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精神分析学的诞生过程
一、美国精神分析学界的时代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经典精神分析与自我心理学，分析师们的观点都大同小异，统一在这两种理论的框架下。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出现变化，美国精神分析学界单调的理论氛围被新思想打破，如英国新克莱因派、客体关系独立学派被引进美国，前者主要强调潜意识幻想中的内投与投射机制，后者关注早期的母亲养育环境与分析师的反移情。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科胡特也着手建立他的自体心理学，他重视自恋现象并扩大了精神分析治疗范围。在各种观点的碰撞中，精神分析学界开始酝酿新的变革。在外来新思想的冲击下，即便是在主流的自我心理学阵营中也出现了新的观点，强调关系因素并质疑盛行的实证主义认识论。例如，洛瓦尔德(Hans Loewald)将驱力再概念化为关系现象，R.谢弗(Roy Schafer)利用诠释学来批评经典精神分析的元心理学并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多年以来不受主流精神分析重视的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学派(又称社会文化学派)早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在不断积攒其影响力，其代表人物有沙利文、弗洛姆以及霍妮、弗洛姆赖克曼、卡丁纳、汤普森。他们的理论观点一直是主流精神分析学界之外的一股清风。随着美国精神分析领导者——自我心理学的统治在内外夹攻之下出现松动，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贡献与它提倡的人际关系开始得到精神分析学界的重视。
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碰撞与交流，到了8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学界的面貌大为改观，任何新产生的精神分析观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多流派融合的特严格说来，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学派和社会文化学派并不完全相同，再细划分的话，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沙利文、弗洛姆赖克曼、汤普森，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为霍妮、弗洛姆、卡丁纳。对比两者，前者更强调人际关系对人格及神经症的影响，后者更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与神经症的影响，不过两者在发源地与宏观视角上有着较大的相似之处，因此心理学史学者往往将两者统归为一类。征，而且在各流派“闭关自守”的门禁开放之后，精神分析学家对于“老朋友”——哲学更是兼收并蓄。因此，从自80年代起形成的新观点中，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诠释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各哲学思想的痕迹。从此，响应时代的号召，美国精神分析学界从原来的单一风格转变为风格多样。沃勒斯坦将这种时代变革形容为“所谓的自我心理学在美国统治霸权的破裂”。起源于费伦茨而主要由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后继发展的关系理论观点渗透进美国主流精神分析之中，导致后自我心理学理论(post ego psychological theory)的重大变化。
因此，关系理论脱胎于经典理论的霸权瓦解，虽然它的成长过程仍在进行，关于它的争论依然很多，但这种关系理论确实是当今精神分析理论取向的新整合体。虽然经典理论也越来越往关系理论的方向靠拢，但是它们之间依然隔着一条鸿沟，差异依然巨大。
二、怀特研究所的境遇
可以美国的怀特研究所为个案，来分析美国精神分析学界时代变迁的缩影，从中可看到关系精神分析学形成的宏观与微观两方面。时光倒退回1952年，包括卡林科维茨(Bernard Kalinkowitz)、E.辛格(Erwin Singer)与本艾维(Avrum Ben Avi)在内的一小群心理学者，他们向纽约大学申请设立一个精神分析的博士后项目，尽管他们当时已是怀特研究所的成员(当时怀特研究所并不隶属于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却是人际关系理论的大本营)，他们也高度评价怀特研究所提供的训练，但他们认为，怀特研究所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最好通过设立一个博士后项目来逐步解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在研究所中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够继续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因为当时的怀特研究所正试图加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而一旦成功，这群心理学者将不得不退出训练项目。20世纪50年代，在怀特研究所受训的心理学者并不能像他们有医科背景的同僚一样取得精神分析从业者的资格证书，他们只能拿到证明他们学习过临床心理学的结业证书，尽管他们早在数年前就已获得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当时的美国精神分析学界认为精神分析师必须由具备医学背景的人来担任，极少有心理学者能获准进入医疗机构，少数获准者也不得不宣誓放弃从事精神分析师这一行当。虽然怀特研究所的情况要好过其他隶属于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医疗机构，但显然情况已经开始不太妙了。当时在怀特研究所受训的心理学者面临的这种情况是很滑稽的，因为这些心理学者明显期待着从事临床精神分析实践工作，而每个人又都心照不宣地明白这一点，即摆在他们面前的规定是那样无情。因此，卡林科维茨等人期望通过在心理学部门开设一个博士后项目，帮助他们摆脱当下的尴尬局面，进而实现他们做精神分析师的理想。
由于他们自身具有以大学为依托的学术背景，而区别于以诊所为依托的实践背景，所以他们的目标也正是设立一个以大学为依托的精神分析项目，创立能够协调心理学的学术性风格与经验主义的方法。此外，在大学环境下，更有利于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和包容学界的各种多元思想，他们的目的是创立一个精神分析中心，它不效忠于任何理论取向或个人，而是致力于学术思想的自由探讨，通过表达、对比和论辩各种理论观点促进研究方法的拓展与整合，反对将理论观点限定与窄化。
三、纽约大学精神分析博士后项目的设立
直到1961年，卡林科维茨等人才得偿所愿。毕业于怀特研究所的卡林科维茨担任纽约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点主管，他开设了精神分析与集中心理治疗的博士后项目。项目名中加上“集中心理治疗”(intensive psychotherapy)是一种政治策略，旨在向纽约州教育部宣告由大学发起的训练项目可以证明心理学专业能够承担起训练心理治疗师的责任。而在此之前，纽约州还没有哪个博士点敢于宣称它们培养的博士生能够承担心理治疗实践的重任。纽约大学的这个博士后项目的设立是一项创举，尽管它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心理学工作者与心理治疗师，但仍因其公然对抗学界传统而遭到医疗机构的联合抵制。
当时该博士后项目的课程设置体现了创始人的初衷，其课程设置方式与当时其他研究所普遍施行的制度大相径庭，课程中同时包含弗洛伊德理论取向、沙利文理论取向与弗洛姆理论取向，学生无需公开宣布自己效忠于哪一种理论取向，而被鼓励保持一种中立态度，以此使研究者能够不带偏见地自由探究精神分析的意义。即使学生想要深入细化地研究某一特定理论取向的观点，他们也同样不会受到阻碍。这种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促进比较研究、深层次的讨论以及对各种精神分析观点的基本假设的批判性检验。
不过，带有良好初衷的改革措施往往会遭遇适应的难题。自博士后项目设立之日起，让不同理论取向的精神分析学者们在这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教学绝非易事。到了60年代末，学生们开始抱怨这种制度使他们很难实现课程搭配的最优化，并且认为耗费太多时间在批判其他理论取向的观点上。更为致命的一点是，相当一部分教员与学生想要单独致力于一种理论取向观点的研究。多数人的要求不可能视而不见，现实的难题使得博士后项目不得不作出调整，到1970年，该项目改制为双轨系统(two-track system)，一个是弗洛伊德课程(Freudiant rack)，另一个是人际关系人本主义课程(interpersonal-humanistic track)(连字符前面的“人际关系”代表沙利文的观点，后面的“人本主义”则代表弗洛姆的观点)。创办人的宏图蒙受打击，如同摆脱不了的精神分析的宿命一样，革命阵营还是不可避免地分化了。两个泾渭分明的独立课程设置与卡林科维茨的初衷背道而驰，使当初的比较研究、整合、开放性讨论的计划化为泡影。
到了80年代，项目在双轨制的框架下又有了微小变化——再设一个中立课程(non aligned track)，后又更名为独立课程(independent track)，这一课程的“中立”是相对于另两个课程而言的，它类似于原先项目初衷的残存继承者，对于任何理论立场均持中立态度，但是这一课程的教员与学生也最少，在项目中的话语权也最弱。而最初的两个课程——弗洛伊德课程与人际关系人本主义课程之间的分歧却越来越大，已经开始倾向于单独开会、单独讨论，更不用说他们在术语、课程与阅读期刊间的差异了。看起来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学者似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他们前辈的老路。
纽约大学博士后项目内部的小生态系统历经20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而外面的大环境也已悄然改变。此时自体心理学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一个新范式，科胡特的三本著作极具影响力，正被各课程讨论得热火朝天。自体心理学扩大了患者的治疗范围，它重新概念化了自恋的问题，不再以带有道德色彩的轻蔑口吻谈论自恋现象。自体心理学的火热激发了学界对于经典精神分析的质疑。此外，自体心理学将心理病理视为父母的共情失败的产物，也使学者们更加重视人际关系的作用。自体心理学通过分析指出共情的失败，也明确指明必须注意分析师对移情的影响。
弗洛伊德课程的教员对科胡特抱有一种矛盾的态度。有的教员一方面认为自体心理学的方法是对分析原则的违背，另一方面又钦佩他努力将治疗范围扩大至原先认为不可治疗的患者的做法，同时也认为科胡特的理论是可以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整合的。他们没有将科胡特视为一个“异端者”，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修正者”。另一些教员则对科胡特大加挞伐，批评其背离驱力与躯体，强调发展性抑制超过冲突，最小化对阻抗的解释，过分看重外部社会关系。
在人际关系人本主义课程内部，也进行着类似的争论。一些教员积极看待自体心理学的蓬勃发展，他们认为科胡特及其追随者们正在对经典精神分析的观点发动攻击，这类似于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学者们早就在做的事情。另一些教员则觉得，自体心理学仍然是以个体心理为出发点的“单人心理学”，对于移情的解释依然基于患者的心理，对于分析师产生的人际关系影响仍然不够重视;“自体客体”概念在自体心理学中的重要性似乎也掩盖了现实世界中真实他人的重要性;自体心理学所提倡的“共情”则明显酷似经典精神分析的“中立性”。这种种迹象表明，自体心理学还远未达到盟友的水平，与人际关系精神分析的观点难以兼容。
鉴于自体心理学给人的印象是如此矛盾，它在项目的主要课程面前是两头不讨好，弗洛伊德课程与人际关系人本主义课程都不太接受它。因此，它就自然成为中立课程的门客，不过根据中立课程的原则，它也只能得到有限的关注。自体心理学在这所大学的精神分析圈里遭遇的困境并不是孤例，那些在英国著名的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在此也遭遇了水土不服的情形，诸如巴林特、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冈特里普、鲍尔比等人的理论也无处容身。弗洛伊德课程对其认可有限，教员们对它们的态度在感到不满与视为异端之间摇摆。人际关系人本主义课程的教员虽然对客体关系理论反抗经典精神分析的立场，例如将发展的关键期由俄狄浦斯期提前到前俄狄浦斯期、不再单独以解释作为治疗手段等表示赞许，但又对其不彻底的革命性表示失望，例如继续使用经典术语、保持驱力概念、重视内部结构与移情中的退行等。
我们能从纽约大学博士后项目20年来的变化中看出其可悲的命运，项目的美好初衷自其成立之日起就年复一年地遭到背叛，20年后竟完全处在了对立面!本应是开放的自由领域，现在却变为保守的割据阵营。但是这种糟糕的情形也快要到头了，随着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深化，它与哲学思想的结合日益紧密，纽约大学博士后项目的封闭坚冰在外部影响的不断叩击下开始产生有益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发展态势。除了科胡特及其追随者的自体心理学理论革新之外，诸如新克莱因派、客体关系独立学派新一代分析师、人际关系精神分析的新代表人物在理论观点上又推陈出新，幼儿研究的新发现，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精神分析的批评，这一切新形势都表明各守其成的不足取，项目的封闭僵硬框架需要打破，教员们需要重新思考对精神分析发展有益的举措。
弗洛伊德课程与人际关系人本主义课程都显然不能承接与时俱进的任务，因此，教员们就有必要在项目内设立一个新空间来装载新理论。在纽约大学的许多精神分析学者看来，当时的精神分析新观点都体现出一条相似的轨迹，即朝向关注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分析师的去权威化、更关注情感而非驱力、在临床上聚焦于分析师患者关系以及主导分析情境的互动(interaction)与扮演(enactment)发展。这些新观点的共同特征也使得纽约大学后来最终正式成立了一个新课程来统一容纳新的理论观点。
四、新范式的发现与论证
1983年，格林伯格与米切尔合著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客体关系》出版，这是弗洛伊德主义内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他们在书中区分了精神分析的两类有显著区别的取向：一类是驱力/结构模式(drive/structure model)，另一类是关系/结构模式(relational/structure model)，或称关系模式(relational model)。根据他们的主张，精神分析的理论立场不可避免地嵌入基本的社会、政治与道德语境(context)中。驱力视角与关系视角是基于两种本质不同的人性观，因此它们从根本上是无法调和的。驱力理论源于这样的哲学观：人类从根本上是单个的动物，人类的目标与欲望在根本上是从个人出发的。与之相反，关系理论则基于这样的哲学观：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类的需求满足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能够实现。据格林伯格与米切尔的描述，尽管有许多理论家作了种种尝试以消除这两种理论模式之间的隔阂，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它们之间固有的不相容。他们将一大群原本分属不同流派的理论家都归类到关系模式的名下，如克莱因、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巴林特、沙利文、弗洛姆、科胡特与洛瓦尔德(Hans Loewald)。
格林伯格与米切尔所描述的两类取向并非凭空杜撰，其他分析师也开始意识到这一历史现象客观存在。当时美国自我心理学的领军人物吉尔(Merton Gill)在198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比了两类精神分析观点，一类他称为能量释放观(energy discharge point of view)，另一类则称为个人观(person point of view)。他也逐渐开始往人际关系精神分析的方向靠近，其理论观点一方面带有能量释放观的色彩，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个人观的特色。吉尔认为温尼科特与洛瓦尔德是个人中心取向的先驱。吉尔的同事，I.霍夫曼(Irwin Hoffman)也以自己的语言描述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这种分界现象，他将其划分为空屏模式(blank screenmodel)的保守批评派(conservative critics)与激进批评派(radical critics)。他赞同精神分析界出现新范式的说法，认为有一种根本上具有社会性或人际性的视角径直穿过弗洛伊德派、克莱因派与人际关系学派的领地，并认为这一范式的代表人物有吉尔、列文森(Edgar Levenson)、拉克(Heinrich Racker)、瑟尔斯和瓦赫特尔(Paul L.Wachtel)。吉尔和I.霍夫曼提出，对于移情现象，不应将其视为不受分析师影响而从患者身上自发浮现的扭曲现象，而应考虑到分析师对患者人际关系的影响。通过对这个观点的进一步发展，I.霍夫曼后来将自己的理论观点称为社会建构主义视角(social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与之类似，斯托罗劳及其同事阿特伍德、奥林奇、布兰德查夫特等人也提出一种强调分析情境二元系统观的主体间性取向来改造精神分析。
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学界中一直争执不下的“投射性认同”术语在对新范式的证明中也起到了辅助作用。投射性认同这一术语原本由克莱因提出，用以说明一种潜意识地控制他人的方式。然而该术语此后却因其复杂性、强大的象征性以及创造性而被各后继分析师屡加修正和运用，如拜昂、梅尔策(Donald Meltzer)、H.罗森菲尔德(Herbert Rosenfeld)就对它进行过轻微修改，之后该术语又相继被奥格登(Thomas Ogden)和英国的新克莱因派重新定义，以致当时这个术语的界定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争议归争议，这个术语一方面与个体内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指向人际交往的客体，结合了内部客体关系与外部人际行为，恰好反映了上述理论家对精神分析理论划分的两个类别。因此，该术语的争议也恰好有力地佐证了精神分析理论存在旗鼓相当的两种取向。
因此，格林伯格和米切尔在其著作中所说明的两种模式在多位理论家的相互呼应中得到了论证，精神分析领域存在与经典精神分析(包括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早期的自我心理学)路线相平行的另一条关系路径。后来心理学史界就以最早也是最关键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客体关系》这一著作的出版作为关系精神分析学的诞生标志。
五、研究阵地的建立
让我们的目光再次回到纽约大学博士后项目设立的新课程的命运上，它的正式确立是在1988年，最初的五名开山教员分别是布朗伯格(Philip Bromberg)、弗里德兰(Bernard Friedland)、福斯哈格(James Fosshage)、根特(Emmanuel Ghent)和米切尔。他们五人最初碰面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讨论如何给新成立的课程命名，这是一个至关重要却又绝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名称既要反映出他们的学术发展方向与理念，又要彰显课程包容性的原则，同时还要能体现当下精神分析界的时代趋向。“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是不能用了，因为很容易同原有的人际关系人本主义课程相混淆。此外，该词还很容易被误解为仅涉及个体间的外部关系，而新成立的课程不仅强调外部人际关系，而且重视内心的、内部的、幻想的、想象的关系。还有人提议用“自体”来命名，因为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给予他们很大的影响与启发。但是若命名为“自体课程”，似乎与之前的“人际关系课程”提议存在相同的弊病，很容易被误解为是科胡特自体心理学的分支阵营，而且也与课程的包容性理念不符。他们想到了《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客体关系》一书中应用的字眼“关系”(relational)，不过这一名称同样会使人联想起英国客体关系学派，而且各教员所受的精神分析训练主要是人际关系精神分析与自体心理学。他们也试图借鉴吉尔的分类法，但是“个人课程”(person track)这名字听起来太刺耳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也很有吸引力，但是该词早已被斯托罗劳等人捷足先登，用这个名也会被误认为是新版的自体心理学，说起来斯托罗劳等人的主体间性取向也与关系取向有诸多相似之处。最终，教员们终于达成一致，还是使用“关系”一词，因为它似乎能够同时体现客体关系学派、人际关系学派和自体自体客体关系学派(即自体心理学)，又能与驱力理论截然区分开来，由此，课程正式命名为关系课程(relational track)，或称关系取向(relational orientation)。当然，最重要的并不是课程的名称，而在于这个课程创立伊始所奉行的包容性和整合性的理念，以及教员们共享的理论主张与临床敏感性，这也是当初博士后项目创始人卡林科维茨的理念之延续。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