于对事件做出更积极的评价。
2 研究1:反向情绪感染
2.1 研究目的
证明被试的仇恨前情绪体验对他人的积极情绪感染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反向调节的结果是不但阻止了他人的积极情绪感染, 并且使被试体验到了更深刻的仇恨情绪。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以公开招募的方式选取来自扬州大学的非心理学或教育专业背景的大学生50名, 所有被试视觉正常或矫正后正常, 听觉均正常, 无精神类疾病史。其中有4名被试数据记录缺损而被剔除。最后获得有效被试数据46名, 年龄在18~22岁之间, 其中男生23名, 女生23名。
2.2.2 实验材料
选取南京大屠杀片段, 一段为中央电视台批露的《南京暴行纪实》(约翰·马吉)视频, 时长为30分钟, 另一段为剪辑后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约5分钟, 视频分辨率:720×576, 选取两段黄种人生活搞笑有声视频(没有对白), 每个视频时长各5分钟。对两个搞笑视频的搞笑程度进行评定, 采用7级(0~7)评分, 分数越高表示越搞笑, 视频1与视频2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分别为:4.13 ± 1.34和4.46 ± 1.41, 统计结果显示t(55) = -1.73, p = 0.09 > 0.05, Cohen’s d = 0.25, 1 - β = 0.41, 没有显著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