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的力量
这一天，我向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市两百来名进步公民活动家做了即席讲演。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知科学基础课上讲框架时，总是先叫学生做个练习。练习内容是这样的：别想大象！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想大象。我还从来没发现有学生能做到这件事。每一个词汇都跟“大象”这个词一样，唤起了框架；而框架又涉及一种形象，或是其他类型的知识：大象体格庞大，有蒲扇般的大耳朵、长长的鼻子，马戏团里有大象等等。这一词汇的定义与该框架相关联。每当我们否定框架，也就唤起了框架。
尼克松总统经历了惨痛的教训才发现这一点。水门事件期间，尼克松承受着辞职的压力，在电视上向全国发表演说。他站在全国民众的面前说：“我不是骗子。”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是个骗子。
这给了我们一条有关框架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你在和对方争论时，切莫使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确立了框架，那绝不会是你想要的框架。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自从乔治·布什进驻白宫那天起，白宫里就开始传出“税收缓解”的说法。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当年年度国情咨文多次使用它，四年后的预选演说中也屡次看到它的身影。
你想想“缓解”（relief）这个词确立的框架吧。要有“缓解”，就必然有痛苦和灾难，必然有承受苦难的一方。而消除痛苦的人，就成了英雄。要是人们想要阻挡英雄，这些人就成了阻挡“缓解”的恶棍。
一旦“税收”这个词后加上了“缓解”，就得到了带有隐喻意味的结果：税收是一种痛苦。带走痛苦的人是英雄，阻止他的人是坏蛋。这就是框架，由痛苦和英雄这类概念构成。唤起这一框架的语言出自白宫，进入了新闻通稿，进入了所有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很快，连《纽约时报》也用起“税收缓解”的说法来了。它不光出现在福克斯电视台（Fox），也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每一家其他媒体，因为它是“总统的税收缓解计划”。很快，民主党人也用起了“税收缓解”这种说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一做法效果显著。总统的税收计划提交参议院之前，民主党参议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骨干会议。他们推出了自己版本的税收计划，也就是民主党版本的税收缓解。他们接受了保守派的框架。保守派设下了陷阱：他们的用词把你扯进了他们的世界观。
这就是框架的作用。
框架就是让语言吻合你的世界观。它不仅仅是语言。首要的是观念，语言则承载、唤起这些观念。
国情咨文里还有另一个很合适的例子。国情咨文里用了一句了不起的隐喻。小布什说：“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举手请准（permission slip）。”“举手请准”是怎么回事？他可以简单地说，“（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批准（permission）”。但说到“举手请准”，意思就不一样了。想想看，你什么时候会需要举手请准？想想看，什么人需要举手请准？想想看，人们向谁“举手请准”？最后，想一想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想理解当代政治话语，这些都是你需要思考的问题。趁着你正在思考，我想再给你提几个其他的问题。
我开始从事政治工作，就缘于自问的一个问题。那是在1994年的秋天，我正看竞选讲演，读共和党的《美利坚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我问自己：保守派在诸多问题上的立场，一定是彼此相关的吗？如果你是保守派，你对堕胎的立场跟你对税收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关系？它跟你对环境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外交政策呢？这些立场是怎样彼此融合的？反对枪支管制和支持侵权法改革有什么关系？这种联系的意义在哪里？我搞不明白。我对自己说，他们可真是些怪人。他们的主张合在一起居然没有意义。但突然之间，我冒出一个尴尬的念头。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上，我都跟保守派持相反立场。那么，我的立场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个，我同样搞不明白。
对一个从事认知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人来说，这简直尴尬透顶。
隐喻的力量
最终，答案还是浮出了水面。它来自一个完全意外的地方——家庭价值观研究。我曾问自己，为什么保守派这么爱谈家庭价值观。为什么有些价值观算是“家庭价值观”，有些就不算？为什么候选人在总统竞选、议员竞选等活动中，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受到核扩散和气候变暖的威胁，却要大谈特谈家庭价值观呢？
此时，我想起我有个学生几年前写了一篇论文，揭示出我们所有人都爱把“国”隐喻为“家”。我们有“开国之父”，有“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家志愿者服务组织）。我们把“儿子们”送上战场。这样的隐喻很自然，因为我们通常会从家庭与社区等小群体的角度，理解国家等大型社会群体。
既然隐喻把“国”与“家”联系到了一起，我进而提出下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认识，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来自对家庭的两种不同认识呢？
我回过头去研究了一番。我把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不同立场做了分析，我说：“让我们把它们放进方向相反的隐喻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把对国家的两种不同观点放进去，结果弹出了两套不同的家庭模型：严父式家庭（strict father family）和抚养式家庭（nurturant parent family）。你知道哪个对应哪个。
我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马上会告诉你详细情况），正好有人要我去语言学大会上做个讲演。我打算谈谈自己的这项发现。听众里有两位基督教联盟的教友，既是语言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是非常优秀的语言学家，也是非常善良的人，是我很喜欢的人。散会之后，他们把我拉到一边，说：“嗯，这个家族的严父式模型，它很接近实质，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会帮你把细节理清楚。不过，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情况。你读过多布森的书吗？”
我说：“谁？”
他们说：“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
我说：“他是谁？”
他们说：“你是在开玩笑吧。他的节目在3000多家广播电台上播出呢。”
我说：“呃……至少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上没有他吧。我从没听说过他。”
他们说：“嗯……大概是因为你住在伯克利吧。”
“我该去哪儿……呃，他写东西吗？”
“噢，”他们说，“写啊。他的书卖了几百万本。他最经典的作品叫《勇于管教》（Dare to Discipline）。”
我的朋友们是对的。我听从他们的指点，来到本地的基督教书店，在那儿，我发现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着：严父式模型的一切细节。多布森不光拥有价值一两亿美元的生意，还有专属的邮政编码，因为写信订购他书和小册子的人太多了。他教人怎样利用严父式模型养育孩子，他深刻地理解它与右翼政治存在怎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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