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形成过程中的“精神领袖”。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所开辟的理论创新道路，并组织、领导学派成员沿着“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这一创新道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成果丰硕的创造性探索。作为“精神领袖”，他的思想领导作用体现在“破旧”与“立新”两个方面：“破旧”是指他发挥自己的哲学史专长，对实证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立新”则既指他确立了“批判理论”新观念，也指他为了落实“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而实施的“独裁”领导。
【关键词】霍克海默；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理论创新
【作者】张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成就归结为一点就是为批判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全面的理论参照系。它的这种理论创新影响极其深远，成为后来的理论家建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时都绕不过去的“纪念碑”。在1978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高度评价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意义：“如果能早些读到这些著作，我就能节约很多宝贵时间。想来，有些东西我就不会写了，有些错误我也就不会犯了。”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理论创新何以可能呢？哈贝马斯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精神领袖”和“主心骨”即霍克海默，正是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所开辟的理论创新道路，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领导学派成员沿着“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这一创新道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成果丰硕的创造性探索。在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今天，我们回顾、总结霍克海默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创新道路的开拓，具有显而易见的借鉴意义。
一、霍克海默为什么容易被忽略
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中国大陆已有三十多年，是国内学界乃至知识界非常熟悉的当代西方思想流派。提到霍克海默，人们都会承认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和奠基人之一。可如果说他是法兰克福学派形成过程中的“精神领袖”和“主心骨”，人们的反应往往很犹疑，不太确信他真的曾经发挥如此重要的思想领导作用。霍尔海默的思想领导作用为什么容易被人忽略？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最先建构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是20世纪60、70年代英语世界特别是北美的新左派学者，在他们的历史建构中，霍克海默的思想领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呈现，这种先入之见深刻影响了全球学界（包括中国）的历史认识；另一方面，国内学界一向缺乏翻译、研究霍克海默的浓厚兴趣，未能充分认识哈贝马斯等德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并对霍克海默的独特思想领导作用形成正确认识。
1950年，经过审慎评估，霍克海默偕同阿多诺、波洛克等学派少数核心成员返回德国，重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学派大多数其他成员则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在读过霍克海默50年代的日记后，50年代末曾与之发生激烈学术冲突的哈贝马斯改变看法，认为重返德国后的霍克海默一直分裂地生存着：一方面，他在私下里敏锐而严厉地分析德国现实，另一方面，他谨慎地维持与各个方面的良好关系，为研究所的存在与发展创造更安全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霍克海默出于现实考量，并不希望人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研究所的理论成果，因而决定将它们精心打包藏之于研究所的地下室。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左派运动兴起后，学派的那些战前理论成果还是不胫而走，以各种方式在大西洋两岸传播开来，最终迫使霍克海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同意将部分战前理论成果重新整理出版。有当事人曾回忆说，当“批判理论”这一“瓶子中的消息”被打开瓶塞时，那一声“砰”的开瓶声一下子迷倒了很多人，法兰克福学派也由此作为一个学派得到同时代人的普遍接受。随着“批判理论”的迅速流行，对它的历史考察随之成为一种需要。然而，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分别因为对越南战争和学生运动的立场表达而受到德国新左派学生的严厉抨击，指责他们背叛了革命和自己过去的理论。所以，这种需要只是在当时的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率先变成一种实践。历史地看，正是在马丁·杰的《辩证的想象》（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1973）、菲力·斯拉特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 MarxistPerspective, 1976）、安德鲁·阿诺托和埃克·吉布哈特主编的《法兰克福学派精要读本》（EssentialFrankfurt School Reader, 1977）、苏珊·巴克-莫斯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Negative Dialectic: Theodor W. Adomo, Walter Benjaminand the Franhfurt Institute, 1977）等英美新左派学者的著作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形象得到系统建构，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德国学术界也不是无所作为。就在此前后，社会研究所的两位年轻一代成员也都推出了非常有深度的历史分析论著，即维尔默的《社会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1971）和杜比尔的《理论与政治》（Theory and Politics: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1978），但它们并没有能够取代英语世界的论著，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历史叙事的主要提供者。
在英美新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历史叙事中，霍克海默是何形象呢？我们以马丁·杰的《辩证的想象》为例进行分析。马丁·杰时为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为了写作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他广泛访谈了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洛文塔尔等当时健在的几乎全部第一代成员，以及哈贝马斯等部分第二代成员，并得到波洛克和洛文塔尔的直接指点，同时利用了洛文塔尔等人提供的私人档案收藏。正是这种一般人——甚至是维尔默和杜比尔这两个学派第二代成员——无法获得的便利条件，保证马丁·杰完成了一部得到霍克海默肯定的信史。在马丁·杰的笔下，一个为社会研究所的生存和发展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的霍克海默跃然纸上，霍克海默之于学派早期发展的基石作用由此得到彰显。《辩证的想象》的读者都有这样的强烈印象：霍克海默的基石作用主要体现在行政领导方面（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和对外交流），至于思想领导，其作用似乎并不突出。具体地说，马丁·杰注意到了霍克海默1931年在所长就职仪式上的《社会哲学的目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演讲，但只是一笔带过，没有认识到它就是霍克海默为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制定的新思想纲领，正是基于这个纲领，霍克海默后来领导学派成员进行多个项目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创新成果。如此一来，读者获得的印象是：第一，哲学与社会分析、社会研究相统一是霍克海默任所长后研究所的基本方法论原则，研究所当时的理论创新与此有莫大关系，但这个新原则与霍克海默这个新所长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研究所在20世纪30、40年代开展了多项跨学科研究，但他本人并没有发挥多大的直接作用，主要工作都是弗洛姆、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做的；第三，从当时发表的著作性质上看，霍克海默主要是一个致力于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得出结论：霍克海默领导下的学派进行了理论创新，但这种创新主要是由学派其他成员承担的，而与霍克海默本人没有太多关系！《辩证的想象》出版后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巨大成功：在1996年第二版出版之前，该书就被翻译成8种语言出版，其中德文版出版于1976年，中文版出版于1996年。伴随着它的成功，霍克海默那种在思想领导方面无为而治的历史形象就逐渐定型并广泛传播开来，忽略其曾经发挥的思想领导作用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和其他欧美国家一样，德国的新左派运动也趋于平复。对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的历史考察，由此被提上德国学界的日程。1982年，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齐名的汉堡社会研究所成员沃尔夫冈·邦斯发表《跨学科研究纲领与批判理论的起源》一文，认为霍克海默通过反思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提出了将哲学与社会研究联合起来的“跨学科唯物主义”新研究纲领，从而孕育了后来的“批判理论”。这为人们理解霍克海默在学派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在1986年出版的《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中，具有法兰克福学派学统的德国学者魏格豪斯不仅阐述了霍克海默20世纪30年代初的跨学科研究新纲领，而且认为这种新纲领就是“批判理论”的精髓所在，70年代以后，它在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复兴与当代继承。魏格豪斯的观点随即得到哈贝马斯的肯定和呼应。在1986年发表的《关于霍克海默著作发展的若干评论》中，哈贝马斯不仅肯定了霍克海默在学派形成过程中的思想领导作用，而且提出霍克海默的新纲领实际上接续了马克思所开辟的反哲学的研究道路。此后，霍克海默的思想史形象在德语世界得到重新书写，而在英语世界，这种重新书写似乎要艰难得多：尽管德语世界的上述新成果、新观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就被引入英语世界，霍克海默更丰富的早期著作也在1993年被结集以《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之名翻译成英文出版，但直到2011年，研究者还是需要用一整本书从被遗忘中拯救霍克海默，证明他是法兰克福学派名副其实的思想奠基人——该书作者的研究工作受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两代成员的大力支持，从而在事实上可以被认为是前述德语世界观点再次进入英语世界的桥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作者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系，导师正是大名鼎鼎的马丁·杰！马丁·杰似乎在通过自己的学生来弥补自己当年的“过失”。
1981年，国内学者主要依据20世纪70年代的英文文献编译出版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一书，首次概要地向国内学界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该书让读者形成的印象是：虽然霍克海默名列学派成员第一，但学派真正重要的成员早期是马尔库塞、后期是哈贝马斯。也就是说，霍克海默从进入中国学界的第一天起就被忽略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轮“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介热潮中，霍克海默两部早期著作《批判理论》（1989）和《启蒙辩证法》（1989）被译成中文。1997年，国内学者还自主编辑了一本《霍克海默集》，收录了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启蒙辩证法》《工具理性批判》中的一些代表性论文及早期的一些书信。此后，国内学界翻译霍克海默著作的热情就烟消云散了。至于研究霍克海默的热情，国内学界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有关其人其思想的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专著及期刊论文都屈指可数，至今都没有出现改变的迹象。那么，霍克海默为什么会被国内学界长久遗忘呢？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关注、引入德语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并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学派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思想领导作用。于是，面对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这一宏伟的理论金字塔，我们会不由得赞美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弗洛姆等具体建设者的丰功伟业，而作为设计者和建设管理者的霍克海默却隐没在这种伟大建筑的巨大阴影中，被人无情地遗忘了。试问，仅有建筑工人而无设计师和监理，金字塔是否可能建成？
二、重新定位“社会哲学”的当代任务：“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
1931年1月24日，霍克海默发表题为《社会哲学的目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讲，正式出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坦率地讲，这篇纲领性的演讲像霍尔海默为人那样藏尽锋芒，即便在其重要性已经得到充分承认的今天，一般读者也很难穿透其中庸的外表，感受到深藏其中的巨大理论力量。除了霍克海默的个人风格外，出现这种奇妙状况的关键在于人们对“社会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隐晦代名词——在当时德国的历史处境缺乏充分了解。
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德国处境如何呢？简单地讲，就是刚刚恢复自己应有的哲学身份。哈贝马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并列的20世纪四大哲学主潮。这个判断没有错，但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事情。1920年前后，即霍克海默这一代理论家开始接受哲学教育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被排斥在学院高墙之外，而且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种哲学：“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他方面有着多大的矛盾，这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谬的局面，归根结底是因为19世纪60、70年代以后，黑格尔成为一条“死狗”，他所代表的哲学传统被边缘化和遗忘，作为这一传统的直接继承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之根也就被切断，进而被新兴的实证主义洪流从原来的处所中冲刷出来，不断裹挟前行。19世纪末，新黑格尔主义逐渐兴起，有零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如意大利的克罗齐、德国的汉马赫，开始以哲学的方式来对待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趋势最终在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得到系统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不过，卢卡奇和柯尔施当时都是职业革命家，如果没有1923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周”，他们的新观念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的年轻学院哲学家们知晓，进而发挥自己的思想解放效应。以1925年霍克海默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编外讲师资格为起点，受卢卡奇和柯尔施思想启蒙的未来批判理论家们陆续进入学院体系，这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带到了资产阶级哲学占统治地位的学院哲学门口。
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核心成员中，阿多诺、本雅明和马尔库塞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受到卢卡奇和柯尔施著作的深刻影响，但在历史唯物主义进入资产阶级学院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却是霍克海默。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这是因为霍克海默对卢卡奇和柯尔施所恢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更深刻。针对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卢卡奇和柯尔施都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哲学，而且其本质是辩证法即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这一认识极大地鼓舞了德国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激励阿多诺、本雅明和马尔库塞等人去探索自己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相比之下，霍克海默接受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思想影响要晚一些，不过，他却因此可以结合1926年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费尔巴哈》章来理解后者的思想，从而认识到，这种被第三国际严厉批判的思想恰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中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其次，这是因为霍克海默对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倡导的哲学道路的认同更加强烈。以非哲学化的方式走向现实、走向实践，是马克思为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所确定的新的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不仅仅在于它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更在于它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非哲学的方式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当霍克海默历史地走向社会研究所所长位置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像卢卡奇更准确地说像马克思那样，通过“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去批判地认识变化着的现实，同时让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最后，这是因为霍克海默对历史唯物主义进入资产阶级学院所面临的思想障碍的认识更全面。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深刻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并乐观地认为，作为同一的主体-客体的无产阶级，终将超越这种二律背反。 1925年获得教职资格后，霍克海默一直从事西方近代哲学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重点是对近代资产阶级的起源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阐释。这种研究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等待被超越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是历史唯物主义进入资产阶级学院或者说被当代社会广泛接受的最主要障碍，其主要对手则是实证主义及其辩证的对立面形而上学。
1928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吕恩堡因为中风而健康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挑选继任所长就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更多地是出于技术方面的原因，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们决定由较容易被法兰克福大学和德国教育部接受的霍克海默来接任所长之职。为此，霍克海默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包括加速自己的思想成熟。1930年，霍克海默发表了两篇并不是特别起眼的论文《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对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的评论，其中，霍克海默尖锐地批评受马克思思想滋养的曼海姆并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的理论目标“不是关于‘总体’或总体的绝对真理的认识，而是对现存社会状态的改变”，为此，“马克思要把哲学转变为实证科学和实践”，而继承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曼海姆却“追求最终的哲学目的”。那么，是否一成形而上学就不足观了呢？霍克海默的答案是否定的。《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一文的最终结论是，黑格尔并没有因为形而上学而遗忘经验，相反，形而上学加深了他对经验的认识，用哲学来表现经验研究的成果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这表明霍克海默新的纲领性思想已经形成了。
霍克海默的前任格吕恩堡是一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忠诚，不过，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恰恰是霍克海默所反对的！这意味着霍克海默只有通过批判、清算自己前任的思想路线才能为研究所的未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出于可以理解的现实考虑，霍克海默没有点名批评格吕恩堡，而是将后者所认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路线确立为自己的靶子。在《社会哲学的目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演讲的一开头，针对实证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合法性的质疑和否定，霍克海默旗帜鲜明地指出：“它的最终目的是对人类命运——不是作为个人而且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类命运——的变迁进行哲学阐释。因此，它最为关切的那些只能在人的社会生活语境中得到理解的现象：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换言之，如果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人们就无法对人类命运获得正确的总体性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如此重要，那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为什么拒绝接受它的指导呢？霍克海默沿着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路往下，认为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所继承的哲学传统，即黑格尔社会哲学，被变化了的时代遗忘、遮蔽了。在演讲中，霍克海默先后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社会哲学中达到顶峰，它的最大成就在于发现，只有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整体中，个人存在的意义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第二，尽管黑格尔唯心主义地认为只有在国家这个整体中个人才能获得他的自由意识，但是，他的这种总体性思想却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发现，而叔本华之后的德国哲学却放弃了对这种总体性思想的信仰，结果导致实证主义路线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行其道；第三，从新康德主义到现象学，20世纪以来的德国哲学主流自觉反对实证主义，结果却成为实证主义的辩证的对立面，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们只看到了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是在实证主义的前提基础上来反对实证主义。在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前形势后，霍克海默明确指出，他领导下的社会研究所的任务就是要恢复继承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道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跨学科的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
当前的问题是把当代哲学问题所提出的那些研究系统地整合起来。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精神分析学家们因为这些哲学问题而集合为一个永远的合作团队，以共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在其他领域，类似工作只有在实验室中才能实现。简单地说，这一任务就是做那些真正的研究者迄今为止只是独立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说，在最精确的科学方法基础上研究更宏大的哲学问题，并在开展这种坚实研究的过程中修订、升华这些问题，同时在不忽略更大语境的条件下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
那么，这个哲学问题又是什么呢？对霍克海默而言，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或者换一种更学院化的表述方式来说，就是“社会经济生活、个人的心理发展以及狭义的文化领域的变迁之间的联系”。
三、“破旧”：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系统批判
霍克海默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第一个十年（1931—1941）无疑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具思想创造力的时期。那时候，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跨学科研究，形成了一批极有影响的理论成果，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璀璨而华丽的思想新星就是在这一时期冉冉升起的。作为重要的当事人，在1969年接受马丁·杰访谈时，波洛克把这一切都归功于霍克海默的正确思想领导：“研究所历史上无论多少事情，成员无论有多少论著，都根植于霍克海默。没有他，我们所有人或许都将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哈贝马斯非常认同这一观点，他评论说：“在这些年里，霍克海默作为个人，作为思想引路人、原创思想家、哲学家以及研究工作管理者，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否则，他也就不可能把那么多极具天赋且勤奋高产，但在禀性、思想背景和理论定向上各不相同的思想家拢到一起，为他所设定的目标共同奋斗了那么多年。”那么，霍克海默是如何发挥自己的思想领导作用的呢？简单地说，就是“破旧”与“立新”：“破旧”是指霍克海默发挥自己的哲学史专长，继续自己从2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对实证主义的系统批判；“立新”则分为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两部分，可见的部分是指霍克海默确立了“批判理论”新观念，不可见的部分则是指霍克海默为了落实自己倡导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而实施的“独裁”领导。
在《社会哲学的目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演讲中，霍克海默已经指出，“在理论辩论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社会哲学的主要对手是实证主义”，因此，在就任所长之后，他发起并主要承担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霍克海默针对实证主义的“破旧”工程系统而严密。首先，在1932年的《科学与危机札记》中，霍克海默批判了作为实证主义的现实根基的科学或科学意识形态。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之所以在现代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源于现代自然科学。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人们有目共睹。不过，霍克海默希望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即由对自然的研究中生成的科学是否能够无条件地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第一，这是因为科学不关注人。“一方面，无论是理论方向和理论方法，还是理论对象即现实本身，科学都是独立于人的。另一方面，科学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个要素。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本身是一个历史现象。”第二，这是因为科学方法不适用于始终变化着的社会。“科学方法旨在解决存在而非生成，此时，社会形式却被看做一种以不变的方式运行着的机制。”尽管指出了科学的诸多缺陷，但霍克海默希望人们明白，真正有缺陷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存在于其中的社会：“这种缺陷的根源并不在于科学自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因此，科学的力量体现了社会的力量，而科学的危机则是整体的社会危机的一个表征：“对科学危机的理解，取决于是否能够提出一种正确理解当前社会状况的理论，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科学当前正反映着社会的种种矛盾。”
其次，在1933年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中，霍克海默从两个方面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这也给人们正确理解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带来了挑战：19世纪50年代以后，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主流大多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黑格尔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余绪；在绝大多数第二国际理论家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和19世纪初兴起的实证主义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中才会出现用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去“补充”“修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潮流。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就是为了回应上述误解、歪曲以及抨击而创作的。尽管未必赞同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论证思路、论证风格以及许多具体结论，但霍克海默无疑是支持列宁的基本结论的，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以马赫主义为最新代表的实证主义看似相近，实则对立，因为后者在本质上更靠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具体地说，第一，霍克海默指出，同样都希望与科学相统一，但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科学理解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因而是历史的、具体的甚至是有些主观的：“科学的结果总是有条件的。这不仅因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必然会导致某些修正，而且因为，虽然物理学为现存社会中的时空事件经验提供了最普遍的抽象概括，但它本身也带有自身主观性起源的印记，因而具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含混成分。”尽管实证主义坚信科学进步，但却以非历史的方式理解科学。当经验批判主义“把独立于时间的主体”作为自己的前提时，一方面把科学绝对化了，另一方面也就使自己“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变得情投意合了”。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一样强调只有“在感性经验中被给与之物才是真实的，并且一开始就如此认为”，但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在认识论上肯定感性经验的基础地位，绝无意“把感觉绝对化”、把“认识的起源和条件”与“世界的起源和条件”等同起来，而实证主义却在相反的方向愈行愈远，因此，“较之于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实际上更靠近直觉的形而上学，虽然它错误地将两者混为一谈。自世纪之交，实证主义与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相比较，似乎不那么‘具体’了，也就是说，实际上不那么唯灵论了。可实际上，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过是贬低自然知识和假定抽象的概念结构这同一种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罢了”。
最后，在1937年的《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中，霍克海默对正在兴起的实证主义新流派即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缺陷及其与资产阶级历史的联系”进行了揭露。20世纪30年代中期，逻辑实证主义处于发展早期，它因为主张捍卫科学、拒绝形而上学，在同时代的科学家群体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促使霍克海默决定给予其迎头一击。在霍克海默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本质是经验主义与现代数理逻辑的结合，它虽然也从感性经验出发，但最终将个人主体从知识生产过程中排除出去了。由此，他评论认为：“经验主义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理解认识对象的方式实际上证明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浅薄，越来越不愿意看到非人身事物的人性基础。”不过，霍克海默并无意否定数理逻辑演绎在知识论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肯定大多数逻辑实证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但是，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这种完全放弃个人观察的标准、单纯依赖系统的逻辑完善性的理论取向，具有重大缺陷，或者说容易造成巨大社会灾难：个人成为“高度完善的符号逻辑系统”的玩偶，而政府则成为万能的“经济机器”的操控者，这样的国家“既像精神病院又像监狱”！也就是说，赫胥黎在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1931）中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和法西斯集权主义在德国的现实发展，让霍克海默警惕逻辑实证主义这种看似纯然无害的哲学终将在客观上成为科学保证或政治暴政的帮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为了自身的特殊目的而利用科学及整个社会，这种意识形态，这种与特殊的科学相一致的思想，必然导致现状的永恒化。在过去几个世代里，它们在欧洲变得越来越重要，上述中产阶级集团——这种哲学很好地勾勒了他们的思想状况——已经开始把现存秩序当做自然秩序。面对这种秩序在独裁国家中的进一步强化，他们把逻辑实证主义鼓吹的纯洁性当做现成的理论态度。”
四、“立新”：霍克海默对“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道路的艰难探索
“破旧”是为“立新”。在完成对实证主义的系统批判后，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公开阐发了自己的“批判理论”新观念。
“批判理论”或者准确地说“批判的社会理论”是“传统理论”的否定或直接对立面，而所谓“传统理论”，在霍克海默这里，是指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他刚刚批判过的实证主义传统。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日益数学符号化，是“传统理论”的突出特征：“就这种传统的理论观念所表现出的倾向而言，它趋向于纯粹数学的符号系统。在其理论要素、命题的组成部分中，经验对象的名字越来越少，数学符号却在日益猛烈增长。逻辑演算的合理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至少在大多数自然科学领域，理论建构变成了数学建构的事情。”霍尔海默指出，“批判理论”在三个方面与“传统理论”构成直接对立或否定。第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不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期发展阶段的自发产物，“传统理论”并不清楚“科学的真正功能”，“不谈论理论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只谈论理论对于自己由于历史原因而诞生其中的孤立领域的意义”，最终以不同的哲学形式表达了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顺从、接受和肯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阶段的反思性产物，“批判理论”重新把握了理论应当具有的社会功能，超越对“永恒逻各斯”的虚幻追求，始终把“对合理的生活条件的关切”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动力，并因此拒绝相信“现存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行为准则”，认为“简单地接受既有解释是不诚实的，批判地接受支配现有社会生活的诸范畴，同时就包含了他们（批判理论家）对这些范畴的判决”。第二，理论主体及其理论活动的性质不同。个人与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是分离的。接受“传统理论”的人把这种分离看作是绝对的甚至是先验的，因而否定改变、改造社会的可能性。选择“批判理论”的人则把这种分离看做是相对的，认为“由个人活动的盲目相互作用（即现存的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决定的整个社会结构是一种源于人类活动的功能存在，因而是有计划的决定和合理的目标抉择的可能对象”，即肯定社会是可以而且应当改变的。因此，在前者那里，价值与研究、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是截然分离的，而在后者那里，则是有机统一的。用马克思的话说，两者的不同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第三，逻辑结构不同。“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都通过定义普遍的概念，进而从普遍概念中推出关于真实关系的陈述，并将之描述为必然的。不过，“传统理论”的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而“批判理论”则明确地把建立在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概念的现实起源，并宣布这些概念是非普遍的，即主要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如此，由于“传统理论”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截然分离，所以，它主张的必然性是排除主体实践的，因而它所追求的“必然”和“自由”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即“实际的顺从”，而“批判理论的必然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批判的概念，它把自由、哪怕是尚未存在的自由作为自己的前提”，即肯定主体在实现必然过程中的作用：“今天，在既有社会形式向未来的过渡中，人类第一次成为有意识的主体，并主动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尽管概念是新的，但“批判理论”就其实质而言却是“旧的”，在本质上是霍克海默以卢卡奇、柯尔施的工作为中介，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有一些理论家、理论流派超越第二国际或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束缚，重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不过，最终只有法兰克福学派从正确的起点出发，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成果丰硕的创造性批判探索，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种产生重大影响的当代新形态。其中的分野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有“批判理论”新观念，而且有实施“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的新行动；并且，这种新行动不仅目标明确，而且组织有序。历史地看，如果没有霍克海默在幕后实施的“独裁”领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或许就会像汉堡社会研究所一样，仅仅是一个具有外在统一性的机构，而非一个具有内在有机统一的学派。
在组织实施“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强有力的“独裁”领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理论研究必须有明确的现实关怀，即必须围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核心开展理论研究。晚年霍克海默在政治上日趋悲观，不过，在回忆30年代的理论探索时，他还是不无自豪地指出，自己是把“终结人类的史前史”即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 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社会研究所有很多专职研究员和兼职研究员。哪些人应当成为专职，哪些只应当作为兼职？在专职研究员中，哪些可以处于核心，哪些只能处于外围？对于霍克海默来说，决断的重要标准就在于，这个成员的研究工作与资本主义批判这个核心任务的关系是否紧密。例如，流亡巴黎时期（1933—1940）的本雅明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关系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史研究中的一场公案。本雅明的早年挚友肖勒姆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暗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理解本雅明，并对本雅明的研究与写作进行了不公正的干预和压制。这一观点得到许多本雅明研究者的支持。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审视就不难发现：本雅明始终不是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却处于学派的核心地位，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霍克海默支持他的文学批评，认为他的工作是完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核心任务所需要的；这一时期的本雅明沉迷于《拱廊街计划》，研究不断膨胀、发散、偏移，计划的可完成性极低，如果不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严厉批评，他或许根本不可能聚焦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这个主题，完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等传世杰作。
第二，坚定不移地推进跨学科的协同攻关，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兴社会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是霍克海默在上任之初就规定的任务。之所以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霍克海默指出，是因为研究所的课题源于现实生活本身，它们的复杂性超越了任何单个学科方法能够胜任的限度。就像人们早就注意到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初以后，社会研究所组织实施的集体项目，从权威研究、纳粹研究到辩证法项目、大众文化研究，都是以跨学科的集体协同攻关方式开展的，并且最终都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如果没有霍克海默的远见卓识和“独裁”领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无法想象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组织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一些新兴社会科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和实证的社会学研究。关于精神分析学，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中实际上始终存在强烈的反对声，正是霍克海默力排众议，支持弗洛姆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进行整合，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缺失，最终取得重大进展。如前所述，霍克海默是实证主义的坚定批判者，但对20世纪30年代正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实证的社会学研究，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还积极引进借鉴，力图找到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所用的方式和界限。在这个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安排、促成阿多诺从英国来到纽约，就广播问题与倡导实证研究的美国传播学学者拉扎斯菲尔德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最终失败了的合作，但他的开放与包容也由此得到有力呈现。
第三，始终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批判理论”的基石。与跨学科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人们往往会忽略霍克海默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如一的倚重。事实上，霍克海默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将之确立为“批判理论”的基础和根本。早在1931年，他就指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特定国家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集团的经济角色、该集团成员的心理结构转型与作为一个整体而影响集团成果并由集团成员所创造的观念和体制之间的关联”。政治经济学在这个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基础作用由此得到彰显。而在1937年《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跋中，他更是清楚地指出，“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在“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格罗斯曼和波洛克这两位经济学家先后提供了关键的经济学理论支撑。根据最新研究，我们注意到，重返德国后，社会研究所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显著增强，阿多诺指导的多位学生都转向这一领域，从而造就了今天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
第四，坚决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领导地位，反对单一社会科学的僭越。霍克海默倡导“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大力推进跨学科研究，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须坚持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在联盟中的思想领导地位，如果单一的社会科学试图僭越，他就会给与铁腕反击。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霍克海默对弗洛姆的“驱逐”。很清楚，最初是霍克海默力邀弗洛姆加盟社会研究所，通过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联盟弥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理论缺失。应当讲，弗洛姆在权威问题、纳粹问题等研究项目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此过程中，他的精神分析学倾向日益膨胀，最终提出要用弗洛伊德来补充马克思的“局限”：“马克思低估了人的情欲的复杂性，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本身也有其需要和规律，它们与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总是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由于缺乏对心理学的深入了解，马克思没有完整的人的性格概念，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人是有社会和阶级组织结构决定的，反过来，人也决定社会和经济组织结构。马克思没有清楚地看到，源于人性及人的生存环境的情欲和追求本身才是人的发展的最强大驱动力。”在霍克海默看来，这种力图把文化、社会心理学化的倾向是在挑战、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而这是他坚决不会容许的。所以，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弗洛姆在研究所中的地位开始边缘化，1941年，弗洛姆出版《逃避自由》一书，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新立场并在美国获得成功，这最终导致他与霍克海默关系的破裂。此后，他就从学派的核心成员，变成了学派核心成员竞相诅咒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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