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 世纪初弗洛伊德学说创立以来，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著名人物的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在其著作《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中尝试以埃里克森的研究为基础，结合毛泽东的自述、文章、语录和诗歌等作品，将精神分析的方法用于毛泽东研究。他以毛泽东早年的情感经历为立足点，通过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心理历史的分析，从无意识动机的角度来研究其言行和分析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以试图找出隐藏在毛泽东背后的伟大秘密之所在。
［关键词］毛泽东;心理传记;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A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1071( 2012) 06 － 0079 － 06
一、从心理史学角度研究历史人物
( 一) 心理传记学的起源与发展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1910 年出版的《达·芬奇及其童年的回忆》一书中，把心理分析引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开“心理传记学”之先河。作为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的学生，埃里克·埃里克森继承与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并于1958 年出版了《青年路德》一书。1957年，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兰格在就职演说中认为“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心理分析方法应当成为所有历史学家的“下一个任务”。［1］
在兰格的号召下，1950 年代末以至整个60 年代，美国心理史学迅速成长。一时间，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运用，竟然成为一种时尚，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后来的美国学者白鲁恂决心以埃里克森的研究为基础，将精神分析的方法用于毛泽东的研究。20 世纪60 年代末期至70 年代中期，美国学术界先后出版了三部以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相互关系为主题的历史心理分析著作，随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2］这三部著作分别是: 1968年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利夫顿的《革命的不朽: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1974 年密执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所罗门的《毛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和1976 年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的《毛泽东: 领袖人物》( 现行中译本为《毛泽东的心理分析》) 。利夫顿在其著作《革命的永生: 毛泽东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其独创的“革命不朽”概念为核心，“考察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关系，开拓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一个新视角”。［3］所罗门则侧重于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传统中国的角度来解析毛泽东的心理，并认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及其行为，必须从人们对待权威和权力的态度入手。
( 二) 精神分析方法在本书中的运用
白鲁恂( Lucian W． Pye)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汉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出身于派驻中国的公理会传教士家庭，出生地在中国山西省汾州。他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差异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被认为是政治文化概念最早的实践者和提倡者，对美国几代政治学家有较大影响。“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于心理分析的深刻见解，在研究上采用新的视角并得出心理学比经济更能解释发展的结论”。［4］1976 年他把这一心理学方法扩展到对毛泽东的研究，并设想毛泽东成功获得政权离不开婴幼儿时期的全能意识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书中，白鲁恂尝试以埃里克森的研究为基础，结合毛泽东的自述、文章、语录和诗歌等作品，将精神分析的方法用于对毛泽东的研究。他以毛泽东早年独特的情感经历为立足点，通过对毛泽东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分析毛泽东的人格特征，进而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去寻找毛泽东取得令人瞩目的政治成功的原因。
白鲁恂主要运用了心理学上有关自恋感和边际性人格综合症的观点，来分析毛泽东的心理和行为。所谓自恋感通常被理解为某种对自我的、夸大了的爱，而边际性人格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驾驭欲望、敏感警惕、“无法发展任何重要的人际关系纽带”和“随时准备抛弃他人”等。［5］白鲁恂认为，边际性人格特征与自恋感联系在一起后，将会产生某种难以满足的欲望和对情感重要性非常敏感的人。他一方面在别人对待自己的情感方面非常敏感，但另一面又认为他人的情感有可能假装的，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关心自己。在白鲁恂看来，这样就会明白毛泽东当年为什么会对共产党人和年轻一代中国人的革命激情产生怀疑。
心理学的一些理论认为，自恋感和边际性人格特征“发端于一个人的温暖舒适、安全稳定、得到了充分关爱的婴幼儿时期”。婴幼儿时期的个体尽管完全处于对他人的一种依赖状态，“但是他的每一声哭喊都会完全地控制、驾驭它所在的整个世界”。［6］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即是处在一种完全依赖的被动状态中，又是生活在一种“无所不能的幸福状态中”。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无法操控整个世界，“这是一种苦痛的感觉，因为它涉及到被那个恰恰是自己依恋的、且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抛弃的那种感情”。［7］心理学上有关个性特征的理论认为，在所有的生活事件之中，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即那些在个体生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一些个性特征，与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某些特征都有关联。白鲁恂则试图通过心理学的有关准则来重温毛泽东的人生经历，进而从其行为模式和心理性格中找出其政治得失的原因。
二、作为私人角色的毛泽东
为了考察“作为私人角色的毛泽东”有着怎样的性格和心理，白鲁恂主要分析了家庭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并进而考察了毛泽东与母亲、父亲等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这些关系对塑造毛泽东的处事风格和心理品质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些关系在任何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是无法回避的，它们提供了塑造个人风格和心理品质的情感场所，只是感受各有不同罢了。“除了像一般人那样强调他那独裁的父亲在他性格形成期对他产生的影响之外，白鲁恂倾向于降低父亲的作用而把他母亲视为他革命生涯的主导精神。”［8］
(一) 家庭对毛泽东的影响
1893 年毛泽东出生在湖南韶山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那时的韶山冲是一个落后闭塞的乡村，与外界的联系很少，毛泽东甚至是在辛亥革命两年后才知道这一消息。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凭借自己的聪明和能干，在家乡做起了贩运白米和生猪的生意，从而使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偏僻、冷淡而与世隔绝，这些词不但抓住了韶山冲地区的特征，也是毛泽东本人的性格特点。终其一生，毛泽东都一直单独行动，与人不合群，甚至在行动与冲突的漩涡中心也是如此。”作者认为，中国当时形成了某些传统习俗，“以便约束、克制、战胜人口密集热众多的现实”，由于隐私感的缺乏，这种文化就在行为方式与处世风格上促成了“将孤独感、冷漠感与个人尊严普通化或者常规化”。［9］“在离开乡村和学校给予他的安全感之后，毛有时会因为得不到他人的承认而表现出不满，进而退回自己的世界、封闭自己，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羞愧感”，而这与他强烈的自信感是完全不一致的。作者认为可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年轻时代所认识村庄中的每个人这一经验，使他在面对和处置一些非个人化的关系时，感到有些不舒服。”［10］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里，邻里之间非常熟悉、关系密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缺少相应的隐私感，但是就此认为会导致人们行为处事上的冷漠感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只要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能感受到，在那样一个熟人社会里，人们对于他人的热情和关心。而将“毛泽东总是把自己的公开活动弄得就像私人事务的原因”，归结为他性格中的“孤独感与疏离感的特点”，则有失偏颇。同时，简单地把成年后毛泽东的·80·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3 年第1 期一些行为方式与那个曾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山村的、童年时代的毛泽东联系起来则有化约论的嫌疑。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上的逐渐富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感，同时直系家庭成员也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感。而这一点将通过毛泽东与父亲、母亲和其他一些人的关系来进行阐述和检验。作者指出，这些人显然都在特定方式上，有助于形成毛泽东非常强烈却充满矛盾心理的个性特征。
( 二) 毛泽东与母亲的关系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当时中国社会家庭妇女的典型形象，性情温和，为人大方，完全臣服于自己的丈夫，对丈夫取得的任何成就都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她基本上很少公开挑战或冒犯过她的丈夫，但她会冒着触犯丈夫的风险去支持和偏袒毛泽东，这可能会强化毛作为一个长子的优越心理。文七妹在毛泽东出生前曾经有过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了。毛泽东作为家中存活下来的长子，可以想象其母亲对他的疼爱与呵护。但随着弟弟的出生，毛泽东再也无法享受那没有割舍和专一的母爱了。其中有段时间，毛还被送到外婆和舅舅家寄养。白鲁恂认为，随着第二个儿子的出生，母亲“抛弃”了毛泽东并使他认识到不应该指望人们的感情会持久，而为了保护自己、免于失望，就有必要将感情普通化、一般化而不是特殊化、具体化。
从此以后，毛“为了使自己免于情感义务的重负，就总是第一个来切断这种情感纽带”，“毛泽东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可能就是有关抛弃与被抛弃的感觉。”这种抛弃感不但是一种需要警惕的危险，还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心理设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白鲁恂引用和分析了毛泽东后来所作的《祭母文》，并认为这篇诗文讲述了毛泽东的一种被抛弃感。不可否认随着弟弟的出生，毛泽东的情感可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伤，并可能促使其形成日后对于感情的矛盾心理。但纵观《祭母文》，毛泽东所表露出来的感情是对母亲的赞美和怀念之情，而不是像白鲁恂所说的“其中的情绪被系统地颠倒和翻转过来”。而且有资料表明，毛泽东在外婆和舅舅家住到8 岁，在那儿度过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因为舅舅、舅妈都把他当自己儿子看待，那么他人对毛泽东的疼爱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母爱的缺失。［11］
通过毛泽东曾与母亲一起讨论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并尝试让父亲产生信佛的信仰但没有成功这件事，作者探讨了当时9 岁的毛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与母亲认同起来，并一起去关心父亲的某个瑕疵。作者认为毛泽东通过模仿了母亲绝大部分的、慷慨大度的性情，并认同了母亲的幻想，即不得不像母亲那样，像父亲残忍、苛刻的要求低头。恋母情结的这种解决方式，可能使毛泽东变得高度敏感，并怀疑他人可能会以不正当的方式试图支配他。不得不指出，白鲁恂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存在着过度解释的嫌疑。毛泽东对母亲的认同和对父亲的反抗，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在性格发展上更受母亲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一定女性化的性格倾向。但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因此也像其母亲一样对父亲残忍、苛刻的要求低头并形成了高度敏感的性格。因为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父亲的反抗基本是贯穿于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而且在大部分时候的反抗中，毛还战胜了他的父亲。
同时，白鲁恂谈到为什么对忠诚、革命义务与背叛等问题，毛泽东会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敏感? 因为毛泽东认为没有人会像母亲曾经那样地爱他，但是母亲却破坏了他对爱与被爱的信任。毛泽东一方面感觉到利用感情进行革命动员的可能性，同时也认识到热情可能会消失的危险性。他把人们对某种愿望的希求转化成对意志力的崇拜。他欣赏情感在人类事物中的重要性，但从来不会允许自己再度在情感方面变得依赖于他人，他的目标是寻求自我满足。他认为，其他人对自己必定是一种威胁。毛泽东就把自信与对可能存在着敌人的高度敏感结合起来。这些假设在毛泽东对待其妻子和孩子的方式，以及他与同事们之间友谊关系的类型中得到验证。
( 三) 毛泽东与父亲的关系
不同于一般的农家子弟，毛泽东从小对体力劳动就不感兴趣，却酷爱读书，而父亲毛顺生只希望他能干好农活。毛泽东有时丢下农活，躲在阴凉处看书，父亲见状常训斥他，这导致毛泽东对父亲大为不满。有一天，两人甚至当着许多客人的面发生争执，毛泽东的父亲当众打骂了他，毛泽东一怒之下冲出家门。当时父亲追了出来，并边骂边命令他回去，毛泽东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父亲说要跳下去，后来父亲软下来了并同意不再打骂他。通过这件事，毛泽东认为害怕失去儿子是父亲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胜。可以看出毛泽东与父亲的不断冲突，强化了他的自尊心，唤醒他的自恋感。毛泽东有时会引经据典去回击父亲，确立自己的道德观念，但有时毛泽东又向父亲宣称不喜欢经典，而父亲则认为经典具有实用的价值，因为在一次打官司中对手使用了很有说服力的经典语句而打败了毛的父亲。“毛泽东泽东有关书本知识和体力活动的矛盾心理，以及他有关二者各自相对价值的摇摆不定，看起来似乎已经深深地植根于那种更加基本的、有关他与父亲关系的矛盾心理之中。”［12］
毛泽东在与父亲冲突、斗争过程中，意识到父亲是有弱点的，他能够证明自己在道义和情感方面相对于父亲的优越性，“他能够操纵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比父亲更好地控制情绪”。而毛泽东之所能对自己的情感具有如此的绝对控制能力，在于被母亲抛弃的这一感觉的后果和影响。通过与父亲的冲突，毛泽东一方面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内在优越品质，并“感觉到自己是母亲眼中的一个英雄”，另一方面却感到沮丧，因为他“不可能重新抓住母亲无法分割的爱”。毛泽东与父亲的冲突，不止“强化了他的自尊心，唤醒了他的自恋感”，同时也会使他确信，在放弃对他的完全责任感方面，母亲是错误的。白鲁恂指出，“毛泽东处理政治争议的杰出能力，不仅来自于他与父亲成功斗争的经历; 而且，在一种更加深刻的心理学层次上，这种动力来自于一种有关其家庭关系的整体性的心理动力机制”。这种心理动力使“毛非常善于隐藏他的感情，而在冲突情形中，尤其如此”。这种能力对于任何文化中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的领导者而言，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在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中，基本的教义是抑制冒犯性的情绪和行为，将情绪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而不至于破坏社会生活秩序。但随着中国过渡到现代社会，由于利益的冲突，人们倾向于把冲突表面化并不惜冒犯他人。作者认为，“毛不但能够投身于政治争议中，而不为情绪所困扰; 且善于利用政治争议，并能够在这些争议不再有用时，将之弃于一边。”毛泽东在与母亲的交往经验中、与父亲的斗争经验中，学会了抑制自己的情感，并避免使自己的感情卷入冲突中。“作为一个现代性角色的扮演者，毛泽东的感情基础是从其家庭经验中获取的。”［13］
三、作为公共人物的毛泽东
( 一) 言辞的魔力
在白鲁恂看来，正是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使他能够比其他人更加成功，并能够把一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各种分散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正是毛泽东私人生活中的这些性格特征，为他在中国政治的大环境中扮演公共任务的角色并施展其政治创造性，准备了潜在的条件。毛泽东的创造性在于他能够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即言辞的能力和运筹帷幄的能力结合在一起，使他不仅能说会道而且又善于做事。作者从心理学角度指出，精于运用语言的人们，倾向于寻求某种私人特质，或者是信笔涂鸦或者是发表演说，这样的人可能会梦想改变整个世界。
毛泽东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在于他能够把主导其私人生活的那种矛盾心理拓展到公共生活中。毛泽东身上的“猴气”，使他能够运用言辞的可靠魔力来鼓动人们; 而“虎气”，则使他对有关权力运作的实际情形和对人们的敬畏情感表现得十分敏感。毛泽东的真实自我，总是包含着“猴气”与“虎气”的矛盾与冲突。毛泽东可以根据环境的具体需要，“一会儿做一个善于言辞的演说家，一会儿做一个注重行动的战略家”。［14］当时的中国寻求的就是一种全新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正是基于一些经过精致阐述的思想观念和切实有效的政治行动，是一个全新的言辞和全新的行动的时代。而毛泽东通过一套的思想言辞和行动体系，给中国人民提供了这种新的理念，并动员他们参与到国家的具体事务中来。白鲁恂认为，毛泽东的独特魅力“来源于他对别人情感世界中最实质部分的高度敏感”。由于毛泽东本人曾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欣赏，因此“他就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微妙的受到伤害的感觉”和情绪，这种情绪能够与青年人所受到的挫折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与大众的心理产生共鸣”，大众因“中国长期以来受到心怀敌意的外部世界的不公正对待，其伟大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而受到伤害”。因此，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使他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渴望，这种渴望也是弱者所共有的，即希望有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从而使他们的高尚、忠诚和尊重得到强者的回报。这也是毛泽东为何勇敢地挑战当时的强权，先是斯大林后是美国，但同时毛泽东又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尊重和肯定。［15］
( 二) 行动的魅力
毛泽东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成功的革命者，不仅是因为他能够动员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还在于他能教导人民做好准备并采取有目的的行动。自从童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对自己的情绪保持高度警惕，以至于毛泽东根本不允许他的感情把自己陷入与其他人的冲突风险之中。作者认为，毛泽东的一些个性特征为他提供了进一步的战略性优势，即他似乎与他人的行为不合拍。当其他人希望和谐、和平的秩序时，毛泽东指出冲突的时机刚刚成熟。当其他人被鼓动起来并要求行动的时候，毛泽东却号召大家冷静、克制，进行理性的思考。尽管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不合常拍，但他却能成功使得他人改变节拍，转而跟上他的行动步伐。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行动中的这一秘密在于，他坚信意志力的恰当运用可以彻底改变人们有关究竟什么是“现实”的定义。因而，他能够重新定义各种可能性。毛泽东政治成功的关键在于对抛弃感的恐惧，毛泽东一直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情感保持警惕，因而他形成了一种敏锐的感觉。他能根据环境的具体变化，迅速地调整自己的状态。正因如此，对于现实他比大多数人更加敏感，去洞悉任何特殊情境的基本特点以便利用这种情境。
毛泽东情感方面的两个挫折是母亲的行为和兄弟的出生。而这两个事实就鼓励毛泽东运用理想化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并以之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防御机制，同时抑制自己的真实情感。这些都使得他能够很好地从事一些高度抽象的、有价值的事业，而在战略性层次上能够保持客观和冷静。正因为毛泽东在童年时代就经历了抛弃感所带来的那种震惊，使他很早就意识到，权力最终依赖于人们察觉到的不安全感，以及他们那种坚持认为自己可能拥有的任何优势的心理需要。所以，白鲁恂认为对毛泽东创造性天才的心理基础的最经济、最简单的解释即是“通过诉诸于权力的实体维度，毛缓解了他对意志力与自恋主义之间的基本关系; 另一方面，毛可以理解其他人的不安全感。尽管毛泽东显然对自己很有信心，但他也曾充分体验到了焦虑感的完整涵义。”［16］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理解其他人的不安全感，从而充当安全感的提供者。
四、简评《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书
白鲁恂通过把作为私人角色的毛泽东和作为公众人物的毛泽东放在一起考察，洞悉那些隐藏在他的公众角色背后的私人生活，来探究是哪些可能的因素促成了这个历史性伟人的成功。作为受过训练的心理学者，白鲁恂并没有简单停留在毛泽东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者”、“怀疑常规化的管理和官僚制度”和“人类意志力的信奉者”等这些表面化的标签上。而是通过收集和考察毛泽东的材料，去发现毛泽东的性格特征的心理学渊源，认识到这些特征的和谐一致性，从而确定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中某些反复出现的模式和类型。
他收集了丰富的文献材料，包括他人对毛泽东的回忆和印象、采访、自述、文章、和诗歌等资料，并加以分析和考察。白鲁恂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毛泽东在社会化时期的主要人际关系，并对他的一生及其思想进行了心理学上的分析，尤其重视婴幼儿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情感挫折对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的深刻影响。可以说，“白鲁恂的论点是大胆的、引人注目和有独创性的，他完成了一项人们早就期待但在此之前谁也没有尝试过的工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许多供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他的同行因此而应对他表示谢意”，而且白鲁恂“很好地把握了毛泽东丰富的矛盾心理”。［17］
尽管白鲁恂避免了以往的社会心理学家只重视方法的运用，而不注重材料的收集和证明这一缺陷，但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白鲁恂自己后来也注意到了研究中的问题，并指出了其中两个: 一是仅仅局限于领导人的言论，把这些言论视为他们的真实意图，这恰好颠倒了学术研究的正常顺序，即在解释历史事件中，不是先考虑客观事实，而是强调人物的主观愿望。二是视野相对狭窄，只是注意直接原因的阐述，很少在社会政治根源等方面作深刻的论述。在分析一些具体的政治事件时，夸大了毛泽东的人格影响和心理因素，这导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客观环境和因素，如毛泽东对待接班人的问题等。
同时，白鲁恂过于强调婴幼儿时期的成长经历一事实对塑造他的一些心理品质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迪特默所看到的，白鲁恂的书表现出了两种形态的还原论: “一种是社会和政治事件被还原为心理的原因; 另一种是成年后的经历被还原为童年的原因。”［18］此外，白鲁恂对材料的运用，显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他对第一手和第二手的材料的挖掘是非常深的，但对这些材料的运用有时却显得很牵强。如从毛泽东“很少提及他祖父这个事实”是否就有理由推断不仅毛泽东本人甚至毛泽东的双亲也是不太孝顺的? “毛泽东1934 年把他的弟弟毛泽覃留在了江西，这一点被用来说明他对家庭的冷漠无情”，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当时排斥在领导层之外而根本没有发言权这个事实，这个推论是否仍能成立呢?［19］毛泽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政治成功，不仅因为他自己所具有的心理品质和性格特征，同时也与当时中国的具体环境有关。所以，我们“不能撇开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泽东的品格。刚果能产生一位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吗? 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心理特质来说明毛泽东的成果。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神奇的毛泽东，正像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20］
当然，对于这样一种研究，我们在看到其问题和不足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其研究的内在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微观的心理分析是对宏观的历史研究的非常重要的有益补充。对毛泽东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是理解毛泽东的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是毛泽东研究在方法上的创新和突破。正如白鲁恂自己所指出的: “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最终地位，不仅仅取决于童年时代的生活经验对他以后生命中各个阶段的持久影响”，对毛泽东的心理学解释，并未给一些问题如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提供任何答案。我们试图找出的，是那些处于毛泽东个性特征中“都真实存在的矛盾心理”。［21］从这种立场出发来看待《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书，我们在肯定其研究的精彩之处和重要作用之时，也将以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来面对其中所具有的问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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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R·特里尔． 毛泽东传［M］． 刘路新等译．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518．
［22］刘宪阁． 走近毛泽东的心理世界: 一次重要尝试———评介白鲁恂《作为领袖的毛泽东》［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 5) ．
( 责任编辑: 向阳)* ［收稿日期］2012 － 10 － 09
［作者简介］陈瑶姬( 1987 － ) ，女，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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