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师的欲望和自恋性阻抗问题
(The Analyst’s Desire and the Problem of Narcissistic Resistances)
米切爾 威爾遜, Mitchell Wilson
First Published June 23, 2016
Translated by:Xu Yuancong
Abstract
分析师不可避免地会欲求着与病人的特别体验,这常常导向自恋性基础上的阻抗。这样的欲望形式是值得思考的。 可以检视一下这五种假设: 1 分析师情不自禁地会有欲望,并想要被分析者认可这些欲望; 2 这些欲望经常标识了分析师的理论信仰和技术性干预; 3 自恋性的欲望及其影响在分析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的; 4 病人经常在留心分析师的各种目的;5 病人常常希望分析师将他的欲望放在一边来倾听自己,以使病人能够深入到自己的利益中去。拉康“二元关系”的概念是这一讨论的核心。新克莱因派关于自恋性阻抗的位置也将被探究,而“分析性第三者”的概念也成为了这一问题的一个潜在解决方式。由此扩展的一个案例阐明了这些主要观点。
有时她只是距离的面具,消失的面具,
她让你说话,
让你自由地说出你的意思而无须立刻
在每个词上押上你的人生。
那么多的地下室磁带是最纯粹的自由言说:
单纯的自由言说,
平凡的自由言说,
无意义的自由言说,
非英雄式的自由言说。
——格雷尔·马库斯 (Greil Marcus)看不见的共和国:鲍勃迪伦 (Bob Dylan) 的地下室磁带
尽管(我的病人的)体验的意义可以根据我们的理论取向被讨论,尽管在她最近与我的接触中有一个新奇的元素,我认为那是她在这样的设置中最终展现出的她自己的意义……是一种崭新的作为主体的自我再定义,是她尝试将自己的多头绪的存在感更多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探索。
—— 路易斯·科什纳 (Lewis Kirshner) (1999)
DOI: 10.1177/0003065116654450
十年之前(1993年),在旧金山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年会上,劳伦斯·弗里德曼 (Lawrence Friedman)作了如下陈述:“职业性的愿望也仍然是愿望。精神分析是一个现实世界活动。分析师们想要进行分析。他们想要在分析中看病人。他们想要病人完成分析目标。”(P. 9) 弗里德曼是提交“阻抗:一个重新评估”论文的一个专题小组的讨论者,他从分析师的行为中提炼出其本质:分析师想要得到一些东西,取自分析中,取自被分析者中,也取自成为一个分析师中;执业分析师在每一步道路上都是一个欲望的存在。
这个专题小组的四位参与者描述了与他们的被分析者的亲密交战——包含了斗争、谈判、微妙的威压,冲突和解决之道。一个分析师渴望病人有效地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工作”。另一个则想要被分析者感觉到“当下在场”的体验;他希望病人鲜活地来到他与分析师的体验中。第三个报告者关心病人对于分析师的权威性的幻想:这位分析师认为,病人假设他们之间存在等级差别,而分析探索聚焦在这一点上是适当的。第四位分析师(弗里德曼最为慷慨地为之鼓掌的一位)是一位正在寻找被督导个案的候选分析师,她直接努力克服着自己需要新的分析对象的这一欲望。弗里德曼指出她走在了最前面,她的内心争斗是想要有一个分析中的病人的愿望与她对现状前景的勉为其难。其他的分析师们,在弗里德曼听来,较少地觉察到了他们从病人那里想要的是什么。弗里德曼断言,阻抗,对于分析师和对于被分析者是一样多的。
弗里德曼看到,前三位报告者每一位都假设,自己对于一个特定的分析性工作及进程的欲求是固有的,存在于精神分析本身之中,在理论原则的技术性操作之中,也在分析的目标中(无论以何种方式定义的)。分析师深度秉持的、深度个人化的想要与他们的病人有某些特别体验——对问题进行工作,鲜活地来到分析关系中,认识到理想化的抑制性质——这些欲求覆盖上了精神分析进程的本质主义观念。弗里德曼告诉我们,人的欲求是永不会缺席于人的努力的。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没有人的行动和意图的“自然的”工作。正如弗里德曼总结小组成员们分析工作时所说,“这里有一个对于在此工作的要求……一个目标的弯曲,一个愿望的冲突,一个满意度的裁决。分析师不只是一个促进者:他还是一个监工和法官。”(P.13) 当然弗里德曼在阐明一个更广阔的见解:分析师想要与被分析者的各种特别体验,成为了我们称为“阻抗”的临床现象的组成部分。
在本文中我将探究分析师的欲望的既不同又相关的要素,【注1】特别是当它与普遍存在的自恋性阻抗现象相连接的时候。我将描述我所认为是重要的,可能被忽视了的分析性相遇的要素。我决不会伪装描绘出一幅精神分析过程的全面画图。贯穿本文的是,我认为分析师欲望有着自恋性基础,而对此欲望被分析者或多或少是敏感的。我将讨论分析师如何情不自禁地在分析进程里渴望着某种体验。我还将探究分析师对特别体验的期望以某些方式导向了有着自恋性基础的医源性阻抗。
移情形态的细微差别,——当其表达着被分析者的无意识幻想,以及表达着请求分析师在此幻想中代入一个特定作用之时。然而,我希望证明,这些作者对于分析师的欲望作为这些形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强调的还不够。我具体讨论了一下拉康 (Lacan) 的“二元关系”的概念,并用以表明在移情/反移情再现中,两个参与者角色的性质有时是不可能解读的,而且是容易被分析师误认的【注2】。分析师不是通常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地回应病人无意识邀请他所扮演的角色(桑德勒Sandler 1976)。分析师也会给病人压力让其扮演某种角色。这一压力——至少在某些更明显的形式之中——正是拉康的二元的或想象界的关系展露之所在。
在有关分析师主体性的文献上,我要加上另一种观点,诚然,是部分重叠的观点。在精神分析师的欲望方面,再构造了分析师的主体性的概念,以此我希望强调的是,分析师不仅仅是有他自己的观点(即,他自己的主体性)在临床工作的流动中永远在起作用的;分析师总是想要一些东西。我也希望本文能引发我们重整对自恋性阻抗问题的思考,根据新克莱茵派的有深远意义及影响的贡献。这些贡献,其中我们提及约瑟夫 (Joseph) (1989)、弗里德曼、斯匹留斯、斯坦纳 (Feldman, Spillius, Steiner),和布里顿 (Britton) (1997年于Schafer), 以及马尔多纳多 (Maldonado) (1999),详细阐述了移情/反分析性努力的特质
反移情体验是永无负担的,还是总是在分析师的欲望和冲突的基础上的一种对病人的曲解呢?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很多其他的——都与分析设置中的分析师欲望的影响力有关。
当代的精神分析师们一再遇到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要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为我们自己回答的。这里有一些例子:分析师应该尝试着成为“有帮助的”吗,什么构成了帮助?我们应该帮助病人聚焦在他们的问题和目标上,并准许分析进程去冒险以服务于这些目的吗?我们应该聚焦在相对排除了过去的此时此地的移情上,还是聚焦于病人的外在生活呢?分析的目标是要帮助被分析者去理解他们心智如何工作的,还是如何造成了他们的问题呢?如果有自我暴露的话,多少的以及什么样的自我暴露是有帮助的呢?我们是在帮助病人发现某些折磨着他们的旧有的重复的东西,还是通过治疗关系创造某些新的东西呢?分析师的显然,我错误地两极化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中的彼此往往是在更有意义的一个辩证关系中的。我们很快看到,分析事业根本上是特殊情境中的。这些问题仅在一个个体案例的情境下,或更准确些,在一个特定的分析配对中才可能有答案。如果分析情境中的每一当事人是“不可约化的个人的”(雷尼科Renik 1993a),那么任何独有的分析配对,都必定有什么不可约化的个人的东西(琼斯 Jones 2000)。我们对于连贯性的可归纳的理论原则的欲求,必然被挫败,被任何独有的人性相遇中的奇异特性和神秘性所挫败。沿着研究一般规律到个人特质的连续谱,——在这样一个轴线上,一个普遍规律的科学相遇到一系列的个体性“签名”的体验,——精神分析作为一个实践性行为几乎是完全独特的。鉴于分析性事业的独特性,分析师的愿望持续地标识了他的有意识的理论承诺和技术选择。
针对这样的理论多元化而临床独特化的背景,人们得以瞥见分析师的欲望在工作。我用“欲望”指的是在无意识幻想和认同的基础上,我们建构现实的无意识的和相对总体的方式。欲望使我们的存在成为表象的,将我们的不可约化的兴趣卷入到保存我们的视角,如何看待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视角。我用“愿望”指的是这种更加包罗万象的然而也是更多隐藏着的欲望的专有的可辨识的表现方式。愿望可以或多或少被满足,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欲望则无法被满足,并且是无意识的。当我说到,依靠我们的临床理论的多元化背景,分析师的欲望可以被看到或瞥见,我仅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选择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理论取向,以及我们想要与我们的病人拥有的各种体验,是出于我们自己特别的原因。对于一个特有的进行中的分析进程,分析师的特有的愿望有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我将在本文的后面讲述这一点。无论有害的或是有益的,我们的欲望进入了我们进行分析工作的每一个时刻。
分析师欲望的自恋性基础
神经症性冲突。我认为这些愿望是无法避免的。除非一个人想要从工作中获得什么东西,否则工作就没有基础。而且,我们或许希望做分析工作带来的最本质的满足,是内心渴望我们是可以思考和可以感受的存在。无可约化的分析师欲望正起步于此。欧帕托 (Opatow) (1997)令人信服地写过人类主体(或心智【注3】)的精神分析视角的本质。精神本身永不完整,而是与生俱来地怀有渴望并寻求其满足。欧帕托通过弗洛伊德的幻觉愿望满足的概念而研究了这一观点。对于欧帕托,幻觉愿望满足的隐喻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它是精神分析的原初场景。它也是精神分析式概念化的思维的原初场景;即,对令人满足的想象产生幻觉,是欲望主体的起源,作为主体的主体开端。概述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一场景是以下方式展开的:喂养的缺乏,饥饿的婴儿尝试以一个想象(一个记忆)喂养的乳房来满足自身(或确认自身)。面对着因缺乏而诱发的痛苦,婴儿尝试从内心重新找回满足的客体。欧帕托写道,“一个无意识的愿望努力去实现一个场景,以使之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事件而复活(p.873)”。
人们也许会提出,分析师想要某些体验的愿望代表了未解决的欧帕托的观点影响深远,因为他提出,满足可以是幻觉出来的这一精神分析假定,不仅限于一个无意识幻想的理论。一个幻觉出的满足是思考本身的基础。因此欧帕托写道,“在有序的思维等级之上,从无意识转移到意识的活动是确认自身。”(P.873) 换句话说,对于思考和感知,是有一个内在自足验证的方面的。没有“中立的”思考这种东西;思考是弥漫着一个明显自恋性的,自我夸大性的欲望的。我想要强调,我使用“自恋性的”这种说法,并非意味着病理性的东西。思考是一种自我保存功能,其很重要的意思是,思考已然总是自我服务的。
焦虑。”(p.92)
如果思考已然总是自我服务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在看到环绕我们的事物之中,注意看到我们自己,或重新找回我们自己。彭塔力斯 (Pontalis) (1981)在一个自体概念发展的尖锐讨论之中,提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自恋不是一个阶段,也不是一个贯注的专有模式,它是一个位置,是人类所不能克服的永久组成部分。即便最理性的功能(思考),最客观的功能(对现实的感知),以及最接近本能的行为方式(吃)都有自恋的标志。”(p.136) 除了在我们生活的物质环境和人际环境中看到我们自己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自然倾向,想要他人认可我们的观点,理念和感受。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即我们作为人的欲望,是要他人认可我们的欲望(科耶夫Kojeve 1947; 拉康Lcan 1977a;福山 Fukuyama 1992)。而我用“自我夸大性的欲望”的说法,不仅是指一个自我中心的唯我论的欲望;我想到的还有,一个人的欲望是想要他人的认可和爱。J.H.史密斯 (J.H.Smith) (1991) 说的清楚:“任何人做任何事,思考,或感受,都表现了对自己的存在和与他人存在的关注。从想要存在和想要他人之中,某一时刻浮现出欲望,另一时刻浮现出尽管分析师的欲望作为一个分析师运作的基本要素是有意义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自恋的角色还是有一个混乱的命运。我至此明确表达的观点只是精神分析自身历史过程中所有的一个激烈争辩的一面而已。分析师们时有挣扎着去识别那些激发我们分析行为的更深层的更艰难的欲望,然而我们也不会惊讶于知道,我们也会欲求不知道某些关于我们自身的东西。这种挣扎努力可以从自我和自体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的透视图中看到,这透视图反映出了一个张力,在我们更充分地作为欲望主体而生活,以及我们对理性、秩序和客观性的需要之间的一个张力。正是这种自我性的开放,是我们在寻求的,也是本文所致力于的。我想简要概述这一辩论的重要方面,以给我的论证提供一个来龙去脉和清晰性。
自我和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