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首次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莱比锡,1934年)
巴霍芬的《母权论》初版于1861年,几乎在同一时间,另外两部博大精深的著作也面世了:一部是达尔文的《特种起原》,一部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者均于1859年出版),这三部书有着同样的引人注目的命运。它们探讨的均是专深而又博学的学科,但所引起的学者和门外汉的反响却远远超过了其本身专业性的狭窄限制。
就马克思和达尔文而言,这个事实不言自明,无须赘述。巴霍芬的情况则由于种种原因而显得很复杂。首先,母权制的问题似乎与那些对维护资产阶级社会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无甚关系。其次,母权制理论获得了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相互激烈对抗的两大阵营的热情赞同。巴霍芬最先被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等人发现和称赞。然后,经数十年的相对沉默之后,他又被象克莱克和鲍姆勒之类的反社会主义的哲学家们重新发现和大肆吹捧。
情感上介入了这一论题。
与这两种极端态度成鲜明对比的是那时官方的学术界的态度,那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拒绝或全然漠视的坚固的前线,甚至象海因里希·卡农这样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代表者也在其内。然而,近年来母权制问题在学术讨论中已成为人们越来越热衷的话题。一些人同意母权制的观点,一些人驳斥这样的观点,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重要的是要理解,为什么母权制问题引起了如此强烈的感情反应,它怎样与活生生的社会利益相联系。我们还希望揭示为什么母权理论赢得了革命和反革命这两大阵营同情的潜在原因。然后,我们便能够看出这个问题对于当今社会结构及其转换的研究的现实意义。
母权制反对态度中的一个共同因素是他们与资产阶级民主社会都保持一定距离。假如一个人想通过神话、符号、法规等证据来调查并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的话,那么,这样的距离显然是必要的;当然,这个社会应根本上有别于资产阶级社会,不仅是在特定的方面不同,而且在基本的社会心理特性上也不同。巴霍芬本人相当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正如他在导言中说的:
“理解母权制现象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实现。学者必须能彻底抛弃他所处时代的意识,抛弃那些充斥其精神的信仰,并能将其自身转变到大相径庭的思想世界的中心上来……那种以后起世代的人们的态度作为自己出发点的学者是不能理解人类最早的时代的。”
巴霍芬的先决条件对于那些拒绝承认自己的时代的人当然是彰明较著的——无论他们追忆那失乐园般的过去,还是满怀希望地憧憬美好的未来。但母权论上对立的双方在对当前的批评上几乎是唯一没有分歧的事情。两大集团之间在其他所有基本问题上都尖锐地敌对着,这就暗示我们,在母权论本身及其所研究的论题中,种种混杂的成份也必然比比皆是。一个集团可能注重母权论的某一方面,并把它当作决定性因素;另一个集团则可能全神贯注于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双方都会找到鼓吹这个理论的理由。
象鲍姆勒之类的保守的作者回顾过去,以寻求他们的社会理想。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母权制理论倍加同情呢?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给予了一个批评性的答案——是由于巴霍芬支持宗教的态度。这一点巴霍芬本人十分明确地作了表达:
“全部文明只有一个强大的杠杆,这就是宗教。人类存在的一切沉浮都是从这个最高领域中开始的运动萌发出来的。”
当然这种态度不单是巴霍芬所特有的。但这对他的理论却有着根本的重要意义,即假定认为妇女和宗教情感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如果说母权制尤其必须刻上这神圣的烙印,那么,这是因为基本的女性本质使然;圣灵存在的深觉感总是伴随着爱的感情一起浮现,它给妇女、特别是作母亲的妇女增添了宗教的虔敬。所以在最野蛮的时代里,宗教是最活跃的。”
巴霍芬于是就把宗教的癖性看作是女性的显著“气质”,并把宗教视为母权制的一个明确特性。但巴霍芬也不是简单地把宗教作为顶礼膜拜和有意识的形式。他最灿烂的一个思想就是认为,人类精神的一定结构是与特定的宗教相联系的,尽管巴霍芬把这种关系本末倒置了,并从宗教中追寻精神结构的起源。
巴霍芬理论的浪漫成份在他对待过去的态度上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他的爱和注意力多半倾注于被他理想化了的人类最遥远的过去。更重要的是,他把对死者的尊敬看作是母权制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最令人钦佩的特性。在论述吕西亚的母权制时,他注意到“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能够从它对死者世界的态度中看出来。崇拜死者是与尊敬先辈不可分割的,后者又与热爱传统及面前过去的世界观不可分离。”
在深深地植根于大地之母的神秘的崇拜中,巴霍芬发现了“自然生活的黑暗而致命的一面惊人地深重”,而这是母权制世界观特有的。鲍姆勒清楚地指出了浪漫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世界观在这方面的差异。
“如果一个人要理解神话,他就必须对过去的力量怀有深厚的感情。同理,如果一个人要理解革命和革命者,他就必须对未来及其潜在的可能性有深刻的认识。
“一个人要理解这一世界观的真正本质,他就必须清楚地看到,它不是唯一可能的历史概念。一个人从对将来的深厚感情中可以形成另一种历史的概念,这种概念涉及到积极的、阳刚之努力,涉及到有意识的活动和革命的理想。在后一个历史概念中,人自由自在地毫无羁绊地立足于现在,并从虚无中创造未来。在前一个历史概念中,人被束缚在整个‘生死循环’之中,束缚在血缘遗传和历史悠久的风俗习惯之中;人是某种‘整体’的一个成员,并在过去的未知的幽深之中丧失了自我。……只要活着的人这样解释,那么,死去的人将存在于过去的幽深之处。他们并没有死,也没有永远离开地球。一个人的所有先辈都存在着。他们继续给后代忠告,与他们息息相通。”【1】
在巴霍芬的母权制心理结构概念及与之相关的冥府鬼神的宗教概念中,决定性的特征是母权制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它倾向于与智力的和精神的现实相反的物质的东西。
“母权制与只承认物质生活发展的宗教阶段有密切的联系……
父权的胜利伴随着精神从自然的显圣中解脱出来,人类存在的升华超越了物质生活的法则。而母性原则对地上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共同的,人以优越的地位适应于这种正在产生的潜力,人从这种关系中脱颖而出,并逐渐意识到人的更高层次上的要求。精神生活不断升腾而超过肉体的存在,人与存在的较低层次的关系便限制在肉体方面了。母性属于人的肉体方面,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唯一的东西;父权精神的原则只属于人。人在这里挣脱了地上的锁链,把目光转向了最高的宇宙领域。”
因而,两个特性便可刻划出母权制社会对自然的关系:做自然的被动的屈服者,承认相对于精神价值的自然的生物学的价值。自然象母亲一样,是母权制文化的中心;人类在自然面前永远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孩子。
无意识地守法奉公;在后者,我们具有了个人主义。在前者中,我们委身于自然;在后者中,我们发现的是超越自然的欢悦和古老樊篱的破裂,勇于创新生活的痛苦奋争取代了永恒的休息,取代了和平的快乐和成熟的躯体中永久的幼稚。母亲的无私奉献是得墨特尔的高尚希望,这是在谷物种子的命运中被领悟到的。相反,希腊人想独立地赢得一切,甚至达到最崇高的高度。他在拼搏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父亲般的本性,并使自己超越了他曾一度完全隶属的唯物主义,为他自身的神圣化而斗争。希腊人不再在身怀六甲的妇女身上寻找不朽的源泉了;现在他在男性的创造原则中寻找它,他把曾经只给予母性的神性赋予了男性创造原则。”
“在前者(即母权文化)中,我们受事物的拘束;在后者(即父权制文化)中,我们得到了智慧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在前者中,我们
母系文化的价值体系适合于这种被动屈从于母亲、自然和地球的情况,适合于它们的中心作用。唯有自然的和生物学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在精神的、文化的和理性的东西都是无价值的。巴霍芬在他的正义概念中最清楚而又彻底地发展了这一思想迹象。资产阶级自然法中的“自然”就是父权制社会转变为一种绝对,与些相反,母权制的自然法是以本能的统治、自然的统治、血缘价值的统治为特点的。在母权制的法则中没有逻辑的、合情合理的罚罪与补偿的平衡——它被报复、一报还一报的“自然的”原则支配着。
在母权制的“自然法则”中,这种对血缘联系的特有的尊崇,通过巴霍芬对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的解释,已经最令人醒目地显示出来。克丽达尼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的缘故,在丈夫亚加米农从特洛伊战争凯旋时将他杀害了。亚加米农和克丽达妮斯特拉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报了这桩婚杀之仇。现在已被推翻的依理逆司神(或称孚里厄)这些古代的母系女神们,追逐着奥列斯特,要惩罚他的行为,然而,奥列斯特却受到获胜的父权制新神阿波罗和雅典娜的庇护,他们是从宙斯的头颅中蹦出来的,而不是从母亲的子宫生出来的。这里的根本冲突是什么?根据母权制的法律,只有一个罪行:即血亲间的暴行。依理逆司神不追究背信弃义的妻子,因为“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无论不贞有多少邪恶,都与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但是,当一个人践踏了血缘关系时,那就不能以任何正当的或可原谅的动机为理由来赎罪,不能使行为者逃脱掉自然的同害惩罚法的无情。
妇女统治是“爱和血缘联系的王国,它与有意识地谨小慎微地行事的男性的阿波罗式的王国形成对照。”它的范畴是“传统、传宗接代、由血缘和生育自然形成的活的相互联系。”这些范畴在巴霍芬的著作中是在具体意义上使用的。它们从哲学的思辨王国退下来,被提升到严谨周密的调查经验的、人种学事实的领域,从而赋予后者以新的份量。含混的自然概念和“顺乎自然”的生活方式,被具体的母亲形象和可从经验上论证的以母亲为中心的合法制度取代了。
巴霍芬不是简单地挪用浪漫主义者面向过去的、以自然为中心的世界观。他采用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最丰富多产的思想作为他著作的中心,并将其发展成远远超过浪漫主义哲学原有含义的一人概念。这个观点就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区别,它们被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品质。不仅在生理器官本性上不同,而且在心理、精神及智能领域方面也悬殊很大。浪漫主义者(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的少数代表人物)由于这一概念而与流行的观点尖锐对立,而在17和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那种流行的观点极受拥护。
较早的理论的中心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灵无性”。汗牛充栋的审度男女关系的著述,最后的结论总是相同的。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不代表在智力和心理上也铭刻着巨大差别。男人和女人之间无论什么心理差别都可以简单地、唯一地以他们不同的训练和教育来加以解释,正是这个因素造成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正如该因素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一个集团有别于另一个集团一样。
这个较早的关于两性根本上相同的见解是与一种政治要求紧密相连的,即要求妇女解放,要求妇女在智力上、社会上以及政治上的平等。这个政治要求带有巨大的强烈性,它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事例中,理论与政治主张有多么吻合是显而易见的。妇女和男子同一的理论构成了要求妇女政治平等的基础。不论是明确地表达,还是隐晦地暗示,妇女的平等都意味着妇女的真正本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与男人不分轩轾。然而,解放并不意味着妇女自由地发展其独特的、迄今尚不知晓的特性和潜力;相反,妇女被解放是为了成为资产阶级的男子。妇女的“人”的解放的真实含义是她解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男性。
随着反动政治的发展,两性之间关系的理论以及男子和妇女“本性”的理论也起了变化。1793年,巴黎的妇女俱乐部被关闭了。两性在基本心理上有同一性的理论被两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可改变的“本质的”区别的观点取代了。
在后来的浪漫主义者那里,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根本差别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它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神话学和生理学等问题。与德国唯心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适成对照的是,“妇女”这个词的含义似乎已发生了变化。从前“妇女”这个词表明她作为爱者的身份,并将真正的“人性”的体验与妇女联系在一起;反之,现在“妇女”这个词越来越意味着“母亲”,并将回归到“自然”以及在大自然的孕育处中的和谐生活与妇女联系在一起。
启蒙运动否定了精神上的性差别,倡导两性平等,将人类与资产阶级男性相提并论。启蒙学说表达了它赋予妇女以社会自由和平等的努力。一旦资产阶级社会巩固其所得的利益,它就从其进步的政治立场上畏缩下来,它不再需要两性平等的主张了。现在它需要一种提倡两性之间自然差别的理论,以便为男女社会不平等的要求打下理论基础。可是,随着新理论在心理学上的不断深入,它那些关于妇女尊严等等的华丽词藻,也只不过服务于维护妇女作为男人奴仆的依附地位。
后面我将尽量说明,阶级社会为什么与男子支配家庭密切关系,它们是如何关联的。但有一点已经清楚了,即任何提倡性差异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都非常强烈地投那些提倡男性的、至高无上的阶级统治的斗士们的所好。这里就有为什么巴霍芬赢得了保守派阵营的同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巴霍芬大胆地探索了两性之间的重要差异,并且发现了早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妇女的优越性和权威在这种结构中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对他的理论作反对的解释的潜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