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精神分析学的兴起与繁荣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倘若追本溯源,神经精神分析的种子可以上溯千年,古往今来,无数哲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对心理与生理的结合进行过探讨和畅想。弗洛伊德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895 年撰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就是以纯粹的神经物理学术语来解释心理现象。然而,因当时技术所限,弗洛伊德放弃了这一梦想。精神分析运动在最初的发展中的确与神经科学渐行渐远,在经历了关系的冷淡、抵触和解冻之后,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再次发现了对方的价值和互补的意义,曾经各自为政的它们又走到了一起,为深入理解人类的心理机制而携手共进,合作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一幅新的科学画卷正在逐渐展开。
一、神经精神分析学的产生背景
(一)起源:弗洛伊德的神经科学梦想
情绪问题的心理学本质,而维也纳则强调对此作生理学的解释。具体来说,在弗洛伊德最初受训的奥德学派中,强调的是对临床症状进行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解释。这也是赫尔姆霍茨医学学派的主要思想。但神经学的法国学派则强调临床症状本身。以沙可为代表的生理学家认为,神经科学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解释各种临床症状,而是对它们进行界定、分类和描述。后来,弗洛伊德时常向别人提起他师从沙可时的一件往事:“沙可……对纯粹的临床工作的权利进行辩护,从不知疲倦,这包括观察和安排事情,反对理论医学干扰。一次,我们小组里成长于德国学术医学圈的国外学生试图挑战他的耐心,提出对他的临床改革的质疑。其中一人反对说,‘这不对,它与扬赫尔姆霍茨的(视觉)理论相违背’。他(沙可)并没有说‘这理论太糟,临床因素优先’之类的话,而是说了一句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话,‘这理论很好,但它并不能阻止事情的存在’。”
弗洛伊德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但他最初是以一名神经解剖学家的身份开始其科学事业的。弗洛伊德早年于维也纳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1876—1882年间,他一直在布吕克(Ernest Wilhelm von Brücke)的生理学实验室工作。在此期间,为了研究动物的神经生理机制,弗洛伊德曾亲手解剖了上千条鳗鱼。尽管对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兴趣浓厚,但由于该行业惨淡的前景,弗洛伊德不得不改行行医。1885 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3 年之后,获得了前往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所在的巴黎诊所工作的机会。尽管只有5 个月,但这段经历对弗洛伊德相当关键,因为巴黎强调的是 回到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努力调和这两种不同的取向,他一直试图将神经生理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1895 年,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完稿。他在书中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科学王国,在这个国度里,神经生理学与心理学可以互通有无,相知相融。赫根汉(B. R. Hergenhahn)指出,此书的目的就是以一种纯粹的神经物理学的术语来描述和解释心理现象,或者说,用神经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语言来畅快地阐述心理学思想。正如坎塞尔(M. Kanzer)所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就是给来源于临床观察的心理学观点披上了一层神经科学的外衣。”曼恰(Mauro Mancia)指出:“《科学心理学设计》中的语言明显是生理学的。它实质上是一种隐喻式的语言。”然而,当时人们试图建立一个心灵的神经科学模型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索姆斯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19 世纪90 年代的神经科学知识实际上是十分匮乏的,不足以支持对心理现象的理解;其二,弗洛伊德及其同时代的人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将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的方法。弗洛伊德认为,复杂的心理功能是许多基本功能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当时的神经解剖学方法无法如他所愿地研究心理动力过程。因此,弗洛伊德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科学心理学设计》在他有生之年也一直没有出版。1900 年,弗洛伊德曾对此评论说,“最后我只能以尽管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的设想没有成功,但它包含的许多理念都将在精神分析研究中出现。比如,弗洛伊德在继续依赖法国学派使用的临床描述法,强调对个人临床案例进行仔细研究的同时,继续用潜在的自然力量和能量解释临床现象,后者是他在赫尔姆霍茨学派中受到的教导。因此,精神分析正是根植于神经科学的土壤破土而出的。虽然它一度远离了神经科学的影响,但是弗洛伊德从未认为精神分析应该与神经科学保持距离。事实上,弗洛伊德一生都承认,他创造的心理结构模型只是一种临时的解释,这种功能系统必须在脑组织中体现出来。他曾提醒身边的精神分析学家,“我们不能将脚手架误认为是建筑”。他还常说,“如果我们已经能利用生理学及化学的名词来取代心理学名词,那么我们在叙述上的缺陷可能就会消失了”。他一直坚信,终有一天,精神分析学将与神经科学相融合。直到弗洛伊德去世之前,他仍对当年的梦想念念不忘。1909 年,弗洛伊德在倾听完霍勒龙(Edwin Hollerung)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上做的关于心理的神经生理基础的报告后说,他重视并且欣赏霍勒龙的工作,因为霍勒龙涉足的是“百年之后将会提上研究日程的议题”。弗洛伊德一生写了很多关于神经科学的论文。索姆斯将其编撰成册,出版了四卷本的《弗洛伊德神经科学文集》。
(二)冲突与消融:产生阶段
在神经精神分析学诞生之前,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关系大致可分为疏远期(20 世纪上半叶)、抵触期(20 世纪50—70 年代)、消融期(20 世纪70—80 年代末)、对话期(20 世纪90 年代初—1998 年)四个阶段。
1.疏远期(20 世纪上半叶)
尽管弗洛伊德心怀神经科学的梦想,然而,也正是他亲手造成了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生理学的分离。对此,弗洛伊德曾在《释梦》中有所谈论:“我将完全不考虑心理机制的解剖学因素,将小心地避开以任何解剖学形式来定位心理的诱惑。我将停留在纯粹的心理学领域。我将它比作一种执行心理功能的工具,犹如一个复杂的显微镜或照相设备之类的东西。”
弗洛伊德的这一态度直接导致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渐行渐远。事实上,自20 世纪初至20 世纪上半叶,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基本处于彼此独立发展的状态。它们遵循不同的发展路径,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在20 世纪初可谓风光无限。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人们迫切渴望一种能够帮助摆脱心理阴影的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恰逢其时,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临床治疗方法。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同意,弗洛伊德的理论是“现有的最为全面深远的人格、精神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概念体系”。精神分析还渗透到哲学、社会学、法律、文学、艺术等各学科领域,对公众意识的直接与间接影响难以估量。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的创立者,与哥白尼、达尔文一起,跻身于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伟人之列。同时,精神分析的一些后继者从内部路径和外部路径共同推动了精神分析的发展。一方面,精神分析内部进行着不断的分裂与重组、演变与发展,其逻辑线索是弗洛伊德倡导的驱力模式,经过荣格、阿德勒等人的过渡之后,进一步演化为自我模式、关系模式和自体模式,分别对应着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心理学等,它们从学科内部推动着精神分析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从外部,如医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积极汲取养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把传统精神分析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分别出现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解释精神分析以及后现代精神分析等,它们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继续向外发展。
神经元学说和离子假设。西班牙解剖学家卡赫(Santiago Ramon Y. Cajal)提出了神经元学说。他认为大脑是由被称为神经元的细胞组成的,在神经元中,信息只有一个流向,通常是从树突(神经元的入口部分)开始,沿着轴突的轴传递至轴突的末端(神经元的出口部分),卡赫称之为动态极化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神经元之间仅在突触这一特殊部位相联系。20 世纪30 年代,勒维(Otto Loewi)和戴尔(Henry Dale)发现了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到了50 年代,这些发现被广泛接受。同时,离子假设也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从20 世纪初开始,人们已经认识到神经具有电位。1937 年,霍奇金(Alan Hodgkin)发现,动作电位产生于局部电流中,这种电流可以将轴突隔膜的联结区域去极化。不久他和赫胥黎(Andrew Huxley)发现,动作电位不仅能平复静息电位,还能反转静息电位。在40 年代后期,他们又用特殊离子的运动解释了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这一离子假设统一了大量的神经学描述数据,使得人们开始运用普遍的生理化学原则来理解神经系统。神经元学说和离子假设的提出,犹如给神经科学插上了一对腾飞的翅膀,在此之后,神经科学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在20 世纪上半叶,作为生物学分支的神经科学取得了两项突破性的进步,即提出了总之,20 世纪上半叶,精神分析运动与神经科学各自发展,两者日趋疏远。
2.抵触期(20 世纪50—70 年代)
20 世纪下半叶是神经科学独领风骚的年代,盛极一时的精神分析运动则后继乏力,两者的关系也逐渐从疏远走向排斥和抵触。
认知疗法则弥补了精神分析的这一缺陷。它们因周期短、见效快,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青睐。
50 年代后,随着精神病药物的发展,精神分析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心理治疗师越来越倾向于用药物来解决来访者的精神问题,而精神分析师却坚持,在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来访者不应服用或仅需服用少量精神病药物。此外,精神分析擅长长期的人格重建,而不是短期的问题解决,50—60 年代兴起的行为疗法、与此同时,神经科学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20 世纪60—70 年代,科学家们确定了氨基酸、缬氨酸和大量其他化学递质的小分子。1976 年,萨克曼(Bert Sakmann)和内尔(Erwin Neher)发明了膜片钳技术。这为在分子层面上对离子通道的分析以及对单一隔膜蛋白质的功能和构造变化的分析创造了条件,并由此促进了分子克隆的发明。分子神经科学的种种发现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大脑发展的认识,也对临床医学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同时,神经科学家运用心理物理法和行为主义的严格实验方法来探索感觉刺激是如何导致神经反应,将神经科学的触角深入到心理学的传统腹地。
认知科学的方法来验证精神分析的内部一致性及方法论的准确性。比如,科尔比(Kenneth Mark Colby)和吉尔伯特(John P. Gilbert)用计算机模拟来验证解释神经症的部分模型。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精神分析学内部尝试将精神分析与主流心理学结合起来的努力。
在这一时期,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发展没有多少交叉之处,彼此间的关系也不融洽。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心智学说,有着不同的研究理念、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知识。神经科学关注心智如何产生于神经活动,精神分析学则关注心智是如何受到早期经验影响的。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它们的分歧。然而,尽管误解越来越深,但精神分析的科学化之路已悄悄开始。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已有学者尝试采用3.消融期(20 世纪70—80 年代末)
精神病学)融合的大量相关研究。
尽管观点的不同造成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学在一段时间里关系冷淡甚至相互排斥,但两者结合的萌芽还是在70 年代中期出现了。1974 年,加林(David Galin)发表了《左右半脑特化的病理学含义》一文,将压抑的心理地形学概念与皮质偏侧性结合起来,这标志着两个领域之间几十年对立的松动。然而,尽管这篇文章作出了很多结合的创新,但是并没有立即促成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包括加林文章的发表并非偶然。事实上,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已经产生了合作的需要。精神分析理论难以突破自身,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疗效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它被指责为昂贵、费时,成效通常并不显著,难以迎合时代的需要。精神分析理论的过度概括、缺乏经验证实和封闭自守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在心理学正大步迈向科学化的时代,精神分析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神经科学尽管如日中天,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遇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对高级心理过程的研究如何深入,研究成果与现实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脱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