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正值青春期后期,她是因为沮丧和社交问题前来咨询的。她很瘦,看上去死气沉沉、灰头土脸。她刚被男友抛弃,平时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感到很空虚无聊。每次当她鼓起勇气和同龄女伴去酒吧时总是感到无话可说,因为她感兴趣的话题朋友们大多趣味索然。她又不会跳舞,所以在那种场合总觉得自己很累赘、很孤立。当我们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时,我发现她对自己很不确定。她在一家软件公司做行政,平时的工作很呆板。其实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在夜校上课的是成绩是A。她希望加入朋友们的这种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但内心深处明白自己不可能适合那种方式。她与父母舒适地生活在一起,但由于父母不苟言笑,所以虽然家中很安全,但缺乏溫暖,很沉闷。虽然她留恋家的安全感,但也曾想过搬出去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住,那样可以获得更多自由。她不相信别人会对她说的话真正感兴趣,也不认为那些把她当倾诉对象的朋友真正在乎她。在凯特这一案例中,埃里克森关于青春期的角色混乱观点十分适用。所以在咨询中要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冲突,让她学会在某种程度上协调和接受这些冲突。在长达一年的咨询之后,凯特报考了大学并搬出了家。她现在已接受了那段不愉快的恋情,也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当她结束咨询的时候,她比一年前自信多了,也更加了解自己。
埃里克森
埃里克森(ErickH.Erikscm)对人格发展的最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强调社会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性。他的研究使“原本实证的、基于医学模式的心理学更富哲理性”(韦尔斯曼,2000年:第130页),“使我们得以洞察个人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体会其中的深意”(史蒂文斯,1983年:第108页)。
埃里克森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精神分析对个体内在世界的片面解释(即忽视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他强调了那些造就我们完整人格的家庭、阶层和社会的作用。科伍(Kovel)认为埃里克森的模型“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他挣脱了精神分析还原论的枷锁,然而又被弗洛伊德的观点所牵绊”(埃里克森,1988年:第68页)。
心理治疗的伦理学基础。虽然埃里克森深受弗洛伊德早期儿童发展观念的影响,但是他仍然敢以怀疑精神分析有关婴儿期、儿童早期的论点,从而发展出了一套嚢括整个生命周期的理论。
埃里克森的贡献可以用史蒂文斯(Stevens)的所说“真正的整合分析”来评价,这种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意识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坚持了在他的《儿童期与社会》的第三部分,埃里克森阐述了他最著名的人生发展八阶段论,正是这些观点对人格发展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韦尔奇曼(Welchman)曾这样评价道:“在那薄薄不足三十页的文字中,埃里克森向我们勾勒了一幅复杂与澄明兼具、渺小与权威并存、直观与真实交融的人生图景。”这八个阶段是:婴儿期、童年早期、游戏年龄(play age)、学龄期(school age)、青春期、成年早期、成年期、老年期。
情感矛盾冲突"(emotional paradoxical conflict)。个体只有在面对和解决这个冲突之后才可能成功的进入下一阶段。由于其他的各种元素都集中于这个冲突,所以它体现了该阶段的中心特征。埃里克森对青春期的自我同一性的表述尤其深刻,且富有创新性。
埃里克森曾对他早期的观点作过修正,他认为每一阶段都会经历“埃里克森的结论基于研究和临床经验,但他的研究对象比较局限。在他著名的有关青春期同一性发展的论文中,他承认研究对象是在他所工作机构接受治疗的16至24岁的青少年,他们都具有较严重的心理困扰。埃里克森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出共同点,但他承认这些年轻人不是来自很富有的家庭就是来自很贫困的家庭。他由此意识到中产阶级也许并不具有很大代表性。
神经症性冲突与儿童真实的冲突十分类似,并且这种冲突是深埋于人格之中,但是埃里克森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外在的、“健康”的人格。他努力寻求健康人格的要素,认为“他们显然不是神经症患者,他们是教育和文化系统中,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努力奋斗的一员”(埃里克森,1968年:第55页)。
虽然有着上述的局限,但是埃里克森仍然希望能够替代当时精神分析对“障碍”的强调。弗洛伊德描述的然而,我们会对埃里克森的“教育和文化系统中努力奋斗的一员”的说法产生疑问,难道他们就能代表真正健康的人格吗?界定这样的典型的标准是什么?根据又是什么?比如,信奉“放手去做”、“实用主义"和成功哲学的典型美国化人格,能认为它就是健康的吗?在此,埃里克森沿用了玛丽•杰哈达(MarieJahoda)的说法:“健康的人格积极的掌控周围环境,能够正确地觉知自己和世界。”埃里克森强调上述的标准是相对于儿童的认知和社会发展。那么我们又有疑问了,因为埃里克森在说“他掌控自己”时明显带有男性化色彩。同时“正确的”这个词的说法也有待商榷。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上述说法在埃里克森的年代也许很普遍。
埃里克森假设“一旦婴儿离开了子宫这个化学环境,进入人际互动的社会系统”,他就会逐步提高自己的能力以适应文化。他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认为“只要给健康的孩子提供合适的指导和发展,他们就能够遵循内在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是指孩子为了与教授者有效互动而发展出的潜能”(埃里克森,1968年:第54页)。
埃里克森写道:
个体的发展模式是既定的,人格的发展就是沿着这个模式向前进,与不断拓展的人际关系进行互动。生命最初的交往对象是母亲的模糊形象,最终是与人类的互动,或者至少是与生命中特殊对象的互动。(埃里克森,1968年:第54页)
埃里克森将这些发展观点整合人自己的一生发展理论,下面我们将论述这八个阶段。
埃里克森的人生发展八阶段论
阶段一:婴儿期:基本信任对不信任(trust vs mistrust)
阶段二:童年早期:自主性对羞怯和疑虑(autonomy vs shameanddoubt)
阶段三:游戏年龄:主动性对罪疚感(initiative vs guilt)
阶段四:学龄期:勤奋对自卑(industry vsinferiority)
阶段五:青春期:同一性对角色混乱(identity vs identitydiffusion)
阶段六:成年早期:亲密对孤独(intimacy vs self-absorption)
阶段七:成年期:繁殖对停滞(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
阶段八:老年期:自我整合对失望(integrity vs despair)
在每一个阶段,埃里克森描述了婴儿、孩子或成人与周围环境进行互动的方式。他认为每一阶段都会面临特定的危机,因为“初期的成长总是会伴随着本能能量的转换,这就容易产生每个阶段特定的弱点”(埃里克森,1968年:第55页)。
如果孩子不断地长大,他们就需要完成一些基本的成长步骤,比如:学会舒服地躺着、安全地坐着以及跑的能力等。与此同时,孩子对人际交往的观点也在经历快速而激烈的改变,在这样的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剧烈的变化,会让孩子体验到冲突。孩子一方面也许会让母亲不离开自己的视野,一方面又希望自已独立行事。因此,埃里克森说道:“成长中的人格就是学会在不同的时候运用不同的能力,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全新的个体的过程”(埃里克森,1968年:第55页)。
在埃里克森看来,心理治疗师的任务就是帮助个体形成同一性,解决每一个阶段的矛盾。他认为有时也有必要解决患者早期的未解决的冲突。(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是否这意味着治疗师需要事先设定一套观念,并借此让患者适合治疗师的构想框架?)
阶段一:婴儿期:基本信任对不信任
埃里克森认为基本信任(basictrust)是形成健康人格(healthy personality)的基石。“自我的首个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模式,这个模式用以解决基本信任对不信任的中心冲突”(埃里克森,1965年:第241页)。
信任建立在婴儿与照顾者之间关系的质置之上。埃里克森认为“这是婴儿的一种存在感,和对照顾者的始终如一的悉心照料的反应。同时信任也表现为婴儿对自己以及处理欲望的能力的信心。”(埃里克森,1965年:第239页)。在婴儿早期,通过嘴巴进食的需要占首要地位,但是视觉和触觉也同样重要。埃里克森认为此阶段是“结合期”(incorporative stage),因为只要照顾者喂给婴儿吃东西他都会接受。
六个月之后,婴儿需要学会找到乳头后不咬,要学会习惯与母亲协调。在这个阶段,由于原先与母亲完全的结合被逐步打破,所以婴儿会体验到失落感。埃里克森认为“如果孩子感到被剥夺、被抛弃,那么有可能就会为今后的不信任埋下伏笔”(埃里克森,1968年:第63页)。
埃里克森强调社会因素和本能因素对人格发展都同样重要。我们会看到在有些文化中,婴儿是被包裹在襁褓中的,而在有些文化中却不会这样做。究竟何者对孩子有益取决于所处的文化以及社会的期望。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嘲笑白人让孩子任意啼哭的做法,因为白人以为这样对孩子的肺有益。但是当印第安人的孩子愤怒得脸发青、吵闹着要吃奶时,他们却觉得很骄傲,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使孩子成为好猎人。由此可见,即使是人生最早期,婴儿也会受到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虽然养育孩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信住感,但是埃里克森认为处于现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很多母亲对自己都不信任。斯波克博士出版过一本专供父母亲阅读的畅销书,该书第一章就叫“信任你自己”。可见,这个不信任自己的问题是多么普遍。
阶段二:童年早期:自主性对羞怯和疑虑(2至4岁)
弗洛伊德将这一阶段界定为肛门期,但是埃里克森认为这个阶段关注的不仅是括约肌,而且是普遍的肌肉运动。这一阶段的婴儿开始强调自主性,“学会了如何抓握与放手以及审慎的坚持自己主张的能力”(埃里克森,1965年:第244页)。
羞怯和疑虑是儿童在追求自主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伴随着的感受是“意识到自己暴露无遗、在光天化日下被人审视”。与疑虑相联结的感受是“仿佛在身后某个无法看到的所在,藏匿着邪恶与腐朽,这也许就是我们害怕背后攻击的缘由”(韦尔斯曼,2000年:第53页)。
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模型中,还谈到代际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该阶段,成人需要表现出坚定与容忍,但是儿童的自尊与自主又依赖亍父母的社会尊严。埃里克森认为“很多时候孩子的羞怯和疑虑、低自尊与不确定,其实是来源于父母在婚姻、工作和权利上的受挫”(埃里克森,1968年:第73页)。
阶段三和阶段四:游戏年龄:主动性对罪疚感(4至5岁);学龄期:勤奋对自卑(5至12岁)
这个阶段孩子会经常表现得像一个“小大人”。孩子扮演的其实是他想成为的那种人,此时如果父母在孩子眼中是“强有力而且美丽的”,那么就会成为孩子模仿的榜样。埃里克森拓展了弗洛伊德“性器”的说法,代之以“运动性器”的说法,由此更注重了此年龄段的行走和运动的特征。
这一阶段随着运动、语言、想象能力的发展,儿童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他们会具有侵入性、闯入别人的空间、有时会有攻击行为,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当照顾者批评儿童的这种攻击性,孩子就会意识到来自环境的威胁,感受到邪恶和害怕被惩罚,由此,也就产生了罪疚感。
此阶段的孩子会表现出对性的强烈好奇心。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埃里克森同意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法,即男孩因为对母亲的爱所以对父亲表现出敌意,女孩则因为对父亲的爱所以嫉妒母亲。对同性父母的这种嫉妒和敌意以及不可避免的失败导致了孩子的罪疚感、恐惧感和焦虑。
埃里克森也同意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即女孩由此会产生不完整感,但是埃里克森补充说男孩也会感到不完整感,因为所有的家务都是母亲做的。埃里克森认为社会普遍的性角色差异将有助于驱散早期的这种性差异的疑虑,虽然我们也可以认为社会反而可能加强这种性别差异。
这阶段孩子的自我意识也开始发展,但是如果父母达不到孩子提出的要求,孩子就会产生压抑、退行和怨恨。孩子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坏的”,这会导致孩子的自我约束或者通过无休止的吵闹来证明自己。所以,这一阶段照顾者尤其需要注意培养孩子的价值感和责任感,比如照顾者可以和孩子以及其他孩子一起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等。在此期间,父母需要着意培养孩子平和的主动性,即让孩子体验到虽然角色、年龄不同,但大家是平等的。
来访者英格里德(32岁)是一名教师。她和丈夫、孩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她内心深处依然感到自己没有价值、感到痛苦。她的责年生活是不幸的:父母经常谩骂她,从未对她表示过爱和尊重,她还经常遭到母亲的毒打,可悲的是父亲不仅不帮地,还和母亲一起虐待她。在进入青春期后,她有过几次抑郁,并且会通过自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一无是处”。她希望能够走过曾经的这段创伤岁月,希望能够不再责备自己、摆脱消极的思维方式。通过治疗、讨论她记录下的一些创伤片断,她终于开始恢复信心,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令人满意的、是一个有用的人,她有能力让生活变得半富多彩”。
进入学龄期,孩子开始发展出勤奋感,并且开始学着“通过创作东西来获得大人的表扬”。此阶段的孩子会忙于做事、或者与他人一起忙碌。弗洛伊德将此阶段界定为是比较无趣的“潜伏期”,但是埃里克森认为此阶段的学习将对孩子的未来造成重大的影响。
学校是勤奋感的助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