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直接来谈第三点：精神分析家在绿房子里扮演的特殊角色是什么？
我们总是三个人一起工作：两个接待人员和一个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家[1]。这三个人常常是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周六精神分析家是固定的，其他的人轮流[2]，星期六是孩子和父母来得最多的日子。
每天的接待队伍都不同。这便于让父母能够避免遇到他们不想遇到的某一个或者某一组接待人员——不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比如说，如果在某个特别难过的晚上，或者一不小心，父母吐露了一个家庭秘密的话，那么，为了让自己的身份[3]保密，或者为了不让自己觉得被迫要重新来谈谈它的话，他们避免这一天来绿房子就可以了。
精神分析家来绿房子工作，但他呆的时间要短一点些。三小时而不是五小时！这很重要。由于他“将会”有一些和分析家这个功能（此外这常被忽略）连在一起的魔力，他经常会有更大的影响。因此他的工作时间就短一些。
最开始的时候，某些母亲拒绝“见这些人”，精神分析家来的时候她们就带着孩子离开。很幸运的是，她们慢慢地发现这些分析家就像其他接待人员一样，最终她们就留了下来。
从规则上讲，父母不被允许去找绿房子里的精神分析家做精神分析，我们也从不公布我们的个人联系方式。至于说那些曾和我们中的某一个人做过分析后来又成了父母的分析者，只要他们在自己分析家工作的那一天不来绿房子就可以了。
绿房子有助于让精神分析的既有形象——每周必须做三次分析，年复一年——变得不那么神秘。有些父母觉察到这些在他们孩子身边说出的话语的好处后，感到需要向分析家们讲讲他们自身遇到的问题。他们就会这么去做，而没有觉得因为要向一位精神分析家述说就必须进入经典精神分析流程。他们有欲望来向绿房子的分析家们说一点自己的问题，“这也同样会解决问题”。
在这里，他们同样理解了精神分析并不是精神病学！一些带着自闭症孩子来的父母会觉察到孩子行为适应上的潜力。仅仅和小宝宝们、和同龄的孩子以及成人们呆在一起，而没有用精神病学的方式对其障碍归类这一事实，就能让这个孩子像其他孩子一样变得有可能社会化，并明显驱散那些压迫着他的焦虑。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卧床不起的七岁大的孩子，这是一个带孩子来绿房子的家庭中的老大，母亲过了几个月时间才谈起她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可以破例接待一下这位始终呆在家里的“大孩子”。所有我问过的母亲们都同意让他母亲带她来。她一岁半大的弟弟听到“你姐姐”这个字眼很震惊，因为在他眼中姐姐比他要小，因为她总是躺着，而且在家里我们总是对他说“你妹妹”。
为什么脑部运动功能残疾就导致不能说话呢？为什么永远把她当作是一个“宝宝”，而我们知道，她因自己不能动而感到痛苦，并嫉妒那个身体非常健康的弟弟？所有这些都被说给她听。母亲第一次见到自己这个卧床不起的孩子的灿烂微笑。她一会看看那个对她说话的精神分析家，一会看看自己妈妈。至于说她的弟弟，一路小跑过来，很惊讶我们对他姐姐说话：“你看，这是你的姐姐！她出生的那一天发生了一场事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既不能玩，也不能说话，但她能听懂我们说的所有的话，她爱你……”这让人震撼！
总的来说，关于我们的功能的问题的回答是快速而简单的！我们在这儿就是“汲取焦虑的”。而且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有一些女人特别害怕被机构所吞没，害怕被逮住、被劫持……所有那些要么来得很早，要么来得很晚，到快关门时才来的女人们，都是为了这里“还有”或者“几乎没有”人，确切地说，是她们最需要表达自己，她们的宝宝或者大孩子们最怕其他人，也最需要其他人。
粗俗地讲，精神分析家在日常生活和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蠢得像颗花菜”一样！我来给你们讲一些我想到的仍然栩栩如新的故事。
有一天我到绿房子时，里面满是骚动。所有的妈妈都在议论纷纷，孩子们像蜡烛一样站在那里，看着各自激动的母亲。她们彼此不听对方，都在说着当天早上报纸上详细报道的一个小女孩被强奸的事。我问大家，她们对于作为主体而言，在当下这件事直接牵涉到了什么：“你认识这个小女孩吗？——不。——你认识她妈妈吗？——不。——你认识她爸爸？——不。——那你，你也有个女儿？——不，我有一个儿子……——那么？……”大家都承认，归根结底，这件事和她们无关，这不是她们的事……大家就重新开始像以往一样开心：玩滑梯、爬梯子、玩水……
精神分析家用一种非常朴实无华但有效的技术来干预：具体地提出一些事实，而不是让想象无限扩大。这个夸大的想象是空洞的，但它慢慢地会提升焦虑：“如果这曾经发生在我身上，那么有一天也可能发生在我的某一个孩子身上！——嗯，但某一天！某一天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是小桥流水人家！……我们是在今天。”此时此地。
比如说，有些非常神经质的妈妈谈到家里夫妻间的冲突时，仔细地倾听她们很重要，同时我们给在旁边的孩子解释，让他和我们的交谈联系起来：“你妈妈流泪是因为她很敏感，但根本上讲，由于她还和你爸爸在一起，所以还是有些东西让他们继续在一起的……”这就让事情变得没那么悲剧。她就开始承认道：“确实，这是一个正派的男人！是我……等等。”笑容就重新回来了。孩子需要很多宽容和耐心才能承受所有这些！只有仅仅在某人把他们当作和成人一样是同样有价值的谈话者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做到这样。
我们每天都在和一些这样的问题打交道。我想到一个女人，她因为丈夫整天不停地对她这样说而感到苦恼：“你做的‘猎人兔’这道菜永远也没法像我母亲做得那么好！想都别想！……我母亲可以告诉你！你做的“猎人兔”一文不值！”她说起这些时泪流满面，这就是人们的生活！是这构成了孩子的悲剧，让他感到不安：“妈妈怎么会流泪呢?爸爸怎么会这么凶呢？奶奶怎么？……等等。”
精神分析家的角色就是倾听并且告诉孩子：“你看，你妈妈在讲她和奶奶之间的争吵。你知道‘猎人兔’是什么吗？听着，奶奶让妈妈痛苦，你知道为什么你爸爸爱奶奶，为什么她会来家里，你也爱奶奶，但同时她却让妈妈流泪？”孩子的母亲有点吃惊：“不应该给他讲这些。他还太小，不能理解。”但他能理解的，孩子一直是这些小小的家庭悲剧的见证者，应该给他一些东西让他理解！“你看，这个女士有个大肚子，里面有个宝宝。你的奶奶曾经就有个这样的大肚子，你爸爸曾经就在里面，是他而不是你妈妈从你奶奶肚子里出来！然后，他长大了，你的爸爸，他成了一位先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的奶奶，你爸爸的妈妈是你家庭的一部分。另一个你称为“姥姥”的祖母是你妈妈的妈妈。她肚子里曾经怀着你妈妈。”
孩子理解了，母亲也理解了。她叫道：“归根结底，确实是这样！她又不是我妈妈！他的猎人兔的故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另一个妈妈笑着说：“你早就应该这么想了。”大家都笑了。
下个星期，这个做猎人兔的母亲说道：“和我婆婆的关系好多了。毕竟，这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而且，我觉得小孩子也变了。以前我觉得他在我和他奶奶之间挑拨一些什么。现在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很准确的观察。当孩子对一些他置身其中并感到心烦意乱的紧张关系没有得到解释时，他就会扮演一个煽动者的角色，这一角色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
这就是精神分析家的工作：把一个人放置到他的身份、他所处的时空、他的父系和母系中去；给予他一些想象的中介来支撑对人类关系的象征化。这些仅仅通过话语完成。精神分析家并没有“神奇的”建议可以给予。此外，一个精神分析家在他的分析工作中什么也不说！但是在绿房子，我们并不从事精神分析家的“职业”，我们是一些“市井精神分析家”，也就是说，相反，我们是一些通过说话和行动来参与的精神分析家。我们根据自己首先是作为不同主体的独特经历，来给予一些个人意见。但就像在生活中一样，我们是按照自己在家庭里、在生活中作为母亲和父亲的生活经验来运作的。我们“讲的那些话”，应该听取然后放下，这就是我们希望在绿房子里做的。
重要的是永远不要遵循某一个人的建议，不管在想象中这个人是多么“知晓一切”！最重要的是和“自己周围人”话语的交流；对于她、对于这个母亲、这个祖母和这个父亲而言，就是要和自己的孩子、爱人以及周围的人交谈。在彼此倾听的过程中，一些解决之道就出现了。此外，没有人可以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角色仅止于唤醒那些母性和父性的直觉，这些直觉常在（我们）这些心理学工作者写的书中被贬低，其中某个医生的建议和另一个医生的建议会相互矛盾，等等。
作为结语，我仅仅要补充的是，精神分析家们试着和其他一些受过个人分析或未受过个人分析的接待人员一起工作是很有好处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着长远未来的事情。作为证据，我们能看到大家对我们在绿房子中做的工作的兴趣，以及各种要求参观绿房子、要求来做实习的请求——这些请求我们无法满足——各方面的专业人士纷纷要求了解绿房子，每个月我们会收到五十来个这样的请求，因此我们每个月会有两个上午见这些专业人士，以便回应我们的工作在全法国以及其他地方激起的各种问题。
（全文完）
[1]这是绿房子早期的工作模式，后来绿房子对此有很多反思，其工作模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现在一般而言，不管接待人员在绿房子之外从事什么职业，不管他们是否是精神分析家，在绿房子里他们都被同等对待，一律被称为接待人员。——译者注
[2]在绿房子的模式中，像下面所说的那样，“每天的接待队伍都不同”，也就是说，周一到周五共有五组不同的接待人员，每个周六没有固定的接待人员，大家轮流报名组成临时接待小组。——译者注
[3]不管怎样，绿房子里是完全匿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