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房子[1]
1985年10月17日在精神分析研究与培训中心（CFRP）所做的演讲
翻译：王剑[2]
这个发言将更像我的一些经验的联想，而不是严格的演讲。我试图来回答三个关于“绿房子”的问题：它是怎么建立的？我们在其中如何生活，里面的气氛如何？精神分析家在绿房子里扮演的特殊角色是什么？
绿房子之所以被叫做绿房子，是因为我们曾经待的那个地方被涂成蓝－绿色。它的正式名称“童年早期及父母功能协会”太长了。
孩子们曾经把它叫做“Aio[3]”，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玩水，然后叫做“气球房子”，因为有时有些气球，然后叫做“那儿”。“蓝房子”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结果“绿房子”这个名字留了下来。现在很有趣的是，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在说：“在我们所在的城市里，我们要办一所‘绿房子’”。里昂的绿房子叫做“Apelipa[4]”，有些地方叫做“红樱桃”或者“蓝苹果”。大家看，不应当完全粘在“绿房子”这个字眼上！
我们是从巴黎十五区一个漂亮的小广场圣查理广场上一间很小的“自动洗衣房（Lav’automatic）”开始的。在那里，我们的历险持续了二十一个月。接着，我们到了一个位置很偏僻的汽车展厅，最后才来到现在这个地方。这是位于Meilhac街水泥路面这一端廉租公寓的双层套间，对面是坐落在十五区的巴黎穆斯林中心。
我们现在的地方很好，是底层，有两间房，再加上一个小小的足够放两个小儿童滑梯的花园。
我们是怎么安顿下来的呢？非常简单。事实上，对于两个月[5]以下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处在家庭和全日制托儿所之间的中间场所；对于那些习惯每周多次使用临时托儿所这种托管方式的父母而言，这是一个家庭和临时托儿所[6]之间的中间场所；对于那些进幼儿园之前幸运地呆在他们母亲身边的孩子而言，这是一个家和幼儿园之间的中间场所。
我们每天下午两点到七点开门，周六是下午三点到六点。每天早上和周日关门。经验告诉我们，早上妈妈们不会来，然而，对孩子的好处是来这样一个“社交”场所。想要这样的话，就必须至少要有六、七个孩子和家长才行。
很长时间以来，带着这个念头，我和周围其他儿童精神分析家们有过一些交流。看到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因为不能参与创造性的活动，无法与周围同龄孩子进行人际沟通，而被学校要求去做心理治疗，真是令人心痛啊。
通过和父母们的交谈，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常常很早就出现在这些孩子的生活中了，但不管是孩子还是周围的成人都没有引起警惕。然而，如果在创伤、冲击和家庭中的痛苦发生时——孩子无意识地保存着这些东西的被压抑了的痕迹，这导致他一部分自信的丧失以及身份的漂浮不定——对着这些孩子并且为了这些孩子，能及时“说一说”这些东西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本可以避免这些上学以后出现的严重心理社会病理表现。对于某些不适应学校或者同样不适应家庭的孩子而言，社会工作者、医生或老师会建议父母到一些治疗中心去咨询。
我就在Etienne-Marcel中心[7]工作，在那里，我们仅仅有权接待那些上了学的孩子[8]。最后，我们争取到了接待年纪很小的孩子的可能性。但不幸的是，这个地方离圣丹尼街很近，由于地方狭窄，不适合接待小孩子。因为当我们接待小孩子时，父母需要空间，还需要放婴儿推车的地方，因此没法接待他们！
最初是社会工作者后来成为精神分析家的Colette Langignon、Bernard This和我一道，我们确信这种预防的工作模式是有必要的，并且知道很多人都在寻找解决之道，寻找一个能好好接待孩子的地方。
我们和巴黎各个区的负责人进行了很多商谈，后者手上有地方，并对创立某种父母“不把孩子单独留下的”托儿所感兴趣——因为这就是我的主意。我的计划是在父母在场的情况下让孩子“社会化”，由于父母的在场，孩子知道自己是“谁”。在母亲工作的情况下，我觉得某些机构接收孩子，把孩子和那些让他觉得有安全感，作为他时空历史和身份参照系的人分离，来给予孩子帮助、庇护和身体上的治疗，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残忍和愚蠢的做法。
因此在我看来，应当创建这样一个场所，其中孩子在自己熟悉的监护人在场并给他带来安全和稳定感的情况下，能够光顾一个由孩子和接待他的成人们组成的社会，并对其中遇到的情绪和事故变得有“免疫力”。在这里，我们对着孩子这个人说话，他被告知自己在家庭中不可剥夺的原初身份，以及后者为什么要照顾他。我想象这个地方就像公共花园一样，有一部分是室内的，是一个用来休息并且可以对人“公开”讲话的地方，是给那些父母和带着三岁以下孩子来的成人们的。这个临时的地方的天职将会是避免在孩子父母或监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早期社会经验所带来的猛烈创伤。
在有语言之前，一个孩子对于另一个孩子的兴趣总是“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它们总是和力量的大小有关，总有一个赢家和输家。
力量小的孩子只能通过与母亲或者父亲的身体接触，来重新找到自己的完整性，因为后者是和他直接连在一起的。因此，只有身体接触才能让这个丢盔弃甲的孩子得以重构。
我希望绿房子成为一个中介之地，在这里，孩子逐渐确立自己“精神上的安全感”，直到其身份得以整合，不再需要回到母亲的怀里，并且知道在“一个空间里”要小心其他人的暴力。
Bernard This、Pierre Benoit和我前面提到的Colette Langignon以及Marie-Noelle Rebois、Marie-Hélène Malandrin所有这些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认为我们也许可以试着为小孩子们做些什么。一些人和我一起建立了这个小组，但最终又离开，其他人留了下来，有些人后来才加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依照1901年法律成立的协会[9]，得到了市政府儿童预防部门的补贴，后者意识到了小孩子这一块完全是“空挡”。事实上，他们管理着一些青少年之家，或者为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孩子开办工作坊，对此并不是毫无意识，即这些青少年或者七八岁孩子所遇到的阻碍、他们社会生活和学校中的不适应可以追溯到童年早期。然而，既没有人来协助小孩子，也没有人协助父母。基于所有这些理由，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尽管有很多经济和行政上的困难，绿房子最终得以建立。
作为一个“领航性协会”，我们最初获得了一笔“启动资金”。接下来每年都要奋力拼搏才能继续拿到补贴。我们现在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承认并签了协议。需要我们自己注意不要变成一个僵化的机构。这非常重要！我们的协会就是生活本身，是由孩子、父母、接待人员和精神分析家们组成的。人们来来去去……它不停地在发生着改变！
[1]原文为多尔多死后遗留下来的档案中的一篇打字稿，上面写着“附1号”，它曾在《精神分析大纲》杂志1986年版春季第五期发表，当时是Françoise Bétourné和Claude Boukobza整理的。之后多尔多亲笔在打字稿上做了许多修订，这里的修改稿是由“Colette Langignon和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于1987年”完成的。
[2]本文最初是为了和“武汉绿房子——儿童家长接待中心”（www.lvfangzi.org）的接待人员进行交流、讨论而翻译的。当时因为准备的时间有限，所以仅仅摘译出其中一些重要段落。这次借着巴黎十八区儿童父母接待中心Babillo的主任Christine Arnaud-Tanner女士到“西安绿房子（http://www.lfzhome.com/）”讲课之际把全文翻完，供与会者思考、讨论。——译者注
[3]没有查到这个词的出处，从下文看，也须是指孩子玩水时愉快的叫声。——译者注
[5]原文为两个月以下，但从上下文看，这里应该是两岁以下才对，恐怕这里原文有误。——译者注
[6]如这里所言，简单地说，在法国，临时托儿所（garderie）和全日制托儿所（crèche）的区别在于：全日制托儿所孩子每天相对地固定去，临时托儿所则更加灵活，可以每周去一个或者多个半天。它们接待的都是三岁以下的孩子。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一般会上幼儿园（l’école maternelle）。——译者注
[7]这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一家预防、诊断和治疗儿童和青少年的神经心理和行为障碍的公立医学心理教育中心（CMPP），它与心理医疗中心CMP、母婴保护中心PMI、学校、社会机构和当地的医生（普科或儿科医生）合作。——译者注
[8]即一般是六岁以后的孩子。——译者注
[9]这儿所说的“1901年法律”，指的是《1901年7月1日关于结社契约的法律》(Loi du 1er juillet 1901 relative au contrat d’association)。这是一部几乎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发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以及《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法律》一样的历史性文件，对法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部颁布于110多年前的法国法律确认了结社自由原则，对各类社团协会进行了定义规范，为人们行使作为人和公民的基本自由–结社自由权利提供了保障，从而使《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所确立的基本人权在法国获得了切实的维护与保证。按照1901年法律的定义，协会是建立在两位或多位个人以进行不以利润分红为目的的经常性知识或活动共享协议的基础上的。法国“1901年社团法”的最重要之点，在于规定了社团协会可以自由成立，而无需由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进行任何预先审查批准。——源自网络资料，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