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杰罗姆·凯根我认识的心理学家没有一个会否认，父母的行为会影响孩子跟父母的情感联系。这种假设的流行表达形式是，父母对婴儿的敏感性，特别是当孩子不安的时候，是决定亲子之间依恋关系质量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争论的延续，依恋是指当婴儿与亲代互动的时候，亲代出现的敏感度，以及婴儿握住和操作物体、微笑与发声的行为。因为这些体验在不同的家庭中是多样的，因此，婴儿在一岁的时期里对父母的依恋安全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一组心理学家曾经做出一个有力的宣称：建立在第一年的依恋关系的安全程度或者不安全程度会无限期地保留下来，并且这种早期关系会影响成年人的心情与行为。这种大胆的假设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尽管很多年轻人把现在的不开心归因到父母早期的教养方式中（这种指控在中产阶层的成年人中比社会地位低下的更加常见），但是，认为父母在第一年的行动可以在未来中发挥如此大重要作用的这种假设其实并不常见。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他的16世纪的文学名著《乌托邦》（Utopia）中，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来描述亲代对婴儿或者孩子的对待方式，尽管他在描述一个理想的社会。基督教的《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中只提到一种被禁止的亲代行为：一个父亲不能把他女儿的生活变成妓女的生活。
大多数中产阶层年轻白人都在1960年后出生，在有适度感情的、提供鼓励的家庭中成长，从来没有尝试过饥饿，不用去为武装部队服务，也不用因自然灾难或者是偏见承受巨大的压力。他们温和的童年时期，使得他们难以把很多条件指认为任何痛苦的来源。媒体帮他们选择了父母作为罪魁祸首。媒体通过发布那些自认专家的人所写的文章，这些“专家”宣称被剥夺了父母之爱的孩子会受到焦虑或者绝望的影响。
这种观点之所以这么流行，是基于一种历史条件的原因，而不是建立在证据上的。大众普遍关心妈妈与她的婴儿之间的心理关系所产生的长期影响，这种广泛的关注其实只有少于300年的历史。这种来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的欧洲，当社会流动性变得比以前的世纪中有着更大的可能性时，那些拥有中产阶层地位的家庭不用再要求年轻孩子的母亲离开家去工作。所以，社会给这些女人一种责任，也就是去塑造孩子的特质，从而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一个理想的、典型的、19世纪美国中产阶层的家庭，包括一个离开家去工作的父亲，以及一个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母亲。母亲同时还要维持着一个温和的、优雅的并充满爱的天堂，等待着在外承受竞争、挫折与偶尔威胁的压力，晚上才匆匆归来的父亲。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坚信母爱的心理作用的信念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尼奥·肯纳（Leo Kanner）对几乎所有的医生与心理学家劝说道：大多数从来没有被发现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是那些情感上淡漠并且远离孩子的母亲所造成的。我不得不尴尬地承认，1950年我作为一个毕业生时，还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孤独症的孩子，我认为肯纳的观点十分有见地。
野生动物摄影家珍·弗朗索纳·拉葛特（Jean Francois Largot）在2012年发布了一部短片，描述了一只年幼的狮子掉落在陡峭的悬崖下，正在悲鸣求助。四只狮子，其中有一只是它的母亲，凝视着下面的悬崖边缘。但只有它的母亲小心翼翼地开拓出了路径来营救它的小兽。这部短片是用来提醒观众，即使在凶猛的物种里，“母爱”也是一种难以被抑制的生物性冲动。短片的道德信息非常清晰，一个不爱她的孩子的母亲，一定是一个异常的母亲。
19世纪早期，法国里昂有很多贫穷、未婚的女性把孩子遗弃在慈善医院中。类似的，在同一个世纪，美国在外工作的母亲把婴儿托付给房东，让他们照顾自己的婴儿，并付给房东每周两美元。对于这些女性，我们似乎都不能把她们归类为异常的。在美国东海岸城市中的一些养育屋，传言如果母亲欠费的话，她们就会处理掉婴儿。穷困的、通常是未婚的妈妈会把不想要的婴儿带到这些养育屋里，并且知道婴儿会被杀掉，或者是在午夜被遗弃在小巷中。
历史的缪斯在人类的叙述史中书写了一个新的篇章，去描述那些发生在20世纪的事件。对世界大战的害怕，使得人们渴望一个关于人类天性更加温和的定义。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在1950年写了《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摒弃了弗洛伊德关于口唇期（oral stage）的概念，弗洛伊德把婴儿描述为自私的。埃里克森提出了取而代之的观点，他认为婴儿在那段时期对他们的主要看护者建立起信任感（feeling of trust）。根据埃里克森的想法，婴儿的主要看护者通常是他们的亲生母亲，因为大家都假设女性比起男性更加有能力去关爱婴儿。
二战期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很多年幼孩子的母亲在国防工厂工作的时候，把孩子放到代替照顾的地方。随着战争结束，女性的权利被提升了，因此越来越多的母亲决定她们想要工作，并且不得不找人去照顾她们年幼的孩子。这种已经保持了起码八代人的家庭结构被干扰了，再加上上百万婴儿在日间看护中心的场景，改变着社会对于孩子应该怎么养育的观念。同时，离婚数量与青少年犯罪数量的上升，促使人们去寻找造成这种令人不安的社会变化的原因。母亲不再按传统模式在家里照顾婴儿的这种状况，变成了罪魁祸首，同时也让研究人类发展的科学家意识到了依恋关系这一概念。
研究者对这种新假设的反应，变化非常迅速。英国的精神病学家约翰·鲍比把母爱的缺失比作缺失了人体正常身体发育所需要的维生素。他在1951年发表的关于母爱被剥夺的文章，后来在1969~1980年发展成为了依恋关系的三部曲理论。他宣称婴儿的依恋对孩子的未来有着长期的影响，尽管这种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他直觉认为，童年早期中好的经验必然会伴随着成年期好的特质。他的这种直觉假设，与哥白尼（Copernicus）认为因为上帝只会制作美丽的东西，所以地球的轨道必须追随着美丽的圆形轨道，两者是相似的。
两种情况常常令人难以相信：好事情之后发生的却是坏事情，或者发生在好的心理结果之前的竟是不合适的养育方式。17世纪的欧洲母亲被告知她们乳汁的质量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人格，尤其是，从愤怒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母亲而来的乳汁会包含未知的毒素。那些请得起乳母的母亲会被建议去选择没有疾病、敌意少、不放荡的奶妈，好的奶妈还需要丰满的身材、红润的脸色、没有雀斑和痣。19世纪在孩子养育方面的专家，把乳汁的质量替换成母亲行为的质量。支持这种信念的证据，比起支持不恰当的乳汁产生危害的证据好不了多少。根据双生的假设而做出的解释是，母爱会塑造安全型的孩子，同时安全型的孩子会变成快乐的成人。好的开始，会伴随好的结束，任何其他后果会被看成是不合适与不符合审美的。
大胆的、有争议性的观点，如果有方法能够测量的话，最可能变成科学研究受欢迎的目标。在鲍比写他的第一本书的时候，心理学家并不知道怎样测量婴儿与母亲之间的情感关系。任何一位心理学家如果发明了测量婴儿依恋质量的程序，就会马上获得名声。在这种虚无中探索的、有才华的儿童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曾在伦敦跟随约翰·鲍比学习，后来成为巴尔的摩约翰普斯金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
安斯沃斯受到一组负责任的学生帮助，认为她已经找到了一个测量依恋关系质量的实验程序。她把她的程序叫作陌生情景法（Strange Situation）。最主要的证据是，当母亲两次离开房间大约三分钟的过程中，一岁小孩在一个不熟悉的实验室中的行为。在一个场景里，母亲离开小孩，让小孩与一个陌生人独处；在另外一个场景里，她让小孩独自留在实验室里。
安斯沃斯需要说服她的同行，陌生人情境中婴儿行为的多样化，是在婴儿前12个月中母亲和婴儿在家里不断互动的结果。因此安斯沃斯知道她不得不在家里收集观察的事件。她的研究生多次探望了28位主要来自中产阶层的白人妈妈，探访分布在婴儿第一年里。尽管这个小样本远远不足以代表整个世界的孩子，安斯沃斯认为她与她的学生找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大多数婴儿，大约占60%，在妈妈离开婴儿所在的实验房间的时候，会变得有点沮丧，但是这些婴儿在妈妈回来的时候很容易被安抚。在学生看来，这些母亲在家里会对婴儿更加敏感。敏感性（sensitive）这个概念，在这种背景下，意味着母亲常常会很快回来安抚啼哭的婴儿，常常会显示出物理上的情感接触。直觉认为，这样的婴儿应该会发展出一种跟妈妈的安全型依恋。
其他妈妈的婴儿，在陌生情景下会表现得不一样。其中有一小部分的婴儿（仅仅占样本的25%）在妈妈离开的时候并不会哭，而且在妈妈回来的时候会继续玩耍。因为这些婴儿的妈妈在家里并没有对婴儿有那么多的注意，因此安斯沃斯与她的学生猜测这些孩子一定有着不安全型的依恋。样本中占最少部分的婴儿（只占样本的10%）在妈妈一离开的时候就变得非常不开心，而且在妈妈回来的时候还是持续地哭，不管妈妈做出了什么努力去试图安抚他们。这似乎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那些不能够被妈妈安抚的婴儿，一定是有着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最近研究发现存在第四种依恋关系，这一类型更加稀有。这些孩子在妈妈离开的时候会变得非常混乱，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孩子天生就在生物性上有缺陷，又或者在家里被粗暴对待。
一旦这些发现被发表，它们的含义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不到十年时间，很多心理学家都很自信地认为他们可以测量婴儿对父母的依恋关系的质量，并且评价鲍比断言的有效性。尽管安斯沃斯的结论看上去非常合理，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个解释她的证据的可能。让我们表现得像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回到陌生情景法实她的证据的可能。让我们表现得像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回到陌生情景法实施的地方。一个一岁大的婴儿在陌生的房间里玩玩具。婴儿玩玩具不到20分钟后，突然看见妈妈毫无明显理由地站了起来，什么都不说，并且离开房间。母亲通常不会毫无解释地把婴儿留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而且也不会不告知婴儿什么时候会回来。这种情况严重地违反了婴儿对妈妈日常行为的原型表征，妈妈出乎意料的分离会让孩子变得警觉。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部分地依赖于孩子跟妈妈在过去分离的经验，并且也会依赖于孩子的气质类型。对于偏离他们的原型所引起的不确定感，不同的婴儿有着不同程度的紧张反应。那些拥有被我称为低活动性（low-reactive）气质的婴儿，并不会因为这种偏离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不会觉得痛苦，因此他们在妈妈回到实验室的房间的时候，几乎没有回到妈妈那里的动机。有2%~15%的安斯沃斯观察的婴儿会这样表现。因为这些婴儿在家里很少会被惹怒，并且当他们不安的时候，也会很快地安抚自己，因此他们的妈妈也许会认为，没有必要在孩子每一次啼哭的时候就去安抚他们。然而，安斯沃斯认为，由于这些妈妈并没有在孩子每一次啼哭的时候迅速跑到孩子处，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妈妈是不敏感的。安斯沃斯也认为，由于那些孩子在妈妈回来的时候忽略了妈妈，所以有着不安全的依恋。在这种结论中潜在错误的前提假设可能是，假设所有的婴儿应该都会因为妈妈的不在场而感到不舒服。
婴儿中大约有10%，会在陌生情景实验中变得极度不舒服并且难以被安抚。这些婴儿，跟那种被我称为在出生的时候带有高活动性（high-reactive）特质的婴儿很相似。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与南森·福克斯（Nathan Fox）证实：有着这种气质类型的婴儿会表现得很像那些在陌生情景下有着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一岁婴儿。这些孩子的妈妈可能会认为，她们已经生出了这些特别易怒的、不容易被安抚的婴儿。这些妈妈可能发现她们的孩子最终会不再哭泣，并且得出结论，如果孩子每次哭泣时都跑到他们面前是浪费时间的。在房屋里观察这种类型的妈妈的学生，把她们归类为不敏感的类型。因为这些婴儿在妈妈回来的时候不能被安抚，安斯沃斯把他们归为不安全型的依恋类型。日本的婴儿会有相似的表现，但是会有不同的理由。日本的妈妈很少——如果有的话——会把她们的孩子单独地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因此，日本的婴儿会因为与妈妈的分离而变得极度的不安，并且会异常难以被安抚。然而，观察发现，多数的日本妈妈是极度敏感的类型。
被归类为安全型依恋类型的孩子，在一岁的孩子中，是占最大比例的一组。他们在妈妈离开时会哭泣，但是当妈妈回来并且来照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容易被安抚。这种容易被照料的孩子的妈妈，从中会知道，她们可以用最小的努力来安抚她们的婴儿，并且会在家庭环境中更加规律地做这种事情。
很多调查者收集的证据需要对陌生情景下的行为做出一番不同于安斯沃斯理论的解释。很多被归类为安全依恋型的婴儿，在陌生情景中妈妈第一次离开他们之前，常常都是很安静并且是微笑着的。对比起来，不安全依恋类型的婴儿（也是被描述成不安全-抗拒型），在单独与陌生人在一起之前就会啼哭，并且就算他们的妈妈在场，他们也有可能会因为各种不可预料的事件而啼哭。这种证据暗示，气质类型会对安斯沃斯的依恋分类起着解释的作用。
很多其他研究都跟安斯沃斯的结论不一致。有一群儿童在他们生命的前18个月里，都是在条件极其匮乏的罗马尼亚孤儿院中度过，后来他们才被收养。差不多一半孩子，当他们42个月的时候，在陌生情境中的表现符合了安全性依恋的标准。
更加重要的是，同样的安全型与不安全型的特征，在那些跟妈妈留在家里的孩子，以及那些参加托儿所的孩子中都能被找到。在德国与荷兰的部分地区，爱孩子的母亲不会在孩子每一次哭的时候都去到孩子身边，因为她们相信，她们必须教会她们的婴儿怎么处理痛苦。这种策略是有用的，并且孩子在陌生情境中，当妈妈把他们自己单独留下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哭泣。但是，他们没有发展出由被研究者假定的、由不安全型依恋诱发的心理问题。
明尼苏达大学的艾伦·苏劳非（Alan Srouf），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强烈地支持鲍比的想法与安斯沃斯最初的结论。他跟他的同事在过去的30年里收集的证据，使得他不再保持早前的观点，因为他发现了一些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同样会发展出一些心理问题，对比之下，一些不安全型依恋的孩子会成为令人满意的、适应环境的成人。这些数据促使苏劳非承认：第一，家长在儿童第一年里的行为，不会在未来发挥巨大的影响；第二，婴儿的气质类型，会对他们在陌生情景下的行为与后续他们在社会的适应中产生影响。
一系列的证据显示：安斯沃斯原本的观察，是每个孩子的气质类型倾向、他们在过去与母亲的分离经验以及母亲在学习适应婴儿气质类型的共同产物。科学家还没有掌握一个指数，能很好地测量婴儿与他们的照料者之间的依恋质量。因此，目前不可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说，早期的依恋关系会产生什么长期的影响。
那些不愿意放弃鲍比的假设的人，很讨厌这种陈述。为了拯救依恋概念，一组心理学家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工具，即成人依恋访谈（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可以用来评估人们早期依恋关系。然而，这种依恋的测量是记录成年人在谈及他们的童年期的时候语义上的连贯性。首先，几乎没有人可以记住他们的第三个生日前发生过什么。其次，更加重要的是，成人如果在回忆童年时期的时候给出了连贯的或者是不连贯的叙事，那么他们在讨论奥巴马竞选总统，或他们的上次假期，或2008年的经济衰退原因的时候，同样可能给出了连贯的或者是不连贯的叙事。语言叙述的连贯性，受到个体不同的语言技能、学校的质量以及花费在阅读上的时间所影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因素影响叙述者与家长在生命第一年里建立的依恋关系。这个访谈实质上应该叫作“成人语意连贯访谈”（Adult Semantic Coherence Interview），而不是“成人依恋访谈”。
那些在1950年后出生的科学家被鲍比的直觉吸引，认为“是否能够接触到一个可依恋人物（attachment figure）的不确定性，是形成不稳定的焦虑人格的主要条件之一”，会把他们自己想要更加真诚地对待与爱人、朋友与同事之间关系的愿望，带入年轻的婴儿中。成年人假设，婴儿处理一些他们面对的同样问题与把这些问题带给年幼的孩子是很容易的。
有些人认为，如果婴儿不是由母亲而是由其他人来照料，这种育儿方式是不好的。这种观念并不会轻易消失。埃里克·西格曼（Aric Sigman）是英国皇家医学学会（Britain’s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的一位成员，在2011年写了一篇让人回想起19世纪布道的文章，以及一些类似的期刊论文。他宣称亲生母亲是最好的照料者，因此，把孩子送去托儿所是非常危险的。有一小部分的当代美国母亲热衷于一个叫作“依恋养育（attachment parenting）”的协议。这个协议要求她们，就算在饥饿的时候也要随时准备去照料她们的婴儿。
未来的研究会不得不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我猜测，当证据被收集好的时候，研究者很可能会证明第一年的依恋关系对孩子未来的影响，与他们的社会阶层、性别、文化与第一年以后的经验的影响相比，前者较少。如果还有一些心理学家继续坚持去相信，婴儿在第一年末期基于在陌生情景下行为所得出的安全型或者不安全型依恋具有持久的影响，那么，他们应该反思奥登（W.H.Auden）1947年在《时代的焦虑》（The Age of Anxiety）中写的那句话：“我们宁愿死在我们的畏惧上，而不是攀爬在时间的交汇处让我们的幻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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