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und Freud and his mother, Amalia Freud pictured in 1925. Picture: Shutterstock
按语
本文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因为使用“暴力”来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一个普通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战争是人的毁灭本能(死的本能)的外部表现,故试图排除人的攻击性倾向是毫无用处的。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用人的生的本能即爱欲的力量,来使攻击冲动得以转移。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战争的恐惧也是促使人们反对战争的一种重要力量。本文对了解弗洛伊德唯心理论(psychologism)的战争观有重要意义。
英文版编者导言
这篇弗洛伊德信件的译文是对其1950年发表的原件的一份更正。这里所附载的爱因斯坦的信经过他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的允许,并应他们的要求采用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最初的英译本。弗洛伊德信件的部分德文内容发表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33)第5期,第207~216页。1933年的部分英译本包括在里克曼的《文明、战争与死亡:弗洛伊德三本著作选》(1939),第82~97页。
1931年。国际联盟文学艺术常设委员会要求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协会在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中间安排一些通信交流。“其主题旨在为国际联盟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共同利益服务”,并定期印发他们之间的通讯。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协会选定的名人之一,即是爱因斯坦,正是他提出了弗洛伊德的名字。因此,1932年6月,协会的秘书写信给弗洛伊德,邀请他参加,对此他立即同意了。他是在8月初收到爱因斯坦的信的,他的回信在一个月以后完成。这次通信由协会于1933年3月在巴黎同时以德文、法文和英文发表。但是,其发行在德国是禁止的。
弗洛伊德本人对这项工作并不热情,把它作为一次冗长乏味而又毫无结果的讨论来写(琼斯,1957,第187页)。这两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并不十分密切,只是于1927年初在弗洛伊德小儿子的柏林寓所里见过一次面。在写给费伦茨的一封提及这一会晤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他懂心理学,就像我懂物理学一样。所以我们交谈得很愉快。”(同上,第139页)他们于1936年和1939年又进行了一些非常友好的通信交流。(同上,第217~218页和259页)
弗洛伊德以前曾写过关于战争的主题:在他的论文《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的第一部分(“对战争的幻想破灭”)中,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发表的。但是,虽然本论文所讨论的某些观点出现得较早,但这些观点和他在最近关于社会学主题的作品中——《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所表达的思想有更密切的关系。某种特殊的兴趣与弗洛伊德把文明视为一种“过程”这种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有关,这种观点是他在后期著作中从几个方面提出来的(例如,在第三章末尾,标准版,第21卷,第96~98页,和在第八章的后一部分,同上,第139页以下)3349。他还再次探讨了关于破坏性本能这一主题,对此他曾在同一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一次做了细致的说明,在后期著作中他又谈到了这个主题。(参见《文明及其缺憾》的英文版编者导言,同上,第61~63页)
一、爱因斯坦的来信
亲爱的弗洛伊德教授:
国际联盟及其在巴黎的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协会,提议邀请一位由我自己选定的人,就我所选择的任何问题坦率地交流一下看法,这使我能有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同您讨论一个问题,这是关系到世界文明必须面对的国际现状中的最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类有从战争的厄运中解放自己的途径吗?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这个问题已成为我们所知的文明的生死存亡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每一种努力却以令人痛惜的失败而告终。
情感的黑暗之处未能深入研究。因此,在现在提出的这项研究方面,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寻求澄清这个争论中的问题,阐明更明显的解决方法的背景,使您能运用您那广泛的关于人类本能生活的知识对这个问题加以阐明。那些对心理科学一无所知的外行人,存在着某些心理障碍(psychological obstacles),这些障碍的存在,使他可以做出朦胧的猜测,但他却不能了解这些障碍的互相关系及其古怪行为(vagary)。我相信,您将能够或多或少地置身于政治范畴之外,提出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方法,从而阐明这些心理障碍。
此外,我相信,有些人的责任就是在职业上和实践中解决这种问题,他们正愈益认识到他们无力解决,现在非常渴望向那些专注于科学追求的人学习,这些人能够按主观需要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对我而言,我的思想的正常目标使我对人类意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