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追寻:《红书》的创作
作者: 周党伟 文 / 3350次阅读 时间: 2018年3月20日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标签: 红书 周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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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追寻:《红书》的创作
作者:周党伟
刊登于2018年第11期《三联生活周刊》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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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书》记录了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1914~1930年间的“自我实验”,荣格曾为它花费了16年的时间精心雕琢,将它视为自己后期著作的核心与关键来源。

意义与无意义的战斗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一直困扰着人类的问题,每一种答案都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诠释,但没有一个是终极答案,而且没有一个答案能够完全解答这个问题。答案会随着世界的发展和时空的转换而变化,而意义和无意义则是丰富的生命中的一部分。荣格在51岁的时候写道:“生命既疯狂又充满意义,当我们不再嘲讽一个方面而期待另一个的时候,生命会极度的单调无味,一切都会被简化为毫无价值的数值,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无意义”。25年之后,当他76岁的时候,他又给出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重要的元素,不论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都与个人气质有关。如果无意义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么生命的意义将会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消失。但在我看来,事实情况又并非如此,或者就像在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中一样,二者都是正确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也是无意义的,既有意义,也无意义。我热切希望意义能够成为主导,赢得这场战斗。” 

意义和无意义这个古老的问题成为决定一个人生命有价值和无价值的关键。荣格也深受其扰,但他清楚地知道这没有最终的答案,而答案就在追寻的过程中。将个人的元素融入到集体中,将个人的神话结合到集体的神话中,意义和无意义的冲突便会呈现出自己的价值。荣格在1914年到1930年之间遭遇的便是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战斗,而《红书》是这场战斗的结果,一部似乎无意义但又充满意义的作品。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荣格对自己在1912年左右所处的状态充满不确定,他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付出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理想的效果,他的国际声誉一路高涨,他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国际精神分析年鉴》的主编。1912年出版的《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一书将他与弗洛伊德的冲突公开化,也使他陷入对意义的思考中。时代精神引领着他取得现实的成功,深度精神强迫他审视自己,进入更深的个人冲突中。他不认可生命没有意义这个观点,对他而言,生命充满意义和经验,但现在他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却不在现实的标准中,因为除了客观的思考之外,主观的价值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个人的能力和现实的成就能够带来生命的价值和无意义感,但个人的无能部分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得失是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因此他在1952年重新修订《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时,在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龄(36岁),它标志着人生后半生的开始,在这段时期,人的心理会发生变化,出现心理转变。”完成这部作品之后,他认为自己需要面对自己无能的部分,进入到无意义中,而那些无意义的部分是在现实中被忽略的和被遗忘的。


定向思维与幻想思维

现实的成就容易让人陶醉,会很容易被认为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但对荣格而言,并非如此,他意识到自己的成就使生命失去意义,而重新找回意义的便是进入到无意义中,那些曾经被自己忽略的和被历史遗忘的,都会为带来新的意义。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不仅要回到自己的历史轨迹上,更要回到民族、世界的历史中。但心灵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以意象的方式呈现,而意象超越人类理性的认知。荣格感受到了理性和逻辑思考的局限,因此非理性和情感的部分是他在《红书》中追寻意义时主要的关注的内容。

他最初通过记日记的方式将自己的幻想和梦记录下来,接着对这些内容进行诠释,最后又将这些内容用花体字的形式誊抄到一部红色封面的日记本上,并为文字的内容配上相应的插图。从而将理性和认知和意象结合在一起,共同呈现出来。这两种方式和结合也与他在《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中给出区分的两种思维相呼应,荣格认为幻想思维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被忽略了,而定向思维被不断地强化。定向思维能给出很多确定又客观的答案,例如个人的身份、地位、成就等等,使人认为这些就是生命的意义,但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无意义感便涌现出来,无能的部分便成为主导,如果刻意忽略这一部分,个人的想象力也会逐渐失去,成为僵化现实的附庸。荣格选择直面自己的无能和无意义,在每天处理完生活中的事物之后,便来到自己地下室的书房创作《红书》。

他允许自己的幻想和梦自发地涌现,不带有任何现实批判和评价地将它们描绘出来。最初是以文字的形式,将这些内容全部记录下来,接着不断地誊抄,直到后来以中世纪抄本的形式将这些内容誊抄到一本红色封面的日记本中,并为相关的内容加上相应的绘画。他在创作《红书》的过程中,遭遇到很多的反对声音,以及大量的评价,他认为这些都是在阻碍想象思维的出现。他要做的是让那些自己感觉到恐惧又无力的内容涌现,同时排除意识的干扰。在荣格看来,这个过程不是理论和哲学式的思考,因为意义不存在于这里,而存在于体验中。

其中有一个声音对荣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荣格认为“她”是自己心灵中的女性意象,也即是自己的“阿尼玛”。“她”认为荣格所创作的是艺术,而非科学的探索,她试图使荣格相信这一点,而荣格极力反对,荣格并不认为自己在《红书》中的创作是艺术,他认为这是自己在对灵魂进行科学的探索。因此荣格后来指出在探索无意识的过程中,灵魂中异性的意象具有诱惑性,会使自己偏离对灵魂的探索和对意义的追寻道路,从而又回到现实中,从已有的结果中追求意义,最终导致失败,生命中的意义也会逐渐耗尽。

生命中意义的缺失是痛苦的来源,而如果继续在已有的意义中攫取更多的意义,只能让生命更加枯竭,在无意义中体验生命的意义,在灵魂的苦难中重新发现未被发现的意义,那么意义便会有新的答案,生命的体验也会变得更加丰富。

荣格在《红书》中面对的是自己的无能和无力感,这些也是他的无意义感的来源,他同时也在逃避,因为面对未知的恐惧使他不断地怀疑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有可能已经患上精神疾病,直到生命的转折点到来时,他需要直接面对这些来自无意识中的内容时,他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主动的方式直面它们。当他发现自己无意识中的内容和现实的世界最终可以衔接在一起时,他便找到了重新进入现实世界的道路,在放下《红书》的创作的同时,又将自己寻找到的意义和现实再次结合,形成有机的统一。但他同时也重视个体的差异,每个人面对的意义和无意义感都是不同的,因此这也是他对《红书》的出版充满犹豫的原因。他担心读者会认同他的无意义感,模仿《红书》的创作来面对自己的无能和无力感,而这正是用现实的标准约束想象思维的呈现,只有自己对意义和无意义的两极在自己身上的呈现深入的思考,并允许来自深层又无意义的内容自发地涌现,那么意义的追寻便能够转化为生命的体验。

作者简介
周党伟,荣格学者,现师从荣格《红书》的编者索努•沙姆达萨尼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曾师从中国首位荣格分析师申荷永教授学习心理分析中国文化,协助申荷永教授编辑和校对《荣格文集》(长春出版社,2014.1), 并独立翻译和出版美国荣格分析师约翰•毕比博士的《类型与原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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