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
Laura Spinney 文/NewScientist
mints 译
为什么有些社会严格,有些社会自由。
我是英国人,在瑞士居住了6年。我搬到瑞士不久就举办了一个乔迁派对,当30位客人准时到达时,我大吃一惊。几年后我搬到法国居住,当我在约定的时间到达晚宴现场时,却发现我是第一个到的,而我的女主人还穿着睡衣。
每一种文化都有着无孔不入的不成文规则,比如守时,这些规则是约束个体行为的无形框架,可以让集体以顺滑和富有成效的方式运作。但这些规则的严格性与它们的执行精度有着很大的差别。一些国家可以容忍在电梯里唱歌,在面试时发誓或光脚走进银行。而另一些国家的人看到如此的行径会摇头不满。这些也许不仅仅是怪癖。或许了解各种社会最好的方式是了解他们的社会规范。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文化心理学家Michele Gelfand提出以上的论点。她和她的同事描述了那些等级森严、严格执行规范的社会,并将之称之为“严格的tight”社会,而那些放任自由的文化是“宽松的loose”社会。他们认为这种关键的差异支撑着形色人等。从创造力、离婚率到公共时钟的同步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严格——也知道如何来影响社会规范。如果他们是对的,就可以消除许多跨文化的误解,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误解,而且还包括国家、公司和家庭之间的误解。
自1961以来,当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开始劝说人们服从他的命令电击他人时,实验者便操纵了社会规则,并注意观察不会让人感觉到压力的电压。然而,研究人员在研究社会内部规范时,主要倾向于研究西方社会的内部规范,而不是社会与社会之间规范的不同。这种趋势中一股逆流是荷兰社会心理学家Geert Hofstede。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建立了一个以“六维分离理论”为基础理解跨文化差异的模型。从那时起,他这个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标就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并且能够有效地解释文化差异,尤其是那些典型的西方或东方的思维模式。但Gelfand认为这一理论的关注点过于狭隘,我们忽视了严格/宽松这一视角,它是影响我们行为多样性之文化的来源。她说:“这是人类团体的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
制作于公元前196年。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六维分离
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模型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以下六个因素进行理解,但现在,这一模型正受到了挑战。
个人主义:个体的独立程度,而不是相互依赖的程度。
权利距离:公民期望/接受的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男子气概:在社会中使用武力的程度。
规避不确定性:面对未知的焦虑和不信任的程度。
长期取向:相信世界是在变化的程度,不会把过去当作是未来的道德指南针。
放纵:重视自由、冲动和友谊的倾向,不会以斗争和责任的角度来看待生活。
恐惧的因素
事实上,文化严格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人类学家Pertti Pelto研究了21个传统社会,发现他们社会规范的严格性和这些严格性如何被实施有着有很大差异。哈特人是极端的严格社会,而南部的贡人极端宽松。Pelto敏锐地认为,严格性文化与生态因素紧密相关,比如,过高的人口密度以及生存中对农作物的过度依赖。
Gelfand想知道这种差异如何适用于现代社会。她怀疑严格性是由一个社会历史上暴露出来的外部威胁水平决定的,无论是天灾,比如地震或自然资源的稀缺,还是人祸,比如战争。她说:“严格性是需要协调的:即,如果你长期面对这些威胁,你会制定强有力的规则来协调生存。”
33个地区各自文化的严格与宽松程度的量化。“更严格”的社会倾向于更为顺从、守法和笃信宗教,而“更宽松”的社会则更具创造性、宽容和混乱。
DOI.ORG/10.1126/SCIENCE.1197754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Gelfand和来自世界各地的43家机构进行了合作,并在2011发表了一项对33个国家进行比较的科学研究。他们首先询问了将近7000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通过评估他们的讲述来阐明其民族文化的紧密性,这些讲述包括:“在这个国家,人们应该遵守的社会规范有很多。”以及“这个国家的人们几乎总是在抱怨社会的规范”。志愿者们还评价了12种行为的适当性(包括吃、哭、调情),以此揭示他们日常生活中受到的限制,这15种情况的范围很广,从银行、到葬礼和电影。每个国家各自行业有很高的一致性。
“了解其他文化的蛛丝马迹非常重要”
接下来,该小组计算了严格性的平均值,并与每个国家过去遭受到的威胁进行比较,衡量这些威胁的内容包括自然灾害、疾病、领土冲突、缺乏清洁水源和人口密度过高。果然,这里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和松散国家(包括荷兰、巴西和澳大利亚)相比,面临高威胁的社会(如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有更多的社会调节行为、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惩罚。显著例外国家是同样宽松的以色列。英国的表现略高于平均水平,美国则更为宽松。
但是Gelfand及其同事的研究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发现,即使在考虑了国家财富之后,严格性的程度也反映在各种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中。严格的社会往往更独裁,媒体审查力度更大,示威游行这样的的集体行动更少。他们更墨守成规和虔诚、有更多的警察、犯罪率更低、离婚率更低,公共空间更干净。Gelfand说:“严格性导致了大量的秩序和社会控制。即使是股票市场也更加同步。”松散的社会往往更加混乱,但也更有创造性、创新性,对多样性的容忍也更高。
3年后,Gelfand和她的博士生Jesse Harrington在美国50个州进行了类似的比较。这一次他们利用同性婚姻合法性、外国出生人口的百分比和宗教机构的力量来评估严格性。再次,他们发现了严格性和威胁(如龙卷风风险和危险废弃物暴露)之间的一致性。同样,他们发现严格性与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相对应。例如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这些严格的州,毒品滥用和无家可归的比率低于俄勒冈和佛蒙特州这样的松散州。他们也有更高的监禁和歧视率,有趣的是,他们的快乐程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