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神经症与文化
一
耻感，即感到自己可耻，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这种痛苦可以强烈到什么程度，“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也许能够说明。据《晏子春秋》，齐景公手下有三名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由于三士对齐相国晏子无礼，晏子便设计要除掉他们。晏子请景公差人送两个桃子给三位勇士，要他们按功劳分桃。公孙接打虎有名，自认功劳大，抢先挑了一个桃子。田开疆带兵打过胜仗，也自认功劳大，拿了另一个桃子。古冶子拔剑而起，慷慨陈词，历述跟随景公以来的丰功伟绩。二人自愧功劳不如古冶子，感到可耻，便都自杀了。古冶子耻于独生，也自杀了。
其实，文献中类似的例子很多，这里就不再抄书了。近几年来，高考落第自杀的，女青年受骗失身自杀的，甚至干部评级提薪未能如愿而自杀的，屡有报道，大抵都是强烈的耻感造成的悲剧。
二
临床观察表明，许多有神经症性心理冲突的病人承认他们过于争强好胜，过于爱面子，并且认识到这跟他们得病有密切的关系。
假如争强好胜仅仅是为了精神上的愉快，那么，这就不成其为问题，因为，(1)可以给人带来愉快的活动种类很多，争强好胜不成，换一种方式就是了，(2)在所有单纯为了追求愉快的活动中，当时间太长或者精神太紧张，以致愉快锐减或转变为痛苦时，人们自然会减少或停止这种活动，或者，干脆改变方式，从事另外一种活动。然而，事实上，尽管病人认识到，过分争强好胜给自己造成了难以摆脱的精神紧张，并且使脑力效率下降，甚至造成了头痛和失眠等症状，病人却欲罢不能。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如果放弃争强好胜，他们就要感到更大的痛苦。实际上，他们一旦意识到落后于周围的人或有可能被人瞧不起，便感到强烈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比精神紧张、头痛、失眠等更为难受。提示，这种过分争强好胜的人也就是耻感强烈的人。症状出现以后，病人对病的焦虑代替了耻感。把失败和不如人归因于病，也使病人免于耻感。这样一来，所谓恶性循环，也就是神经症性心理冲突，便持续了下来。对病的焦虑掩盖了耻感，使病人缺乏自知之明。
追求自豪(或叫优越感)的愉快和避免耻感的痛苦，是双重动机的一种常见形式，也是前神经症性行为的常见的特征。可见，耻感在神经症的精神病理学中很重要，至少对一部分病例是如此。
三
A.H.Buss(1980)关于社会性焦虑的分析很有参考价值。下面就按照Buss的框架并结合作者的临床观察从三个方而加以分析：素因、诱因、后果。
人们感到自己可耻的难易和强烈的程度是不同的，这可以视为患神经症的一种素因。害燥、发窘，社交恐怖、怯场(听众焦虑)等，这些都跟耻感有密切的关系，可总称之为社会性焦虑。容易产生社会性焦虑的人常被称之为过分自我意识的。
他们倾向于把自己当作周围人注意的对象而不断进行自我分析，尤其是分析自己的缺点和短处。把这种性格跟Jung的“内向”等同视之是不正确的，因为内向外向之分只涉及意识指向自己还是别人，而并不特指注意的是自己或别人的哪些方面，也不特指用是非善恶观去看自己或别人。正确的说法是，容易产生社会性焦虑的人只是内向的一个亚型。内向的人完全可以是非神经症性的，例如分裂样的人格。
一个人愈是容易感到自己可耻，就愈是倾向于代偿性地自我评价过高。自我评价过高可体现为用力所不及的高标准苛求自己，表现为过分争强好胜，虚荣心强，特别好面子，而行为的双重动机之一便是使自己免于耻感。缺乏自知之明的一种常见情况，就是只看见自己行为的双重动机之一，而看不见另一个。
有所谓烙印的人容易对羞辱过敏。所谓烙印，至少有以下三种情况：(1)身体缺陷或相貌丑陋，(2)个人有不名誉的历史，如有过偷窃行为并且有人知道，(3)不能由本人负责的身分烙印，如本人是私生子，等。显然，有所谓烙印的人更加需要爱与尊重，但实际情况往往恰巧相反。
耻感不是生来就有的。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们对什么事感到可耻，以及各种耻感的强烈程度如何，是文化决定的。在中国，男子性无能使人感到可耻，女子性冷淡却很少引起耻感。就同一文化而言，父母亲感到什么事最可耻，对子女的耻感影响很大。
上面谈的是素因。
使人感到自己可别：的诱因，最常见的有：
- 失败：使自己或参考群体大失所望的行为；在竞争中失败。
- 任何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被人揭发或当场被抓，如不正当的性行为，说谎，等。
- 怯懦无能(尤其是男子)，众所不耻的自私行径，当这种行为清楚地暴露在别人面前时，往往使人感到可耻。
- 性的耻感。在文明社会里，公共场合暴露生殖器是可耻的。女子对所谓不贞较男子更加强烈地感到可耻。在我国，女子不育过去一直是件可耻的事。由于封建礼教对性行为的过分约束，甚至手淫也可以引起强烈的耻威。
不论原因和内容为何，耻感经验对一个人的精神卫生所造成的后果几乎总是不好的，严重时甚至是很坏的。
首先，它造成自卑，或使自卑感加强，当然也损害自信。
由于在知情人以及可能的知情人面前感动无地自容，病人倾向于回避社交，导致社会适应困难，甚至与社会隔绝。与新相识者交往时，病人唯恐“不光彩的”历史被对方知道而遭到鄙视，而隐瞒历史又感到对朋友不忠，这无疑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
对耻感的压抑往往导致过分代偿，表现为完美主义，如过分争强好胜，吹毛求疵，等，也可以表现为对别人的评价过敏，甚至把赞赏歪曲为挖苦飒刺。
耻感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假如大家都恬不知耻，社会将不可想象。可见，耻感为社会所必需。但耻感对于个人来说却是痛苦的。
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启发病人觉察到自己的耻感。“知耻近乎勇”。在意识里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某种行为是可耻的，自然会加以改正。这里的所谓勇，其中一层意思亦可理解为，勇于承认错误和勇于改正错误。缺乏自知之明导致盲目的代偿，这种代偿倾向于过分而妨碍人际关系。如果耻感实际上来源于幼年的某种行为或经历，有了自知之明便有可能使病人不再成到可耻。当然，心理治疗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Meissner(1978)复习了精神分析学派有关耻感的观点。Freud强调内疚而几乎不谈耻感。在他看来，耻感充其量只是童年焦虑与成年内疚的一种中间过渡形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精神病理学上的重要性。
耻感发展的年龄比内疚早。当成人对幼童的光屁股形象说“羞！羞！羞!”时，幼童就开始发展起他的耻感了。而内疚一般要到青春期或以后才有。但Freud的看法并不完全对。耻感也有层次，其高度发展可以延续到成年，而这种成人的内疚往往不发展。
更重要的是，内疚和耻感是两种不大相同的情感。内疚源于害怕惩罚，是社会惩罚的内在化，是精神上的自我惩罚。耻感源于害怕被抛弃和被孤立，是社会性嫌恶的内在化，是自己嫌恶自己。诱发内疚的是危害别人的行为，或者违反了宗教教义或道德原则。诱发耻感的是使参考群体失望的行为(如球员在比赛时使球迷们失望的行为)。内疚者自认有罪。耻感直接来自别人的嫌恶或鄙视，完全可以并不自认为有罪，他也许只是自认倒霉，或者后悔不该被抓，甚至用“窃国者侯，窃钩者盗”一类的说法为自己辩护。因此，内疚是无法逃避的，而可耻的行为是外在的，行为者完全可以使自己免于耻感。只有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才能消除内疚，而耻感有可能通过调整外部行为而消除。内疚的反面是问心无愧与内心的平安。
耻感的反面是自豪或优越感。内疚的社会作用是使人接受信仰，心服口服地服从信仰的权威。耻感的社会作用是使人在行动上从俗、从众，有所规范。
中西文化差异之点甚多，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与儒家的强调知耻大概是其中之一。
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羞恶之心”，这也是他主张人之性善的理由之一。解放前，我们有许多的“国耻”和“国耻纪念日”，很能说明我们是知耻的民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说这话的管仲并非孔孟之徒，更说明“耻”在我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基督教文化的要素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S.Froud那么重视内疚而忽视耻感。然而，不懂得耻感在精神病理学中的重要性，便无法了解至少相当一部分神经症病人的心理。
耻辱文化的大众化形态就是面子。鲁迅先生对我国人的讲面子有深刻的分析，视为“国民性”之一种。他在《说面子》(载且介亭杂文)里写道：“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引者按，指“面子”)，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象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瓣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简明牛津词典》有“lose face”一语，说是“源于汉语丢脸”。可见，面子这个概念对西方人说来是件泊来品。从上述引鲁迅先生的话看来，“面子”真可以说是我们的“国粹”，难怪外国人“很不容易懂”。
有人说，“日本是耻的文化，西欧基督教是罪的文化”。这话颇有见地。如果说日本是耻的文化，那中国可说是耻的文化之尤者。这一点，日本作者安岗秀夫就承认过，说是谈到“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日本是远不如中国的。也就是这位安岗先生，在谈到中国的民族性时，特别着重指出了两点：“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泥虚礼而简虚文”。但我们自己对此却往往习焉而不察。因此，在对中西神经症进行跨文化研究时，耻感和内疚这两种心理是值得作比较性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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