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表情比较严肃的母亲带着一个21岁的女孩来到我的诊室。女孩的主要症状为不停地上厕所，白天总有尿意，可反复上厕所达20余次，严重地影响其白天的学习。每天晚上睡觉前也如此，直到很晚才能睡着，不过，晚上她只起夜两次，睡眠的质量还可以。母亲已经带这女孩反复在泌尿科就诊多次，未查出有何不妥，除了其月经不规律外：她每月来两次月经。
当我看到这个女孩时，马上想到了钱钟书先生《围城》中所描述的苏小姐：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
我注意到，女孩的母亲身材略矮微胖，面色楮黑，而女儿却长得不矮，面色白皙、戴着宽框黑岱眼镜、显得脸部消瘦，但实际上身体并不瘦。她表现得的确怯生生的，主要由其母亲在作描述，以至于从开始我就认可了她的依赖、弱小和毫无主见。总之，“瘦弱”是我对这个女孩最深的印象。还有的隐约印象为，这一对母女如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母女关系：互相依赖、互相提防、互相嫉妒，是灰暗而晦涩的。
我问这女孩她是否记得尿急的情况从何时开始的，她说，她进入大学二年级后，由于换了新的宿舍，她几乎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活，主要是因为走廊上经常通宵地响着各种声音：卡拉OK的音乐声、同学疯跑声、大声争论声等等。她习惯于在9点左右上床睡觉，由于不能睡着，又不好对同学抱怨，就只好一遍遍上厕所来缓解自己的烦躁，后来就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母亲补充到：我们结婚较晚，28岁才有了这个丫头，把她看得很重，她开始出现这个症状时我们还以为她身体除了问题，带她到各个大医院反复看专家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最后，我们只好建议她回家来住。在我们家里睡觉较早，9点就上床，丫头回来后虽然没有学校的吵闹声，但她仍然有尿急的现象。
可在我的内心里，思绪却离母亲的话题越来越远：“尿急”从心理的意义上来看是控制不良，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控制大小便总是由父母对孩子所实施，并经常成为孩子与父母之间互相斗争、互相控制的媒介，如儿童遗尿症既有生理上的原因，也有父母养育方式不当的因素，如过于严厉，或再生新的孩子后置老大于疏忽之中时也可能导致孩子不敢成长或不愿成长，通过遗尿来获得关怀，放弃自己照顾自己的责任，不过太过关心的父母也会造成孩子对大小便的控制问题，比如孩子需要独立时遭到父母的反对、责罚，因此，内疚和自责感会成为他们/她们每次面临与父母分离时的主要冲突，尿急或便秘便可能是这种冲突的后果。
既然这女孩泌尿系统检查没有问题，那她反复小便的症状一定是想控制什么不能诉诸于口的事情？是她所说的控制自己的不满，掩饰自己对夜间学生宿舍的嘈杂的反感吗？还是她因为到了21岁，有性的冲动、要求（当年，弗洛伊德最初在面对一些癔症的病人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她一个月来两次月经若不是生理上的原因，多少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吧：我要当女人，不是乖乖女！如此说来，她还有可能是不想反抗父母的安排又不能说出口，因而用控制小便来表达这种焦虑。开始，控制小便是与上床睡觉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能睡着与宿舍的嘈杂有关，她以为自己的症状是环境改变所造成的结果，但可能，她从父母那形成太早上床睡觉的习惯与她需要在学校适应新的生活形成了冲突，说到底，离开家庭、和父母分离、过一种不同的属于自己的生活与父母需要自己继续当乖乖女的愿望之间形成了冲突。
这种暗藏的反抗与我对女孩所形成的“瘦弱”印象正好相反，她实际上有主见、想过独立的生活！的确，一个21岁的女孩能够在晚上8，9点钟象乖乖女一样和父母一起上床睡觉，这有些不可思议和不合常理！
“你每晚9点睡觉，睡得着吗？”我按照这个思路去询问。
“有时他们8点钟睡，我不睡，他们就拼命地劝我睡，我怕影响他们，只好上床，哪睡得着哇，在床上听音乐，10点多才睡得着。”女孩说。
“我们都是国家公务员，生活很有规律，头天睡晚了，第二天怕起不来”母亲有些低三下四地说。
孙隆基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这样写到：
大陆的确有早睡的习惯。大城市中人到了晚上九十点钟就上床（小城市与农村恐怕还要早）。只要天色已黑，路上就灯火暗淡，也没有什么场所可供逗留。在六七十年代，过了钟点还在马路上走的人，往往被纠察队劝告早点回家睡眠：“明天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呢！”至于在今日，晚上还在路上走的人已经多了，但是，太晚的话，就会被“类型化”，认为不是正经人家。
晚上灯火暗淡，还可以归咎于经济落后。至于晚上没有任何“成人场所”可去，就不能完全用这种因素去解释—因为其他落后国家不一定是这样-这里面透露出一点中国民族是十分“乖”的倾向。至于认为晚睡就不是“好人”，这不折不扣地是“儿童化”的倾向，亦即是认为晚睡的儿童总不是“乖”或“听话”的看法的一个延伸。自然，对成人来说，早睡除了“保重身体”之外，还多了这样的内容，那就是排除晚上在外面“勾三搭四”的可能性—因为，，对一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来说，“白昼喧淫”是很难想象的事，像这类“不正经”的事，总必须是在晚上又在外面进行的。此外中国人过分担心“身体”受损的倾向，也造成了他们认为“性”会“亏身”的想法，而“早睡”以“保重身体”则是这种行为的对立面。
我想到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留德十年》中描述的德国妇女的洁癖，自己家门前的街道甚至都用肥皂亲自趴在地下反复擦洗，她们不能容忍一丝灰尘就像这对夫妇不能容忍生活中会有变更一样。
可青春就象挡不住的太阳光线一样，照样能够照到屋内最阴暗的角落旮旯。这女孩无疑是孝顺的，但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她能够很独立、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你其实并不想和父母在一起，睡得很早，而是想自由地在学校过较随意的生活，是吗？”我问。
女孩有些犹豫地点点头，脸上泛起一道红晕，我觉得她现在要比初来时鲜活许多。
我转过头来看着母亲，问她现在如何看待这件事。
母亲说她十分吃惊，竟然是他们的关心和习惯导致了孩子的症状，如果不是这样问，她绝对不会想到这一层关系。
我说：孩子21岁了，应该有更多自己的空间，什么时候睡觉还是留给她们去决定吧。
母女俩人离开诊室时，我似乎闻到被子被太阳晒过的好闻的香味，我相信这是她们传递给我的信息。
我毫不怀疑这女孩的父母对孩子的关心，也明白尿急绝非器质性的毛病，但我更相信，最终这女孩所经历的青春期不会再以躯体症状的形式来表达，她终将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充满阳光、自由和新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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