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科布勒在中国:一位维也纳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对中国医学教育的贡献
鲍乐华
《心理研究》 , 2016 , 9 (6) :3-7
【摘要】里茨·科布勒是一位维也纳裔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为逃避奥地利纳粹分子的迫害,他于1938年来到中国,并在此生活了14年。2001年，他在美国去世，享年90岁。
1 引言
弗里茨·科布勒（Fritz Kobler，1911-2001）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他出生于维也纳．1938年为躲避纳粹迫害离开奥地利来到中国，后来在美国马里兰州卡顿斯维尔(Catonsviue)生活了40年，于2001年6月2日去世，享年90岁。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他任斯普林菲尔德州立医院 中心(Sprin96eldHospitalCentre)的临床主管，75岁退休后担任该州社会安全部的顾问。
科布勒博士在维也纳大学接受了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的医学训练，师从奥托·马尔伯格(Otto Marburg) 教授学习神经病理学。科布勒作为一名神经病学的实习医生，得到奥托·珀茨尔(Otto Poetzl)的指导。当时珀茨尔的助理是汉斯·霍夫(HansHoff)博士和欧文·施腾格尔(Erwin Stengel)博士。科布勒在玛丽亚—特雷西亚·施勒塞尔(Maria-Theresien Schloesel)医院工作时。接受 约瑟夫·格斯特曼(Joseph Gerstnab)教授的指导。1938年，科布勒的母亲送他到中国，以逃避纳粹的专制统治，而他的母亲和妹妹留了下来，后来双双死于明斯克(Minsk)的一个集中营之中。科布勒在中国生活了14年，学会了普通话，并在四川和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讲授精神病学和神经学课程。在这期间，他与香港华南救授协会为红十字会工作，还为广东省的英园卫理公会医院工作。1947年， 科布勒与爱德·吴(Aideh Wu)结婚。吴当时是一位医生，是南京医学院七位提前两年肄业的女学生之一。吴出生并成长于南京，后来进人了一所英国寄宿制学校学习，并取英文名字为Edith(伊迪丝)。她在童年时被车撞伤，因伤口感染致使右腿做了截肢手术，康复后逐渐学会借助假肢走路，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1952年，科布勒夫妇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本杰明(Benjamin)离开中国前往维也纳。世界犹太人救济机构帮助他们支付了从非洲好望角海峡，经由马赛到达维也纳的路费。他们在维也纳行医，同时，科布勒寻求与美国联系，试图获得一个稳定职位。十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而他的妻子因持有中国护照而被迫延期移居美国。1968 年，科布勒夫妇加人美国籍。
科布勒博士于1978年撰写小说《纸人》(The paper man)，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无聊的官僚对—位英雄制造的一场滑稽而又恐惧的噩梦。他的诗《空空的孤独》(The Empty Loneliness)发表在美国国家图书馆编辑的诗集1993年卷《梦始于何处》(Where dreams begin)。科布勒喜欢维也纳的音乐歌剧和诗歌。他是巴尔的摩郡医学学会、马里兰德医学和外科学会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和美国医学学会的会员，还是美国犹太大屠杀幸存者集会以及巴尔的摩犹太社区联盟(Associated Jewish Community Federation)的成员。2007年5月科布勒的妻子爱德·吴逝世于美国巴尔的摩。
2 对科布勒的寻找
我在瑞士对安哥拉·格拉夫~诺尔德和恩斯特·法尔兹德(Emst Falzeder)进行初步询问之后，寻得了科布勒博士和他妻子去世时刊登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讣告，并从该讣告上得到他们生平的大部分信息。这些资料是由生活在伦敦的科布勒的女儿索尼娅·罗斯·科布勒(Sonja Rose Kobler) 所提供的。据她所言，许多关于其父亲的生平资料在他离开维也纳去美国时不幸被毁掉了。但幸运的是，他保留下了自己的日记，而目前这些日记正在翻译之中。与此同时，我已经开始了对科布勒的寻找工作。毫无疑问，再现科布勒在中国期间的信息是十分困难的。香港历史档案馆的红十字会档案中没有任何与科布勒相关的资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也没有特别有用的信息。此外，在它们的网站上进行在线检索也毫无线索。香港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发出的电子邮件乃至我自己的研究学生用中英文邮件定期地请求帮助，但这些邮件却都石沉大海了（如果谁要真地想从那里寻找点东西，就必须造访一趟南京）。
此处衍生出两个问题：继续努力找寻这个人在中国的工作值得吗？如果值得，我们又能获得什么呢?我相信前者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是因为我和少数其他人已经发现，许多人因为他们在民国时期——最近被一位史学家描述为“开放的时代一一的中国致力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学的教学而引人注目，这些领域在当时都是新鲜的事物。这项工作包括梳理五四运动前后被引入中国的弗洛伊德的各种思想、弗洛伊德及其早期追随者著述的各种翻译作品、关于精神分析的二次文献、弗洛伊德的思想在中国文学中的运用、唯一一位与弗洛伊德通过信的中国人所写的那封信、第一位受训并于抗日战争(1937-1945)爆发之前在中国进行过短暂实践工作的中国精神分析师，以及近期发现的一位中国教授参加精神分析会议的第一份文献记载。对这些理念的接纳很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对待心理健康的西方行动方案，以及如今与之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在西方接受培训的心理健康专业工作者在四川大地震后进人灾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如此重要而又规模的聚集行为之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能从科布勒在中国岁月中所获得的有关这一问题答案就是，他在帮助发展对中国来说新颖的精神病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科情形方面的确切贡献是什么？他如何教学生？如何看待他们？他如何总体评价中国人的心理健康境况？
3 科布勒在中国的精神分析实践
目前已经掌握的两份重要证据可以表明，科布勒在民国早期就已初步产生了精神分析文化的思考。第一个证据，来自抗日战争之前、期间及刚刚结束时曾在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吉姆(Jim)和玛丽·恩迪科特(Mary Endicot)夫妇的子女们所写的两份资料。它们都提到1946年下半年玛丽回到中国后这对夫妇所经历的情感危机。此前，玛丽与丈夫有过两次分离：一次长达两年，一次为期半年，并且每次离别他们各自都发生了外遇。这些事情在他们两个人重聚上海的最初一些日子里被曝光了。
然而，外遇曝光对他们两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玛丽经过与一个相当于陌生人的男子的短暂交往而变得更为自信，尽管她从未打算使自己的生活破裂。与此相反，他的丈夫与他们都认识的一个女性的外遇使得他处于内疚悔恨、困惑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他曾短暂地考虑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正是在这段时间，“吉姆从成都来的朋友即精神分析学家弗里茨·科布勒，碰巧在上海短暂停留，并和恩迪科特夫妇一起待了5个小时”。在写给儿子斯蒂芬(Stephen)的信中，玛丽解释了科布勒是如何帮助他们夫妇的。科布勒分别和他们两人单独交谈，然后又在一起会谈。他告知玛丽，吉姆的悔恨“其实是患者被指责时往往会采取的一种掩饰性做法”，并且“为澄清而表现出来的这种痛苦和冲动是四、五十岁（的人们）的典型表现。当然，这仅仅是在存在一些挫折缘由并且此前没有澄清的时候才会如此。
随后，科布勒通过分析玛丽的一个梦来帮助她理解自己的人格。在梦中，玛丽和母亲身着修女的装束，透过窗户看着她的父亲，父亲的头绝望地枕在桌子上。玛丽卸下自己的面纱说道，她恨修女，因为她们没有孩子。她还痛斥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父亲。玛丽根据“她的母亲将自身的性压抑投注到身为孩子的自己身上”提供了一种解释，但科布勒认为，她的梦“是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的完美展示。原因很明确，因为它经常在梦中出现：吉姆从自杀念头中恢复过来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此你的感觉被提升了，你的梦很清晰地透露了你在嬰儿或者可能是3至5岁时被压抑的欲望。”于是，玛丽理解了自己滋生外遇想法的原因，即它没有危及到自己对父亲的潜意识联结。科布勒进一步指出，玛丽对自己嫁给吉姆充满了抱怨（潜意识上是因为吉姆的一切都与她的父亲不同，而那个陌生人跟她父亲极其相像）。正如斯蒂芬·恩迪科特报告资料的结论所指出:“玛丽到此时对这次分析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并因此缓解了吉姆的一些罪恶和悔恨的情绪。随着他们在情绪波动方面责任的平衡化，吉姆的精神焕发了；尽管之前出过轨，但他们又重修旧好，并且从那以后，他们的感情越来越稳固。”
尽管这份关于科布勒在中国工作的案例的简短陈述是出自对外国朋友的分析，但却有力地证明科布勒显然通晓精神分析，并且属于弗洛伊德学派取向（甚至是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而且他在中国期间实践过。
另一个关于科布勒“实践"工作证据的线索源自他的一篇文章，其主题是现在广为人知的与文化相关联的缩阳症(Koro)（尽管科布勒将第一例中国患者确认为“基于迷信的急性阉割恐惧症”）。这种病症是指一个人阳具收缩的强迫性状态。科布勒报告称，他于1941年在广东佛山卫理公会医院工作期间遇到了该病例。他为此第一次提供了一种精神分析的解释，即闱割恐惧与死亡恐惧混杂在一起，患者认为如果他能阻止阳具的消失他就能预先阻止死亡。对科布勒来说，这种焦虑与自慰恐惧是双向关联的，这是因为抚弄阳具的手也恰恰是能阻止其收缩之物。
这篇文章发表于1948年，所署单位是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病学系。当时中国另外两所著名的医院也有同样的院系：一所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其系主任是来自杜克大学的美国精神病学家理查德.莱曼(Richard Lyman)。 另一所是国立上海医学院，范妮·哈尔彭(Fanny Halpem)在此工作，她同样来自维也纳，并接受过瓦格纳·尧雷格(WagnerJauregg)和阿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的训练。她在1933年被评为神经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她曾在一份简历中写道:“直到那时，几乎无人在华中和华南讲授过那两个学科。神经学仅仅简单地与内科医学相关，精神病学完全没有包括在医学课程之中。华中地区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精神病学的部门，也没有一所诊治精神病的医院。精神病患者被收留在上海的旧中国城的一所精神病院（圣约瑟精神病院）之中，然而，那里却没有任何治疗措施。那些焦躁不安的患者躺在地上，戴者铁脚镣，被固定在墙上的铁链拴着，而大量的心理疾病患者与他们的亲人和孩子生活在自己的家中。精神病护理精神病卫生和精神治疗等诸如此类的术语都不为人知”。
上海大学的哈特·韦斯布鲁克(Hart Westbrook)在给耶鲁大学的格塞尔(Cesell)教授调的一封信中如此描述范妮·哈尔彭:“几年前，哈尔彭博士在确保一名中国富人有志于投人资金，为精神疾病和其他心理疾病患者在上海附近的闵行(Minghong)建立一所医院上富有影响力。去年，她受上海心理卫生委员会之托，鼓励上海各个俱乐部和机构投入资金。该委员会已经成为中国医学会的精神病学委员会之分会。在她的协助下，该委员会已经开设了一门病理心理学...用来培训外行...让他们在心理卫生诊所提供志愿服务。我们希望由哈尔彭博士领导的该诊所在今年秋天开业。”
上文表述意味着，继国立上海医学院和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开设神经精神病学系之后，科布勒最后工作过的机构（即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病学系）也开始运行起来，而且科布勒很可能是创始成员之一。据他女儿说，在其父亲去世前夕，他之前在南京时期的一些学生告诉过他，他们曾举行过一个授予科布勒荣誉的仪式。无论如何，因为哈尔彭和科布勒工作方面的重合，以及前者在20世纪30、40年代将心理健康领域改革带进上海的深远影响，科布勒在这个领域也应该被视为一位先驱者。
参考文献 （略）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