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幻想与不快感的寻求
作者: ARNOLDH.MODELL著 / 1644次阅读 时间: 2018年10月16日
来源: 范钧杰翻译 许瑞林校对 标签: 性倒错 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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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幻想与不快感的寻求
ARNOLDH.MODELL著
范钧杰翻译 许瑞林校对

《一个正挨打的小孩》可以被视为佛洛伊德进一步阐述他在《性学三论》(1905)中关于性倒错的讨论。在该书中,佛洛伊德将性倒错定义为,排它性的固着在一个不成熟的性目的(sexual aim)。但他也指出我们在孩童时期都是性倒错的。在孩童呈现的“正常”多型性的性倒错(polymorphousp erverse)之中,他们可以从口、肛门与生殖器的性感带(erotogeniczone),得到意识上的性快感。只有到了青春期,人们才会透过生殖器至上(genital primacy)的组织效果达到性成熟。因此,性倒错被定义为一种不成熟的性目的,从生殖器相互结合的常模中脱轨。

在《性学三论》中,佛洛伊德表达了他的论点,认为一直到青春期,男人与女人间才会有明显的区别。就是这个佛洛伊德阐述的关于女性性生理的错误观点,激怒了女性主义的作家们,并用作怀疑佛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的理由。佛洛伊德相信,青春期的女孩有项困难的任务,要将性兴奋的区域从阴蒂——一个阴茎的模拟——转至阴道。在青春期,女孩必须要放弃主动的男性模式(active masculinemode),才能成为被动与具有女性特质。因此,阴道高潮被视为成熟女性特质的标志,而阴蒂高潮则是不成熟的男性特质的遗迹。佛洛伊德说道:“男性的领导区域(leading zone)从童年开始就维持不变……女性则会改变她们的领导性感带(leadingerotogenic zone),藉此将她们童年的男性特质搁置一旁。”

1910年,发表《性学三论》的五年后,在维也纳分析学会会议纪录里关于“自慰伤害性”的讨论当中,引述了佛洛伊德的话:“女性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要考虑,就是施行自慰本身所关联到的性欲冲突。男性的阻力主要来自社会本身,然而女性则是直接的性欲冲突。女性的(阴蒂)自慰,视为婴儿期的活动,更是带有着男性特质。”。佛洛伊德在这暗示了女性自慰让她们产生了性别认同的冲突。这场景在《一个正挨打的小孩》中重现,佛洛伊德解释当女孩幻想着一个男孩正在被打,是象征了阴蒂自慰所导致的男性认同(masculine identification)。这也解释了佛洛伊德一个令人困惑的说明:“在(挨打幻想的)二、三阶段中间,女孩改变了她们的性别,她们幻想自己成为男孩。”

佛洛伊德相信精神官能症的症状是性倒错的一种表现——也就是,不成熟的——性目的,而他对于性倒错的定义被这个信念给复杂化。精神官能症与性倒错的差别,界定于意识的状态:在性倒错者,不成熟的性目的是意识的;而精神官能症者,则是为潜意识的。这显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整合陈述,精神官能症是性倒错的负面形式(neuroses are the negative forms of perversions)。佛洛伊德声明,在精神官能症状的背后,隐藏着潜意识的婴儿性目的,如果它们可以以“直接的幻想或行动表达出来,而不是自意识中转移”,则可以被广义的描述为性倒错。根据这个性倒错的定义,一旦幻想是意识的,它们便可以被标示为性倒错。佛洛伊德谈到,挨打幻想留作自慰的目的,只能“视作性倒错的一种原始特征”。

佛洛伊德在《一个正挨打的小孩》的观察是根据六位个案,其中有四位女性、两位男性。第五个病患,我们被告知,之所以接受精神分析是因为面临生命上的无法抉择,而且“连模糊的诊断都无法给予,应被视为神经过敏而不予讨论”。Elizabeth Young-Bruehl(1988)在她所撰写的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传记中,提出了令人信服的间接证据显示,这第五位病患实际上便是安娜•佛洛伊德,她在当时挣扎着要选择成为精神分析师或是教师。安娜与她父亲的分析自1918年开始,就在佛洛伊德论文发表的前一年。安娜的第一篇论文,《挨打幻想与白日梦》,是写给1922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那是在《一个正挨打的小孩》出版的三年之后。Young-Bruehl更进一步声明,安娜•佛洛伊德在论文所提及的挨打幻想,必然是自传性质的,因为这篇论文完成于她开始临床工作之前。此外,Young-Bruehl注意到,安娜·佛洛伊德论文中描述的架构,几乎等同于佛洛伊德在《一个正挨打的小孩》中所描述的两个女性个案。自对父亲的乱伦欲望所产生的罪疚,被视为挨打幻想无法避免的决定因素,这是佛洛伊德的核心论点;一个人必定会纳闷于,在他对安娜的分析中,他是如何处理这项假设的。

佛洛伊德描述了女孩典型挨打幻想演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于童年非常早期的时候,被打的孩子并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位小孩,通常是兄弟或姊妹。这一阶段的幻想是被手足竞争及嫉妒所影响。有鉴于幻想者是手足挨打的目击者,她或许从幻想中得到了一些施虐的快感。施加殴打的这位成人,一开始的身分似乎模糊不明,但最后被辨识为小女孩的父亲。在幻想演进的第二阶段有着决定性的转变,在其中,正在挨打的小孩现在被辨识为自己,因此,幻想有了一个受虐的转折。这是幻想的核心,或者是根本。它显然是乱伦的,因为这(女的)孩子正在被父亲打;藉此,提供了性欲撩起与满足的来源。这幻想表明:我父亲的殴打,刺激了我的生殖器。但正因为这幻想公然的乱伦性质,它必须要被潜抑(repressed)。这幻想不仅只是被潜抑,佛洛伊德争论到,它绝对没有成为意识的:“第二个时期是最重要也最重大的。但我们可以说这样特别时刻却未曾真正存在,它不曾被忆起,也不曾成功进到意识层面。”我觉得这段言论让人困惑。当佛洛伊德提议这个幻想绝非意识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他暗示着,这个被父亲打的关键乱伦幻想,可以被想成是“原初幻想”(primal fantasy),得自于种系发生(phylogenesis),并因此绝非意识的吗?因为佛洛伊德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它成为无解之谜。无论如何,我们接受他那第二阶段绝非意识的整合陈述,这标示出了潜意识幻想的重要性。

在第三阶段,幻想又再一次成为意识的,且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详述,并经常延伸为白日梦。一般来说,正在幻想的女孩是目击者,目击了身分不明的男孩被老师打。老师或许是父亲的替代者,但并没有被这样认定。第三阶段最重要的面向便在于,幻想创造了明确的性兴奋,以用于自慰当中。佛洛伊德说在男孩的潜意识幻想,它相当于负向的伊底帕斯愿望(negative oedipal wish)——“我被我父亲爱”——并在之后转换为意识幻想“我正在被我母亲打”。佛洛伊德解释说,这决定因素是男孩想要被父亲爱的被动女性愿望(passive feminine wish)。所以,两性的挨打幻想都是来自于对父亲的乱伦连结。

对于孩子正挨打的幻想,令人困惑的演进,佛洛伊德提供了数个解释。整体而言,孩子从目击者到被害者的转变,反映了施虐转为受虐的变化。他早先已于《性学三论》中观察到这种转变,其中,他点出受虐象征着施虐的反转(the inversion of sadism)。而在这,他提供了一个附加的重要解释:施虐因罪疚而转化为受虐。在女孩子,这关键的受虐幻想,“我正在被我父亲打”,维持在潜意识层面。佛洛伊德解释到,是因为它既是对想要跟父亲生殖器结合的禁忌乱伦愿望的惩罚,同时也是对那愿望的退行性替代品(regressive substitute)。它会被称为退行性的,是因为佛洛伊德假定在接续的原欲(libido)发展阶段中,击打屁股象征了防御性地撤退到肛门性欲(anal eroticism)。然而,根据佛洛伊德对性倒错的定义,因为第二阶段的挨打幻想是潜意识的,严格说来,它并非是性倒错的。但有鉴于它包含着退行性的(性倒错的)原欲欲望,它也许在之后会产生精神官能症状,又或者会导致性倒错。他说明了在潜意识中,伊底帕斯情结的遗迹使得个体到成人时倾向成为精神官能症患者。

在女孩第二阶段(潜意识)的挨打幻想与第三阶段(意识)的殴打幻想,其作为自慰的用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模拟为隐含梦思(latent dream thought)与外显的梦(manifest dream)之间的关系。外显的梦,用着白日残余(day residue),是由潜意识愿望所产生。与这样本幻想相映的白日残余,是目击或经验到被父亲或是在学校被老师打屁股。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早期,在西欧,或许在北美亦同,在教室内公众的击打算是学校日常活动之一。如今,孩子们不再受到如此羞辱的体罚,并且有些迹象显示,挨打幻想在现今孩童身上,某种程度上是并不常见的。

根源的潜意识愿望是想要与父亲性交的愿望,其会被目击到或经验到真实鞭击的白日残余所激发。这生成性的愿望透过次级阐述(secondary elaboration)来伪装,如白日梦。由此看来,白日梦是模拟为外显的梦。这第三阶段幻想的伪装性质,让它之后可以供作自慰使用,如此一来,藉由这伪装的幻想,隐藏了父亲,让乱伦愿望得以被满足。

在我的临床执业中,很少听过明显清楚的描述,被打屁股,这样的幻想。但我所观察到的是,我也相信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女性的自慰幻想,在其中,幻想者正在被羞辱、控制及贬抑。这并非是不常被发现的,如此的幻想是为了达到高潮所必须,无论是在自慰或与性伴侣性交。

一位分析的病患报告以下伴随着自慰的幻想:她穿着尿布,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大便在内裤里。这幻想无庸置疑地有着多重决定因素,但其中一个意义是明显的:对小孩或成人而言,一个人排便的失控都会是耻辱与羞愧的终极来源。藉由在幻想中将这种羞辱情欲化,她便能够将羞辱的感觉带入自我掌控的范围内。

在《性学三论》里,佛洛伊德略述了一种过程,某一种功能的本能系统(instinctual system)被替代或转移至另一种完全不同功能的本能系统。“首先,”佛洛伊德这么写着,“性欲活动将自己依附于某一供作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目的的功能上(如哺乳),直到之后才独立。”我将佛洛伊德的思考重新改写为以下的解释:虽然哺乳与性欲是分开不同的生物学系统,但与这些系统相关的情感可以彼此被置换、合并或替代。在我刚刚所给的例子当中,羞辱感是性兴奋的来源。这可以被视作为更为概括进程的一个例子——痛苦情感的情欲化。例如,广为人知的,恨与焦虑都可以被情欲化。Stoller(1975)形容性倒错为恨的情欲化形式。我们也知道对某些人而言,将自己托付给他人的愿望中所隐藏的焦虑,其被情欲化且可以成为性倒错的核心。因此,自殴打幻想所得来的快感,不能仅以对父亲的乱伦欲望及原欲退行至肛门性感带来解释。

当在性交中必须要有殴打幻想时,我们注意到幻想所提供的额外功能——主体并没有将她自己(或他)交付给与他人在一起的经验,只须创造一个无法分享的幻想私密世界。这是个在他者面前仍维持孤独的一种方式。安娜•佛洛伊德的诗捕捉了这私密的内在世界,她在接受分析的时候,写下以下词句:

在世界的影像里,
我们生活的所在,我会忙碌地建筑一个小小世界给自己,
以我仅有的力量制造,一个微像。

关于在我们的当代文化中,挨打幻想的盛行率是很难被刻划下任何整体结论的。如我已指出的,我未曾时常看到如佛洛伊德在他论文中所呈现范例般的挨打幻想,因而无从评断到底现今这种幻想是否如二十世纪早期般普遍。一个对于这种幻想的当代记述,出现在最近《纽约客》针对女性议题的特刊中。作者Daphne Merkin(1996)描述自己终身沉浸于被打屁股的幻想中。在她自传式的文章里,强调了她在双亲情感上的无法取得。她并不记得自己有被打过屁股,但她经常目击家庭褓母对她的兄弟做出这样的惩罚。她说:“(在)看着我的兄弟被惩罚,我想我推断这些殴打是某种形式的爱。这羞辱安全地由他人所承受,但这有些什么是让人羡嫉的,羡嫉这么多的注意力与能量施加到小男孩的周围,裸露的臀部。”她附注到:“殴打有着明确的开始与结束,之后,生活会回复到平常的结构中。相较之下,我母亲的惩罚方式就显得十分不简洁:她会持续好几天不跟我说话。”在Merkin的记述中,比起对她父亲的乱伦欲望,缺乏响应的母亲对挨打幻想所扮演的作用是较让人信服的解释。有人也许会响应说,这是篇文学创作,且佛洛伊德明确地论定对父亲的乱伦欲望是潜意识的。然而,这位女士的故事符合我对于为了达到髙潮而必须想起羞辱幻想的女性们的观察。在这些羞辱是男性所施加的(女性的)幻想中,我会丝毫不怀疑性兴奋是可以追溯到与父亲相关,但我强烈的怀疑,在早期与母亲的关系中,可以找到更为显著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在那些羞辱幻想伴随着可以被称之为寻求不快感的个案们。

根据婴儿观察的结果,我们已经对早期母婴情感对话的重要性变得敏锐了。对于母亲因为忧郁或其他原因而对孩子情感上缺乏响应,她们也须经验母亲为一无生命的、“死的”客体。母亲的闷闷不乐、无法赋予孩子生命,使得她们因此感受到自己像是死的。以此观点来看,自羞辱幻想得到的兴奋与撩拨,既是自我死亡感的解药,也是对自我恨意的表现。在她的《纽约客》文章中,Merkin揭示了下列想法:“我实际上所怀疑的,是我想要被打死——将我的忧伤转运成为麻木的状态与永恒的没有感觉。”因而我会将一个正挨打的小孩的幻想,置于更为宽广的自我精神病理学的脉络当中。

毋庸置疑的,在将产生受虐幻想的中心位置归给罪疚,佛洛伊德是对的。但我会质疑到,是否罪疚的内容,如同佛洛伊德所描述的一般,都是乱伦的。这种想要被父亲打的愿望,并非这范例幻想唯一的、甚或主要的决定因素。数年前,我观察到了一个原始的或称基本的幻想,其对许多人而言是潜意识罪疚的根源。这基本幻想如下:当“好的”某物被身体/自我所获取,它便“全部消失”,而无法让家中其他成员得以享有。对某些人而言,拥有某些“好的”事物——便是某些会使人快感的事物——意味着一些其他的人被剥夺或掏空了。这其他的人最终可以被认同为母亲,因为孩子得到快感而导致她在幻想中被损害了。因此,孩子需要母亲的允许才得以经验到快感。倘若在母婴对话中,母亲是无法响应或心理上的死亡,孩子也许会经验到对于寻求快感的禁止,于是这标本幻想也许可以想成是一症状,在其中有着妥协形成(compromise formation)——寻求性快感必须与被羞辱的痛所中和。

因此,羞辱或受虐幻想的现象,要比佛洛伊德论文所述涉及的还要更加复杂难解。首先,它并非皆为一致的,而是受到广大范围的个人差异所影响。此外,如同在任何症状中,我们可以在伊底帕斯情结以外,辨识出由数个相互关联的决定因素所交织的网。

由于Young-Bruehl所写的传记,我无法在读《一个正挨打的小孩》的时候,不去想到佛洛伊德对他女儿安娜的分析。我强烈怀疑,虽然他的女儿只是六位病患中的其中一位,但佛洛伊德分析女儿的经验,弥漫在整篇文章中,并协助聚焦他的整合陈述。佛洛伊德的核心发现,是在一个正挨打的小孩的幻想背后,有着潜意识想法:“我的父亲正在打着我的屁股,而这刺激了我的生殖器。”当佛洛伊德观察到这个在他女儿内在世界的组织幻想(organizing fantasy),他是如何反应的呢?他将这个论断弄得令人困惑。所谓第二阶段的幻想,绝非意识的并藉此与真实经验没有什么关联,是代表了他想要让自己与辨识出他对女儿任何诱惑性的涉入保持距离的愿望吗?而佛洛伊德出版了女儿的自慰幻想,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呢?毋庸置疑的,这有经过她的允许。然而,她的顺从代表着什么呢?这些问题仍旧是无法回答的,但这些暗示了,与佛洛伊德对挨打幻想的分析相交织的面向,是他对安娜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或许他这篇论文的出版,代表了佛洛伊德与女儿之间共谋的行动化?佛洛伊德强调(对父亲的)男性认同,是小女孩挨打幻想中通常会有的部分。对安娜•佛洛伊德而言,她的论文的呈现——《挨打幻想与白日梦》,即是如此,她选择要成为精神分析师而非教师。她对父亲的认同以此方式相黏合,同时也证实了她父亲在《一个正挨打的小孩》中所概述的理论。杨-布卢尔注意到,佛洛伊德对安娜论文的反应是父亲式的骄傲,但并非没有夹杂着焦虑。她记述到,当安娜计划将她的论文呈报给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作为测验讲稿时,佛洛伊德在他给Max Eitingon的一封信中,将自己比拟为Junius Brutus——传说中罗马共和国的创建者与法庭主审法官(传说中Junius Brutus因为儿子违抗他,而将儿子处死)。认定安娜成为他的儿子,佛洛伊德显然镜映(mirroring)了安娜自己的男性认同。

《一个正挨打的小孩》无论是就它本身或是身为精神分析历史的一部分,都是一篇富有错综复杂分支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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