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发展离不开弗洛伊德的理论，但即使是弗洛伊德本人在其形成精神分析理论的过程中也多次修改其教义、修订概念及拓扩治疗技巧的内容。在弗洛伊德以后的精神分析发展史也如此，故当一个概念被提及时，必须同时提及该概念的使用年代，为理解方便，有人从弗洛伊德早期发表著作开始，将精神分析分为不同的阶段（Rapaport,1959）。
弗洛伊德于1881年在维也纳完成其医学课程的学习，在梅尼耶尔特（Meynert）生理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转至法国，师从著名神经病学家夏柯特（Charcot）。弗洛伊德对在夏氏那儿所见到的能通过催眠而诱发的走神现象（mental dissociation）及在严重癔症发作时常见的、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走神现象印象深刻。在夏柯特与其他法国精神病学家，如简列特（Janet）看来，这类障碍多半与神经系统获得性或遗传性缺陷有关，该缺陷导致了精神层面的分离。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后开始了与内科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的合作。布氏在早几年前在对一例女性癔症患者（著名病例安娜.欧,Anna.O）治疗时发现，当患者在催眠状态下能自由交谈时，其症状便得以缓解。通过与布洛伊尔对此例共同的复习及连续的观察，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层面的分离并非为心理性神经症患者所特有，它可以在每个人身上出现。潜意识中愤怒的张力若无恰当的发泄机会，便会导致神经症症状的产生，弗洛伊德意识到，神经症症状实质为因防止和克服情感及记忆中不快乐或极具威胁的成分呈现于意识层面而主动产生的一种防御过程。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及其他分析师在不同的时期对走神的实质及意识结构中潜意识部分有过各式的解释，这种主动性走神的解释--不管其以何种形式出现--一直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占重要地位。起初，特别是在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早期的合作阶段，一直受到防御的潜意识成分被认为是早年曾发生过真实的创伤事件（real traumatic event）所至的极具情感色彩的记忆的持续。在他们共同写就并发表、并广为人知的论文《癔症的研究》（1895）中提到：在神经症病人症状的背后，均隐藏着曾经发生过的创伤性经历。这种创伤性经历被认为具备“情感累积”的作用。这种累积效应与创伤性记忆一起被主动地从意识中“分离”出去，但可以以症状的转换形式而出现。基于这种解释，治疗的内容便应该建立在各种将遗忘的记忆呈现于意识层面的尝试基础之上，使情感自动得以“投注”（catharsis）或“发泄”（abreaction）。
精神分析的第一阶段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合作时期，直至1897年，弗洛伊德发现许多有关创伤性“记忆”的病例，特别是带有性虐待症状的癔症病人所描述的那些曾发生过的创伤性记忆事实上并不存在，多半为其杜撰而成〔Freud,1950a（1887～1902）〕。
第二阶段从弗洛伊德拒绝神经症创伤性理论开始至20年代早期，此间弗洛伊德发表了其称之为精神分析结构模式的理论（Freud,1923）。此阶段反映了从早期强调外部事件的影响（创伤性情景）到强调潜意识中的欲望、冲动及驱力，以及这些成分外显的过程。在这一阶段，性本能代表了最主要的潜意识中的欲望，儿童时期的反应因不断重复而呈现于现时的情景中，此种主要观点在当时倍受关注。除此以外，对分析师从病人意识内容解释其潜意识意义的研究也受到了重视。事实上，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的目的描述为“将潜意识在意识中加以呈现”。如我们所知，每个理论总不可避免有迂回发展的时期，在这一阶段，讨论的热点也由究其外部现实转向对潜意识欲望及冲动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上来。在本书中大家可以发现，许多我们将要详述的临床概念便源于此期。
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释梦》（1900a）一书，他对梦的解释为描述潜意识欲望外显的方式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欲望想直接表达的冲动与个人现实检验及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在本能驱力与防御性力量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妥协方式，使潜意识冲动以乔装的方式得以满足，梦的外显过程便成为这种潜意识冲动得以检验或改头换面而得到满足的方式。同样，分析师对病人进行的自由联想，也为病人提供了潜意识欲望转换释放的另一种形式。
如在第一阶段一样，在此阶段弗洛伊德仍相信在所谓精神结构“mental apparatus”中存在着意识和潜意识部分，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将潜意识分为了两部分：其一为潜意识系统（unconsciousness），在其中存在的本能的驱力与欲望若想突破防线上升为意识，便会对个体产生威胁，其后果为产生焦虑和不快乐的感觉，故在潜意识中存在着不断抵御发泄的抗争，若其进行了表达，那一定是被歪曲了的或通过了检验的部分；潜意识的另一部分称为前意识系统（preconsciousness），属于排斥于意识层面以外的经验和想法，因“压制”（repression）的反作用而被逐至潜意识层面。前意识层面的内容在合适的时机下可以进入意识层面，故个体除对其进行合理的使用外，也可籍此将一些潜意识冲动发放至意识层面-----欲望正是籍此而得以表达。此期的精神结构又通常被描述为“定位模式”（topographical model），前意识系统存在于潜意识与意识之间（以后则倾向其属于意识系统）。
弗洛伊德将本能的驱力视为一种“能量”，该能量可在不同精神内容中被投注（“投注”一词在英文中弗洛伊德将之译为“investment”，在我们看来，根据德文原文“Besetzung”一词，似更应译为“cathexis”）。弗洛伊德开始用“力比多”（libido）一词来描述本能驱力中的性能量，虽然日后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性”与“性驱力”同样重要，但并未另设一概念与“攻击能量”相匹配。在潜意识中这些驱力的能量可以自由地在内容上进行转换，在功能上称此为“初级过程”（primary process），在潜意识中所有的元素缺乏逻辑及正式意义上的关联：无时间观念，只有简单和原始的一些联系规则，在潜意识中的驱力及欲望均遵循“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即不惜一切代价发泄、获得满足及减轻痛苦，这种方式是不被前意识和意识所容许的，在后两个层面，逻辑性、理念（“次级过程”，secondary process）及对外界现实的体验与常规的行为模式占主要地位。与潜意识不同，前意识及意识将（或试图将）外界现实加以检验，弗洛伊德称之为“现实原则”（reality-principle）。故在被压抑于潜意识中，当原始的性欲望与人们的道德、伦理标准相悖时，冲突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时就会出现一些挣脱的方式，用于抵抗冲突。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本能驱力和本能欲望，这些成分被视为以某种方式相互独立存在的。在弗洛伊德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本能的驱力自幼年开始便在儿童的内心世界中被赋予重要的内容而存在，很遗憾精神分析家们选择了“客体”（object）这一物化的名词用以描述代表上述情感的重要形式。每个潜意识欲望均有其所赋予的客体，同一客体可以为相反的欲望所赋予，典型的例子如同一个人同时表现为爱与恨的感情。此种“两难情结”（ambivalence）为导致内心冲突的最为强烈的来源。弗洛伊德认为，成年人在处理其人际关系时，（常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重复了他们在婴儿时期所经历的关系及冲突，这种趋于重复的倾向常为弗洛伊德病人所有难以解释症状的基础。
在通过精神分析呈现出来的儿童时期的早期冲突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约产生于4～5岁，与欲望及客体关系有密切关系的俄底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弗洛伊德对之的主要描述为，男孩存在着想与其母亲性交，并完全占有母亲的欲望，并想以某种方式不受制于父亲，部分儿童还有弑父的念头。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男孩对父亲的爱与害怕受拒绝或身体受到伤害，特别是害怕因父亲的报复将其生殖器阉割之间的冲突称为“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女孩也存在相类似的欲望关系模式，只是将父母的角色进行了调换。不过上述两种相反的情结无论在男孩或女孩身上均可找到，故我们也可发现有些男孩想占有父亲，摆脱母亲的控制，即每个人（无论男女）在早期均具备的双性倾向。
精神功能及婴儿期性行为为第二阶段的产物，其重点为对潜意识中本能的驱力，特别是性驱力及其变异形式的转换所进行的研究（Freud,1905d）。对此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由于其重要性，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还将更多地对其临床概念加以讨论。在心理学模式的第二阶段，这些概念显得相对简单和直截了当了一些，然而，我们将会感觉到，随着弗洛伊德理论的发展，上述情形会变得复杂起来。
1923年，弗洛伊德的精神结构理论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是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弗洛伊德对一些他设想为潜意识中的负疚感所困的病人的解决方式印象深刻。作为补充，一系列不连续、相互对立的概念出现于已经被广泛使用着的精神结构“定位模式”图，即潜意识、前意识及意识系统模式中。基于此，弗洛伊德对其理论模式重新进行了修改，准确地说，弗洛伊德进一步发展了其理论，因为他的新观点并未取代过去的理论，而是从另一角度对问题进行了阐述。对此我们一定要留意，精神分析--如同一种发展的理论一样--在早期是不具备连续性与完整性的。1923年弗洛伊德在其“自我及本我”（Ego and the Id,1923）一文中将“本我--自我--超我”三重结构归纳进“结构”模式中，或称为“第二定位模式图”。
“本我”曾在与潜意识有关的概念中粗略地提到过，主要指包含原始本能驱力及与之有关的所有与生俱来的和与之整合了的因素。它主要受“快乐原则”的调控，并遵循初级过程而行。在成熟与发展过程中，作为与外界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我进行调整后以“自我”的形式出现。自我的基本功能在于在适应来自本我压力及不违背现实要求的同时对自身满足及获取经验加以尝试，它具备延迟本能释放的作用，或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防御机制对本能加以控制；超我作为第三个因素，产生于儿童早期冲突内化或其残留的发展过程，特别当他们与父亲或其他具有权威意义的形象发生关系时，他们对之进行了认同。超我作为良知的载体部分，部分是潜意识的，但大部分超我及自我，包括所有的本我则是在意识之外发挥作用。
在此有必要重提“结构”理论，其内容与最初的阶段相比又发生了改变。自我充当了中介者的角色，它必须时刻面对来自本我和超我的要求，对问题进行调解。由于上述要求常互为矛盾，自我必须达成最大的妥协，妥协的最后结果便是产生症状。尽管对个体而言，经受症状是痛苦和难受的，但它代表了个体在特殊情形下所能选择的最佳适应方式。
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中，这一特殊阶段持续至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为止。我们之所以勉强地将此期视为第四阶段，是因为在此阶段中许多精神分析师继弗洛伊德后继续了他的工作。由于在此期理论内容的增加及实践的经验使许多人开始想到弗洛伊德以往的著作并最终认同了弗氏的观点。
尽管有关自我的问题以往也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提到过，1936年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nd）的《自我及其防御机制》以及1939年哈特曼（Hartmann）的《自我心理及其适应性问题》的力作的问世无疑成为第四阶段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安娜．弗洛伊德重点对正常精神功能下的防御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将防御的概念扩展至针对来自外界及内部本能冲动将可能导致的危险所进行的防御。哈特曼则重点对所谓自我的“无冲突区”（conflict-freesphere）的自然发展进行了研究。弗洛伊德一直将其兴趣放在对临床现象的观察，旨在通过对个体特别的训练和和对其能力的培养解脱其冲突，哈特曼则坚持许多经过相对自主的发展过程可以表现为正常的功能，而非总表现为精神上的冲突。所谓“自我心理”反映了多数精神分析师对正常和异常自我功能赋予同样重视的特别兴趣，尽管在后面我们将会适时提到除弗洛伊德以外的一些精神分析师的贡献，在此我们并不想对他们进行详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今许多精神分析师，特别是与临床工作有关的人，其思路主要来源于前述的第二阶段。尽管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如Arlow及Brenner）作过很大的努力对精神分析结构理论中的概念作过介绍，仍有精神分析师在描述他们的病人时使用第二阶段时的结构模式，而对第三阶段的概念只字不提。
1960年自我心理学在美国开始受到重视，这也为推动其新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众多的学术理论包括了海恩斯．科胡特（Heinz Kohut）提出的“自身心理”，爱迪特杰可布逊（Edith Jacobson）,汉斯．罗耶瓦尔德（Hans Loewald）和奥托．凯恩伯格（Otto Kernberg）提出的“客体关系”。Kernberg的观点可视为自我心理及梅朗丽．克莱（Melanie Klein）理论的发展。在英国，克莱学派的研修院有着很大的影响，其他在英国研究客体关系的学派如Ronald Fairb airn,Michael Balint及Donald Winnicott也有同样的影响。近年来威尔弗莱德．比杨（Wilfred Bion）的文章逐渐为人所重视，与其相对立的Jacques Lacan的观点在一些的知识分子圈里对认识精神分析具有极大的意义。一些在此期间成长的精神分析师如玛格丽特．玛乐尔（Margaret Mahler）及有着“婴儿观察家”称号的丹尼．斯坦恩（Daniel Stern）和罗伯特．爱默德（Robert Emde）所写就的作品为众多精神分析师尊为从精神分析角度理解人类发展过程的经典教义。
自弗洛伊德以来研究人类思维的精神分析理论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但精神分析理论与其应用之间的鸿沟仍在加大，故此，对精神分析的临床概念的认识与再认识便愈显重要。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本文摘自《病人与分析师》（Der Patient und der Analytiker）,Joseph Sandler, Christopher Dare,Alex Holder著, Joseph Sandler, Anna Ursula Dreher第二版修订、扩充.Karnac Books 58, Gloucester Road, London,1992.
作者简介：Joseph Sandler为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会员。他现任伦敦大学弗洛伊德研究所精神分析学教授，兼任伦敦大学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并在伦敦开设有自己的诊所。他曾是Hebrew耶路萨冷大学第一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研究的教授，为《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与《国际精神分析述评》的编辑和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
作者单位：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