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四川大学的霍大同教授在成都举办纪念弗洛伊德《释梦》出版100周年的学术会议。四川境外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除我之外有9个人，其中8个我都认识，唯一不认识的是来自云南的李孟潮。其实我们也算间接认识，因为他是云南省精神病院的医生，是我哥儿们李小龙的手下。
既然是学术会议，就有人要讲点什么。记得一个很大的桌子，李孟潮坐到桌子的一角去讲，题目叫《儒道平衡与心理治疗》。这个题目有点面面俱到的自恋，不想得罪对中国影响最深的两个学派的任何一个。但题目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人长得比我还高大白皙漂亮，这才是问题。于是内心各种防御，心想见过不少这种人，东西方知识都知道一点，然后就把有限的知识无限应用（陈齐语，武大81级法语系学生）。这不就是我已经玩剩的那一套吗？所以完全没听进去他说什么。
我是知道自己靠小聪明混江湖的。小聪明的意思就是啥都知道一点，但啥都不精通。比如我貌似懂英语和德语，专业翻译和日常交流没啥问题，但听英语德语新闻，最多听懂一半，心虚得很。当时我判定李孟潮在学问上，不过是跟我一样的人：靠灵活，而不是靠扎实。
后来我知道我错了。
那个会议上有各种好玩的故事，有机会另说。会后回到武汉，我鬼迷心窍想把李孟潮搞到武汉中德心理医院来工作。电子邮件你来我往。我勾引他的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一套98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新房子，那时我大权在握，这个承诺有现实基础。另外一个是歌德《浮士德》的名句，你若来武汉，可以实现“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劳作”的理想，这可是彪悍如浮士德都顶不住的东西。事隔不久之后，我知道第一个条件几乎无用。
实现你情我愿的理想，对孟潮和我来说，并没用多长时间。2001年的春节之后，他就到了武汉。想到那么多人离开体制的迟疑，就知道这有多么不易。他到武汉的当天，中德心理医院全体医生在三五醇酒店给他接风。酒菜上桌之后大家问他酒量如何，他说4两，很多医生就放松警惕喝多了，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云南使用的公制，4两等于8两。他没有撒谎，但有人受骗。
来了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门诊做咨询。但孟潮是那种会勾引别人要他干什么的人。
穿插说一下中德心理医院当时的权力架构。最高决策机构是所谓管委会，有权任免院长和门诊部主任，吴和鸣和我都是这个五人委员会的成员。就像很多所谓委员会一样，无论成员多少，最后都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和鸣跟我说的基本就是最后决定。比较好玩的是，我俩共事那么多年，经历那么多事情，从来没有互相否决过，而且在任何事关中德心理医院大的事情决议上，我们从未事先通气就完全一致。
孟潮到武汉后若干周的管委会上，我的提议是——同样没事先告诉和鸣——让李孟潮做门诊部主任。和鸣同意。这是个不大不小的官职。大，是因为人权财权都交给他了；小，是因为也就十几号人和百万左右的年收入。孟潮坚决拒绝。我当时以为这是他对古代虚伪的受禅仪式的模仿。但后来我知道，我又错了，他是真不想干。但这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而且我们还自以为是在给他”封王封地”，黑灯瞎火（当时开会的地方）一番软磨硬泡之后，他同意了。之后六年，他做得很好，好到我不愿意说，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为了我或者任何人评价他做得好而做得那么好的。
孟潮一个人住在吴和鸣家对面那个两室一厅房子里，厨房设施齐备，但在他有女友前的几年里，从未打开过煤气灶，为自己煮一碗面或炒一个菜。每天从门诊下班，坐公交车回家，到了二七路家楼下，就在路边摊买一碗瓦罐鸡汤加几个包子，这就是晚餐了。整个晚上就是读书或写作，周而复始。
有次孟潮和我一起从门诊回二七路。那时还有小巴士，上车后他坐在右侧靠窗的座位上，我坐在最后排。到站后我走到他身边，看到的一幕吓坏了我这个精神科医生：他眼望窗外，左手手心向上，来回水平运动，嘴里喃喃自语，面带从内到外溢出的笑容，完全是物我两忘的境界。我小心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到站了，他立即从那个状态中回过神来，哦了一声跟着我下了车。我有点紧张地问他，你刚才笑什么，他迅速地回答了四个字：涅槃妙笑。我听后差点当即涅槃在地。
和鸣跟孟潮对门住着，听说也很少往来；想象一下那两扇封闭的门相对而立的静止样子，就觉得中国心理治疗在以某种速度悄然行进，这让我那时请客喝酒打麻将时觉得很安心。和鸣很少评论他人，他对孟潮的评论是：几近完美。我觉得孟潮是一台机器，这是梅特里在《人是机器》里说的，与时俱进地说，他是一台电脑，硬盘、CPU、显示屏等都是顶配。雷正则论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是否生动，我让他举个例子，他立即说李孟潮。也许为了安慰我，他补充说我也勉强算，尤其在酒后。
没见过孟潮的人，如果真认为他是机器或无趣的书虫，就上当受骗了。私下聊天里，他十句话没半句是正经的，嘴里随时会有出其不意的黄色物质喷出，他自己嘿嘿一笑而过，然后向右下方侧头，酝酿下一次再喷，女同事则笑得花枝乱颤，大骂他流氓。有次在一家酒店我的房间里，一大群人，他设计了一个语言上的黄色游戏（其实是说出一个大家都知道但绝不会说出来的事实；具体内容保密，大家自行脑补），他自己率先说出来后，没有一个人好意思说出同样的内容。强悍如斯，把我等的装模作样碾压得粉末飞溅。但其实没有人会觉得他下流。这也许就是那个令人向往的境界：思想和语言上的高度自由，行为上的相对节制。
每周五下午，我们会雷打不动地在医院案例督导会上见面。十年过去了，在那个场体验到的东西，仍然值得回味，无关专业知识本身，而关乎人格各自呈现之后的多层次的灿烂景象，以及对本专业的近乎神圣的态度。如果中德心理医院的来访者可以看到这些，一定会觉得总算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在极力理解他们，并且为他们如何好好活着而禅精竭虑。
施琪嘉曾经问我，你为啥把李孟潮搞到武汉来。我眼睛一翻说要为这个国家储备人才。这理由过于冠冕堂皇。搞精神分析的不分析一下自己说不过去，对这事的动力学解释也许是：把一个强大的对手放在身边，可以减少他在远处时自己幻想他如何强大的恐惧。
伟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话也可以理解成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因为潜意识听不懂否定词。事实上，中国革命的确是因为请无数年轻人吃饭才搞成功的。我对孟潮最大且唯一的意见，就是不请客吃饭。上个月在上海，他请我吃饭喝酒，这是包括他的婚宴在内的第二次。
孟潮后来去澳门大学跟申荷永老师读博。他的博士论文写了60多万字，申老师说写短一点吧，他就改成了20万字。我号称94年开始在德国读博，博导换了几个，论文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所以我怀疑孟潮多写的那几十万字是帮我写的。既然如此，不请客吃饭的过节就算了。这个想法，套用孟潮的句式，叫做涅槃胡想。孟潮的妻子海燕，也曾在中德心理医院工作，她对他说，你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这也是我想对孟潮说的话：你写那么多好东西，除了打击我们，有什么用？
最近跟孟潮合作，搞了一个对模拟心理咨询录像做精细督导的系列课程。合作过程仍然跟在中德心理医院时一样流畅愉快，半分钟能够谈妥的事情，不会用一分钟。到了该养生的年龄，革命仍是请客吃饭也许变成要命，所以不如把革命改为请人旅行：去人心的最深处，看世上隐藏的最鲜活的风景。
曾奇峰
2018年1月17日
武汉东湖纯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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