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1918-2011)是英籍波兰裔的著名精神分析学家,也是克莱因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Q:您是怎么来精神分析这一行的?
通过我父亲的图书馆。他对一切都感兴趣。新的东西他都会读。我们大约有2000本书。我从小就想成为精神分析师。在我13岁到17岁之间,我读过不少弗洛伊德。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当时还有波兰语翻译的精神分析导论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大学授课。我还相信-我对标题和书籍的记忆是可怕的-这是本关于笑话的书。我从不同的地方接触到精神分析。那个时候,安东尼·科尔季津斯基(Antoni Cwojdzinski)在弗洛伊德的梦的原理上上演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笑剧。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件作品。
Q:您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他是华沙的律师,他的名字叫波兹南斯基。当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厌倦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我们去了日内瓦,在那里他成了比较重要的“国家期刊“杂志的编辑。
当时,国际联盟在日内瓦,由意大利移民创立的“国家周刊”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特别是反法西斯。我的父亲负责编辑和出版来自四十个国家的新闻评论,他可以说八种语言。我父母住在日内瓦直到1938年。
我只待了三年—当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回到了华沙,我想拿到波兰的高中文凭。那是我的青春叛逆—一个相当文明的叛逆,因为我的父亲不会反对。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我的决定上看到回故乡上学的爱国意愿。
在此过程中,我忘掉了日内瓦国际法学院的所学的爱国主义。我关心的是别的事情。对我来说十三岁离开波兰是非常悲伤的。那时候,我的生活里和学校打交道要比和父母多。那里有我的朋友,我一直想回到华沙。
Q:您在华沙住哪里?
在 Swietokrzyska街15号。
但你不知道Świętokrzyska!太让我震惊了,当战争结束多年后回到波兰。我居然不认识这里的街道了。
我出生在Lodz。我父亲离Pilsudski很近,后来,当Pilsudski运动向右移动时,他离开了。我认为那时(1918年)lodz被德国占领。我父亲当时是一名律师,代表新波兰政府被派往lodz三个月,负责接管波兰当局电力和天然气工程。
我真的很爱华沙。直到今天我都感觉自己是一个华沙女人。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想回波兰,我说不。我总是想回到华沙。
Q:你在这里学过医学。。。
自我隔离的做法。
是。在华沙大学的最后一年,犹太人在上课时被迫站立听课 -这是种族隔离的开始。我是一半一半,我是犹太人的后裔,但我被父母注册为天主教。我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国家登记册,我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波兰爱国者,他觉得在犹太社区登记也属于一种所以如果我坚持的话,我是可以被允许坐下的,但当时很多波兰的学生也跟着犹太人一起站着。所以我站了起来,但是我很少去大学。我不喜欢上课(笑)。也有很多实验课程,我是很喜欢去的。
更准确的说:犹太学生抗议教育部长于1937年9月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在各大学的讲堂中为犹太学生划分特定的区域。犹太学生通过起立来抗议,拒绝接受特定区域的座位。他们的抗议引起了非犹太师生的加入,并与他们站在了一起。[A.d.ü.]
Q:您为什么选择医学?
我以为必须学习,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师。后来我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我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来自于我对社会政治的兴趣。那时候我还很政治化的。我曾就读国际学校三年,对其他的文化也有些了解。和平主义在日内瓦已占主导地位,所有的战争都受到了谴责。
然后我回到了波兰,看到了可怕的失业,和存在的政治情况。我加入了独立社会主义青年协会[Związek NiezaleźnejMłodzieźySocjalistycznej]-这是PPS(波兰社会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稍微左倾的青年组织。
除此之外我一直对美学问题感兴趣。在精神分析中我能找到所有我感兴趣的:个人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弗洛伊德在这些话题上写了很多,也有一些关于艺术的有趣的话题。这吸引了我。但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对人类的心理如何运作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