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潘菽
作者: 转载 / 2069次阅读 时间: 2018年5月24日
来源: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标签: 潘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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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菽原名淑,字爾榖 ,号有年,1897年7月13日(即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六月十四日),生于常州府荆溪县。潘菽在荆溪县生活长达15年之久。

1915-1917在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高级中学)【注1】和北京大学哲学门就读时借用名“淑”,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火烧曹汝霖(位于北京赵家楼胡同)私宅而被捕的三十二人名单即以“潘淑”之名位列其中。

“淑”之名缘于《潘氏宗谱》名位谱系,不计取其义。后追究之下“淑”不仅偏于女性,而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有一妃即以“潘淑”。是故,1927年内在美国获得硕士、博士双学位回国后即正式更名为“潘菽”(与原来的字“爾榖”相呼应),字水叔(以示原名为“淑”)。“有年”只有亲属对他称呼的时候用,称“有哥”,“有弟”。例如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即称他为“有哥”;晚近潘氏三兄弟之说盛行,用潘菽之号有年以入梓年,汉年之列。


潘宁堡(潘菽之子)

“五四运动”是过去了,但运动中提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成了曾在“五四”中被捕的潘菽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37年潘菽就教的中央大学西迁重庆,1939年党中央在全国发行的第一张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不久也迁到了重庆,这《新华日报》社的社长潘梓年是潘菽的胞兄,俩兄弟常在《新华日报》馆会晤。这一情况很快为潘菽在中央大学的二位挚友梁希、金善堡所知,他们既想知道抗战形势,也想知道延安方面的言论,于是要潘菽带他们一起去《新华日报》馆。从报馆回去总得一起再谈谈,分析讨论,并且人员很快有了扩充,这一情况很快就由潘梓年报告给了周恩来,这使周恩来喜出望外。他正想在重庆高级知识分子中建立一个外围,统战组织,在国民政府所在的重庆哪有比自己人潘梓年的弟弟,潘汉年的哥哥更可信赖的人呢。于是由他会见潘菽,并且就以座谈会为形式由潘菽为召集人建立起一个他心目中的既有形又无形的统战组织。潘菽一方面极愿像自己俩兄弟样为党做点工作,又希望通过自己团结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一起为五四运动未竟之业——“民主与科学”继续奋斗,这为周恩来所首肯,这样一个由八路军办事处(实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的党的道是无形还有形的统战组织形成了。这个团体暗中以民主科学座谈会称呼,对外则宣称是座谈报纸上公开的抗战形势。1945年9月3日这一天政治形势要求这个座谈会取名为“九三学社”。之所以称“学社”是因为座谈会的很多人不愿沾政治的边,也可使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1946年5月4日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成立宣言中,直言“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谨此宣言”。

1949年4月下旬,潘菽随大批准备参加新政协的进步民主人士住进了北京饭店(住的那栋老楼已被新楼所取代)。那时周恩来、李维汉和齐燕铭经常到我们房间来与潘菽交谈。潘菽心目中始终认为九三学社是他自己与周恩来共建的组织。故而有一次,五月里,潘菽迳直对周恩来说:新中国要成立了,对民主与科学,共产党会做得更好,我们九三学社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打算解散了。周恩来一听就说这事太大了,我得向上面报告再定。过了几天周恩来对潘菽说,中央决定九三学社非但不能解散,而且要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继续存在下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并参加新政协(即后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共产党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样,潘菽就从应周恩来之嘱托而发起的一个座谈会的召集的人演变为一个民主党派的缔造者。

大城市斗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总策略的中国革命的第三种革命力量,潘菽以中央大学教授的身份公开支持国民政府所在地的首都发生的各种进步革命运动有着巨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潘菽的指导思想是凡对革命有利的事就要不计个人安危地去做,在偌大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在偌大的中央大学,能如此一以贯之,有求必应,挺身而出的几乎找不到第二人。

1937年5月日本侵略火焰烧来了,中央大学心理系学生季钟樸主持了中日问题研究会,以后又与一些同学组织了学生救国联合会,不久即被捕投入南京警备司令部牢狱。那时国民党对于不是涉其的案件是比较松的,这些被关了月余的要求抗日的学生只要有学校的教授去保释就可以放任。那时中央大学心理系的系主任、教授大多不肯做这种事,最后还是潘菽到南京警备司令部以教授身份和全家人生命财产为担保出具了一张“今领到季钟樸一名……今后随传随到”的字条把季钟樸从牢里领了出来。出狱后学校当局“有二门选修课缺考不能毕业”来刁难他,当时潘菽出于对青年学子的爱护又给他补考,完成毕业手续。最后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汪敬熙所长,介绍季钟樸到他那里去工作。但季觉得抗日更重要,而且留在南京会更累及潘菽,当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后,季钟樸未向潘菽辞行就到陕北而寻找红军去了,由于季在中央大学时还选修过医学院的课程,在延安当上了中央保健局局长,之后任哈尔病医科大学校长,北京中医研究院(如今称中医科学院)院长。

由中共南京局领导的党的秘密外国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潘菽为他们提供活动场地,当他们的图书资料要返回南京正一筹莫展时,潘菽把其捆扎起来与自己系里的图书一起运回南京,在南京让他们在自己办公楼旁小屋甚至自己家里聚会,一次党支部成立会就在潘菽家里召开,且由其妻子庄炳松女士为他们放风供应茶水。

一位新四军五师的同志突围之后失去了组织的联系,他竟跑到南京来找潘菽。可见潘菽支持革命早已声名在外,胆敢投奔前来:潘菽冒着极大风险到梅园新村找到尚未撤退的周恩来,让他们建立了联系。

1949年国民党政府感到形式恶化,在南京的统治不保时准备大搬迁。中央大学三长(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而且纸随意能成为三长时铁、铁悍国民党)携学校经费潜逃,中大学生在党领导下接过敌人的口号“应变”成立了应变委员会。中大教授会在1949年1月30日成立了“中大校务维持委员会”,由梁希任主任委员,潘菽任副主任委员进行了护校饭前工作,由于中央大学这方面的带头作用,南京各大学全部都被保全下来迎接解放,这一情况在全国几个大城市中罕见而突出。

1927年在美国留学六年获得心理学硕士,博士双学位的潘菽应聘就教育当时最高的学府国立中央大学心理系,这个大学至少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时间里没有一位教授,全只是副教授;甚至一些在北京很有名气的教授也甘愿到中央大学来屈就副教授,例如马寅初。潘菽在中央大学心理系教学科研两不误,潘菽一直认为好的大学教师必须同时是一位相应学科杰出的研究人员,潘菽在中央大学和解放后改组成的南京大学连续任教三十年,其间的最后六年则是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潘菽1939年明确点明他那时为“抗战建国”时代,号召自然科学者要为20年,30年以后的新中国做准备,要把中国改造成世界上最先进、最自由幸福的国家,把中国学术提高到世界高水平,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国。

1944年潘菽和梁溪,金善宝等人在党的帮助下联合了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在内的一百多名科学家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并在涂长望协助下成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国,由潘菽主编、寻印、发行会刊《科学新闻》。1945年秋联合国文教予备会议在伦敦举行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经由潘淑牵头联合“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等团体由民国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的代表提交在联合国文教组织之外另建科学组织的提案,由于这一提案,联合国文教组织扩大成了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63年3月父亲潘菽得了严重的心肌梗化症,在北京医院住了一年多才出院,回家后仍需静养,但脑子是停不下来的,大病之后有日暮之感受更多做些工作了,这种情况下考虑得最多的是心理学中的一些紧迫的根本问题,由于健康状况不允许久坐从事系统的写作,只好采取作札记的办法把思考研究所得随时记下来,定名“心理学简札”。四年之后已成了寸许一沓(32开纸),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家里被抄家,把潘菽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恣意发挥,无限上纲上线,竭尽塌陷之能事,在一次抄家之后面对劫后余生的“简札”我们就劝说父亲把它一烧了之。他迫于当时形势痛心而无奈地由我们把它烧毁。但是,出于对心理学的热爱,对自己日夜思索得出的对心理学根本问题见解之珍视,父亲实际上是心有不甘,必得重新写出而后快,就在写交代写检查的时候,凭记忆对原来的简札内容加以修订发挥,偷偷地写在一些小本活页纸上,造反派监视的一来就用一张写着交代的大张纸压着蒙混过关,写好之后由母亲替他找一份寄给在重庆师范学校的他的学说的信奉者与追随者唐自杰,请唐提了意见后再定稿。最后总字数61余万,分成上下两册的《心理学简札》于1984年10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1992年10月获国家教委的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遗憾的是他已经在四年前离开了人世,没能等到这本书的颁奖仪式!然而让我们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是心理学正应了他的话,非但没被碾烂如今更是蓬勃的发展着,并且由唐自杰于1988年7月3日在重庆建立了以探索建立潘菽所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为己任的“重庆潘菽心理学思想研究会”(该会是一法人单位)。

文化大革命中,潘菽被揪出来达成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各种思想的批斗,交待、写检查那是家常便饭了。不过,公允地说心理研究所的造反派对潘菽就是最为宽容的。他每天到自己原来的所长办公室里,就像平常上班一样。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最西边,与我们所住的地方紧挨着,由一条二十米的走廊相连,他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往往加一些平昔免除的体力劳动,以示惩戒与改造,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又是最揪心的批斗是在1968年。有一天在中关村大操场举行的全院批斗大会,高台上都是揪出来的科学院各研究所所一级的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胸前都挂着大牌,有弯腰站着的,有跪着的,父亲也在其中。宁堡作为科学院一个下属机构(北京天文台)的一员,属于革命群众的一员,在台下违心地举手高喊口号。批斗大会结束后父亲就没人管了,自己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到十公里以外的端王府夹道。起先宁堡心情沉痛地在他后面十余米跟着,不知道这一斗之后,有过心肌梗死的他能否挺得住,几分钟后看旁无熟人宁堡就紧追过去搀着他一起走向32路公交车站,之后再从西直门走回家,到家后仔细一看发现他左耳外壳被撕裂了一个两厘米长的口子,血渍尚在。这时父亲反而安慰我们说:“勿碍事,已经不痛了,没关系”。不久他就若无其事地照常吃饭,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异。饭后他又像往常一样躺到床上准备午睡,这时他把我们叫到他床头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心理学,对不起心理所的事,我相信心理学是砸不烂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心理学不久一定会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你们理解我、支持我、照顾我日常起居,我非常高兴”。说着他把我们俩搂在怀里,眼中有一种强忍的苦笑两可的神色。这一下我们惊呆了,哭了。因为父亲是不够言谈,从不轻易流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人,我们劝他说好好休息一切都会过去的,今后我们只会更加照顾好他,三五分钟后我们到房里去看他,没想到他已呼呼大睡了。我们惊叹于他气度恢宏,宠辱不惊,文革后,他对所有人都一如既往,哪怕是批斗过他的人,甚至是对他动武过的,他都认为这是运动的需要,毋须计较。反倒是那些造反急先锋见了他有些生分逡巡,父亲人格力量之伟大令我们深深折服。

潘菽于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后改名院士,是整个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潘菽对于心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心理活动二分法,新三界说,身心论,性与习成,意识论,工业心理学有重大的独到见解:尤其是明确提出心理学是既具有近于自然科学的性质,又具有近于社会科学的性质的一种二重性科学,或称跨界科学、中间科学,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亦曾向有关方面建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也设有心理研究所。他认为人的一切问题根本上都是心理学的,不妨把心理学改称人学。教育的目的在造成健全的心理人格、政治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社会的进步,但社会的进步是个人的心理人格的扩大。

潘菽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对于许多非心理学问题,也发表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例如认为美育有作为手段和作为鹄的两层意义;六书非造字法而是识字法;纠正古人对牍、版、简、册的误解;美学应跳出哲学窠臼,回到全部的人类生活中去;仔细分析了各派书画同源论之后,纠正其流弊;就古人都是高个儿的流传,考证了古代尺寸对今尺之比率,得出古今汉人身高无所异的结论;在详细分析了汉书艺文志得录六类图书篇数卷书后指出正确理解简、册、卷、篇的准确涵义和使用方法;潘菽不赞成“汉语拉丁化”方案,认为不能将文字学与言语学混为一谈了对于延安的纯属政治迫害的王实味“野百合花事件”,潘菽在党中央机关报《一个党外人的话》为题提出了质疑;抗战正酣时对于林语堂先生在美发国难财一事精辟地分析了他“生财有道”的心理。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潘菽为我们国家、民族、科学界的贡献涉及之广深;而且心态宽容和心境深远豁达。可谓无生其右。他的处事哲学是两条红线:一、爱国;二、容忍,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些在常州中学读书时就已形成了。这里且说一个小故事:当年在常州中学时潘菽每门功课总是考第一,考第二名的是位女同学【注2】,她总是差几分而屈居第二,急得哭了,有一次,任课老师把此事后告诉了潘菽,潘菽就有意做点小错使自己分数落后居第二,造成皆大欢喜的局面【注3】!

在常州中学时潘菽立志要成为朱熹那样的大学问家,我们现在要向父亲学习,难企及一,二,但还是要学习,于戏!伟哉!!尚年!!

【注1】潘菽就读省立五中(今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时为插班生,在常州中学读三、四年级。当时中学学制四年一贯制。

【注2】据查,常州中学1907年创办开始,一直只招男同学。到抗战时期逃难到上海办沪校时,才开始招收女同学。

【注3】潘菽于1917年从常州中学毕业,是第十届毕业生,那一届毕业生共81人,潘菽在毕业生名单中是第二位,据分析,潘菽在这一届毕业生中毕业考试成绩为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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