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什么？
奥托·克恩伯格著
mints译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Volume 30(2), 145-156, 2016
人格的概念，在我看来(Kernberg & Caligor, 2005; Posner et al, 2003)，是一个人的主观经验和行为模式的动态整合，包括两个方面：（1）对周围的世界，意识，明确的精神思维，和习惯性的欲望与恐惧之有意识的、具体的、以及习惯性行为、体验。以及（2）无意识的行为模式、经验和观点，和有意识的状态。它是一个动态的整合，因为它是一种有组织的，相互影响的多样性状与经验的整体一体化的综合体，是多重气质协调的最终结果。在这一点上，人格代表了其所有组元特征的简单综合的更复杂和更微妙的实体。
人格源于人类有机体对主观状态体验的能力，这种状态，即反映了身体的内部状态，也反映了在此外部环境之中其身体功能的感知。它包括一些独立的心理功能，例如情感、知觉、认识，以及和陈述性记忆一样的工具性，以及各种层次的自我反思功能，从相对简单的镜像知觉，和预期的运动原的运动，以及知觉的感官体验，到复杂的认知和情感状态的自我反思评价。
激活和调节各种情感状态的神经递质的遗传性测定，对照顾者和婴儿从出生开始的交互关系的观察，以及从早期发展到成年的心理功能的观察，这些领域的科学进展的结合，逐步推动了人格决定因素的综合观。与对情感的激活与控制，工具性和陈述性的记忆发展的大脑结构的研究，还有对行为、动机、幻想和心理现实反映的认知能力与心理动力学的研究，都正在慢慢的寻找彼此接触的边界。我相信，小团体的社会学研究，教育和文化习俗的心理学影响，特定类型的有机体的研究，人格病理学共同的许可，这些都正在建立了一个关于人格及其在健康与疾病中的和谐与不和谐功能的主导特征的整体框架。
可能所有的人格研究者和专家们都会同意，人格一方面是由基因以及本质的气质共同决定的，另一方面又决定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尤其是心理发展过程之中的社会心理的互动面貌。然而巨大的差异仍旧存在于关于决定人格的关键因素、他们的相互影响，以及评估领域的研究者的看法之中。我相信在促进这一人类知识的一般领域中的主要障碍是处于这些理论框架的发展之中的激进的简化论的诱惑，进而，接下来会影响相应的方法的发展，也会影响人格研究的工具，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与参考框架之间的明显不符。
例如，在精神分析研究临床实践中的人格类型的精神分析之中，已经使得对于例如自恋型人格障碍（Akhtar,1992）这样的主要人格障碍的描述成为了可能，而且，事实上，在描述人格障碍的整个领域特征的类型特征之中提供了重大的进展。然而，与此同时，对动机系统和刻意状态的神经神学因素，以及人特特征的环境决定因素的忽略，已经使得任何对建构一个满意的、纯粹的精神分析式地了解人格和人格障碍的努力明显缺乏信心。同理，对描述性的绘制人格特征和流行病学主要性格特征因素的分析评估的人格研究地图的缩减，在各种“正常”的人群中的治疗方法之中，认为所有的特征是相同的，还有，忽略了行为组织中更深层次结构，似乎都是同样的不足 (Kernberg, 2012a)。这反映了与诸如特定的神经结构与功能有关的一种心理特征的有问题的努力，不考虑在给定的不同潜在的结构动力学背景之中的一个完全不同意义的内部心理组织的复杂性。反映着具体的遗传因素的神经生物学特征所决定的过于简单的特征模型，似乎与一个基于无意识冲突类型的心理动力学模型一样是不足以胜任的。我认为同样的指责也可以针对其他的人格理论方法，这些方法忽略了神经生物学和心灵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例如包括，过于简单化正常或病理心理社会的适应模型。
以下对人格组织结构的探讨来自于过去的30年里，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人格障碍研究所的协同工作对应的多样性的观点。对这一群体的身份和身份困扰的主要的发现，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美国精神病协会，2013）中有了一个基本的规划。需要强调的是，接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对整合我们目前关于人格结构、发展和病理学不断发展的知识的方法的假设，不是唯一和最终的，而是一种试图公平的对待现在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一领域的各种基础科学发展的方法。
人格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基本构想认为，作为伞型组织的人格所包括的少数主要组成系统是：气质、客体关系、性格、认同、道德价值体系，和认知能力（智力）。
气质
我认为，作为人格基本构成结构的气质，由有机体的一般心理现实、尤其是精神运动、认知和情感反应所代表(Kernberg, 1992; Panksepp, 1998)。情感反应是机体的心理运作的基本方面，在构成主要动力系统方面，与个体对环境中积极的、令人满意的、或消极的，厌恶的情感状态的反射相关，尤其和在高峰情感状态时的激活相关。神经生物学情感系统在触发这些系统中的某些选择或组合活化的有机体组织需要的反应中被激活。我特别指的是，依恋—分离恐慌系统，战斗—逃跑系统，游戏—粘连系统，性欲系统，给食系统，以及代理恐慌系统(Panksepp, 1998; Wright & Panksepp, 2012)。这些系统中的每个系统对个体有机体需求的反应是由一个组合的激活反应构成，包括，对特定的大脑组织结构和神经递质、特别是特定的神经肽和神经胺情感递质、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的激活。
在早期发展中关联的核心是依恋—分离恐慌系统。它激发了婴儿对母亲乳房和母亲的身体接触的探索，并代表与重要他人（“客体关系”）建立关系的原型。这一系统决定了以二元的形式与母亲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内化的建立，以及在一个确定的，占主导地位的积极或消极的主要影响的背景下，由自我和“客体”表征构成情感记忆单位的建立。
性格与自我同一性
这些内化的情绪记忆痕迹构成了与重要他人关系的内在表征的积木(Kernberg, 1976)。极端愉快与极端不愉快的重复激活和潜在地创伤性情感体验决定了主要的动机趋向，并远离一个客体。在当代依恋理论中，这些动机结构构成了行为的内部模型。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这些主要的“理想的”和“所有的坏的”内化的客体关系将组织组成为两个主要的，相互分离的“理想化”的碎片和早期体验中的“被迫害的”的碎片。由于这些与重要他人关系的内化表征——行为的内部模型——将衍生出习惯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在他们的动力性整合中，最终将会形成性格。与此同时，逐渐使得自我和周围的表征结合成为整体，可以这么说，通过对那些重要他人、自我认同、以及甚至作为整体的自体认同结晶，自我的整合观点以及与那些重要他人的习惯关系的本质逐渐得到巩固。
总之，到目前为止，可以将所有这些过程纳入以下的论述，气质反映人际行为激活的动机，而且，由此产生的内化客体关系将决定性格和认同的发展：作为客体，个体化的习惯行为模式的整合的性格，以及作为以自我感知体验和重要他人经验的整合所表示的性格的主观通讯的认同。同一性与性格是精神生活组织相互补充的表达。性格特征，内在行为模式的行为表达来自于内化的自体和客体表征单元，表达了基于当前的过去的经验的反射，反应模式的功能大部分是自动化的。然而，这些特征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以下的气质诱因，影响与那些重要他人的适应性关系之背景下的这个人自己的需求与欲望的过去的情感满足或挫折。此外，性格特征可能代表了对人际交往领域中感觉是危险的或不可接受的更深层次的需求表达的保护反应。换言之，性格特征可以起到防御的目的，有时是针对与性格特征中与行为表达相反的冲动行为。
例如，习惯性胆怯可能是对投射性攻击趋势的防御反应的一种表达，将紧张的消极情感体验投射到他人身上，这是认为，在环境中表达是冒险的。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胆怯也可能表达了一个对暴露癖式色情愿望的冲动表现的防御性反应，这个色情的愿望同样是不能被意识所容忍的。在一般条件下，性格特征可以起到防御的目的，对无法忍受的原始的攻击性和色情冲动的防御，这些攻击性和冲动，与婴儿早期和童年的经历之中的，不能够再次在以后的人格发展阶段自由地表达有关(Kernberg & Caligor, 2005)。
防御的人格生物学特质以其刚性为特点，也就是说，无论他们是否在某一点上显示为自适应，通过他们习惯性的活化，导致了人格障碍特征的人格的僵化。他们可能在一定区域内的情感表达之中被显著的抑制，通常情况下，以性或攻击性的起源为代表，抑或，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对恐惧的本能冲动的反应，会导致夸张的反惊恐行为。总之，防御的性格特征可能是抑制、夸张或“反向的形式”，而且，特别是在严重人格障碍的病例之中，抑制的矛盾组合，以及混乱本质的反应形式传达了这些障碍的如此典型的性格结构。如前所述，某些特征可能反映了非冲突、基于气质的主导性格，优势是内向或外向的的性格。人格生物学特质可能反应了主要的神经递质的变迁，这些神经递质影响了主要情感系统的活化，比如，例如，源自于血清素系统功能减少的消极情感强度的亢进，以及基因决定的杏仁核对厌恶感知的高反应性。
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将性格特质相关联于，以自体和客体的二价组合为代表的行为内化模型的行为激活，这里的自体和客体的二元组合表征在一定情绪，尤其是情绪状态的峰值之时的主导之下。然而，有意义的学习在情绪状态活化的条件下，当直接的感知和认知详尽的分析知觉环境允许认知学习的比较未被在情绪活化时机体需要的表达所影响时，当然会逐渐越来越多的发生。换句话说，性格的形式，不依赖于特定地峰值情感状态。然而，紧绷的情感状态，与基本的动机倾向相一致，相应的，基本的动机倾向，最终被与依恋、进食、自我保护、同伴链接和性有关的本能需求表达连接的基本的神经生物学系统激活。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提到了自体和客体表征之间的二元关系。在这一点上，需要对其进行补充的是，从生命的开始，并且逐渐以更明了的方式，三元内化客体关系的内化让最初的二元结构更加的复杂，并决定了更复杂的同一性形式的机制。作为在他或她的社会心理环境中接受和理解照料者和其他重要成人与兄弟姐妹之关系的一个儿童，他或她通过对儿童自己在二元关系中的经验的投射，开始评估重要他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的交互关系。现在，内在的二元关系开始变得受影响于个体在对自己与重要的客体二元关系的意识，基本上是父母的关系——相关的体验的认同过程中的当前环境中的二元关系的意识。
换句话说，三元关系的出现导致了在精神分析发展理论中描述的、围绕在婴儿期的攻击、性和依赖关系的重大的冲突，而且之所以让我们如此感兴趣，是因为这种三元关系有助于在人际关系和客体关系内化的世界中对自我和重要他人的更现实的评估。这些发展助长了理想化的出现，作为现实的对立面，自我表征，被父母的要求和禁止、赞美和批评所塑造。一个人自体的一个“说教”的评估，同时解构了一个人自己绝对的善良、力量、以及正义的原始幻觉，而且，一个逐渐内化的期望、需求与禁止的演变，这些在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现实感知之间创造了紧张感。这种紧张的心理结构代表了在心理动力理论中的原始“超我”(Jacobson, 1964)。
正常的同一性与同一性分散
如前所述，性格的动力组织主体的面向是同一性的发展。主要的发展过程从生命中最初的2到3岁延伸到随后的儿童期的关键发展，然后再一次在青春期发展。我所指的是，自我表征之逐渐整合入一个整合的自我概念，以及重要他人们的多个表征的整合。这个发展的过程促进了意识的包容力，关心，以及对他人的共情能力。如前所述，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有益的、愉悦的高峰情感状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内部客体关系，从消极的、令人厌恶的高峰体验中，兼带着早期照料者导致的精神体验的两个分裂的部分，被彻底地分裂、解离，或剥落。在这两种分裂的部分中，一个是心灵内部或外部现实的理想的或现实的观点，另一个是令人恐惧的、险恶的、潜在破坏性的，以及灾难性的经验世界。此地的后者，借助于投射机制，基本上是以一种弥散的恐慌表达来向外投射，最终创造了一个幻想的、原始的、被害型的外部世界的结构。
这两部分的体验最初代表了理想化和二元一体迫害的并行组合，连接着分离的通道和与之相应的认知情感记忆所建造的各自的自我表征-客体表征单元。后来，针对势不可挡之恐惧的主要的心理保护机制可能导致这一分裂组织的防御维护，造成了对分裂、投射性认同、否认、原始理想化、贬低，和梅兰妮·克莱因及其学派 (Klein, 1946/1952, 1957)描述的的全能控制之原始防御的依赖。这种原始的防御运作可以在以下情景中观察到：在有着严重的人格障碍的患者的人际行为临床之中；在某些实验性情景中，例如，完整的非结构化的或大或小的研究团体之中；以及在导致了原始解离机制出现的极端的社会创伤情景之中。
在正常情况下，然而，或者更确切的说，当强大的积极体验优势允许在一个充满爱和可靠的客体关系的现实世界里基本信任的发展，这种体验和一个低情感激活环境渐进的主导，促进了积极与消极、理想化的与自我与他人迫害表征的连接。积极体验的主导地位允许吸收、整合和心智化消极的经验部分。通常在生命的第三与第四或第五年之间，自我的整合观点被巩固了，在一个更现实的背景下，重要他人们的整合观：构成了正常的同一性。
这一过程的失败，随着自我和重要他人们概念的整合缺乏的持续，构成了同一性分散的典型表现。这里，一个永久性的理想化的分裂和经验领域的迫害被建立了，干扰了自我和重要他人们之概念的整合(Kernberg, 2012b)。这里的无能力在混乱的行为模式，严重的不安全感，快速起伏的自我评估和自我欣赏程度，以及关于某人的主要兴趣和承诺的半信半疑 之中是反射的、精神病理学的。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患者在致力于工作或职业之中呈现了很大的困难，而且，在致力于性兴奋和温柔之爱的亲密关系之中也有很大的困难。在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中，他们显示出广泛的不稳定和混乱，与深入的接近他人以及与他们保持稳定和亲密的关系之能力的严重缺乏相关。
这代表了与之相应的混乱的主要的病因性特征的整合缺乏，与严重人格障碍各种原型的人格生物学特质的病理性组织，正是这些在结构上固定的自我和代表了重要他人的整合缺乏。我们已经将这些患者命名为“边缘型人格组织”相反，“神经症性人格组织”是指那些虽然仍旧呈现着刚性的，防御的，以及病理学特征特点的，没有呈现出同一性分散特征的人格障碍。因此，这些患者，代表一个不太严重的人格障碍层次。
显然，正常的人格是由正常的同一性和缺乏众多的刚性共同构成的，正当的防御性特征，如果这种防御丛占据了主导地位，将他们归类为神经症性原型的人格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作为严重人格障碍标准的同一性病理学的人格障碍的DSM5分类中，是由自我整合和自我意愿的自我决定的缺乏、以及通过与其他性格特征的异常关系，与缺乏认同和亲密的能力，明确对应于同一性分散的特征来综合定义的。
一个整合的伦理价值体系（“超我”）
在探索了以气质、性格形成，和认同为代表的人格之构成成分后，我现在回到了内化的“正常”结构的建立，这一结构通过内化的承诺所反映，这些承诺是在和重要他人与一般社会生活中，对道德价值和普世道德原则的承诺。这样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承诺对照并超越于工具，直接的相互作用于周边人类社会的现实要求。这样的人格成分大致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超我”。同理，弗洛伊德的“本我”或“动态无意识”对应于原始的侵袭性的总和，性，和依赖的渴望，及其相应的欲望与对原始客体关系的恐惧，这些都不能作为自我同一性的愈合在意识中被接受。对如此无法忍受的欲望和恐惧的主动拒绝，往往倾向于通过压抑的方法和其他依赖于自我同一性的确立的高级防御操作，从意识中消除之。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自我”，从人格组织的角度来看，是以同一性功能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它是由一个整合的自我及其内化的周遭的世界、整合的客体表征所构成。换句话说，自我和其内部客体关系世界的治理，归根结蒂，性格特征的组织允许有效的，亲密的，共情的，与重要他人稳定关系的和谐活化。
超我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病理的严重程度是人格障碍和心理治疗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从相应的伦理价值系统内化角度来看，在我看来，伊迪丝·雅各布森的工作（1964），澄清了这些割裂的人格片段之形成的不同发展阶段。下面是她的总体结论的一个简短的总结。
超我最早的前身，在雅各布森的提议中，是最早期对禁止的内化，在父母/儿童的互相影响之中，通过母亲的明显信号和父母“不”，通常是对婴儿的那些可能对他或她构成的一个活跃的危险的（至少在母亲的看法）行为的反应。这种在消极情绪状态的活化下的早期禁令的不切实际的扭曲，属于早期体验的“被害型”的割裂，来自于投射机制和外部挫折的联合体。该禁止在这样的投射机制的影响下，在婴儿对他们的曲解和错误的判断之中被放大。这第一次的内化，原初的内化禁止刺激的负性层面，暗示地生命威胁之幻想的危险和惩罚，主要是围绕在分离恐慌系统活化的情绪下的抛弃的恫吓。这些禁令的内化，暗示着对作为抵御抛弃甚至毁灭的更大的危险的保护机制的接受。显然，在严重创伤，身体虐待，性虐待的情况下，身体或性虐待证据的长期存在，如此的一种早期的，对生存的基本威胁消极内化感可能会变得比一般情况下的情形更具优势。
首先，最原初层次的内化禁令，在那些已经开始同时影响早期经验的正面和消极的部分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经验的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在积极峰值激活的影响状态下，以及在低情感激活的条件下，反映着“好”行为的环境要求。表达对孩子的行为的欣赏、其促进、奖励，以及部分的对父母客体的感恩 、养育行为，在孩子看来是和他们相联系的奖赏的理想化。这一层是早期的“理想化自我”。它同时通过以下的方式建立，对重要他人理想化感知形象的需求和奖赏的诸多面向，同时在逐步淡化和整合自我的理想化的和迫害性的碎片的条件下，对更现实的“理想化”自我表征的发展中建立。
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内在结构的自我理想的建立，增强了安全感、内在的善者，以及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关系。这种结构逐渐地趋于中和在之前提到的，在超我之中的最原始的、迫害性碎片。在生命的第二和第三年期间，一个整合的过程发生在最原始的迫害和现实与理想的、渴望的和恐惧的需求，以及禁令发生之地的第二层的理想化层次之间。这种消极经验的中和，往往减少了在消极情绪活化的条件下的投射投射过程，同时有利于内化的需求和禁令的第三个层次悄然无声的内化。这是弗洛伊德描述的作为更高级的俄狄浦斯状态的发展，大概在生命的第四年和第六年之间得到巩固(Freud, 1923/1961)。
这第三个层次，更现实层面的内化的需求和禁止已经包含了很多来自于家庭的预期，反映了当前社会和他们特定的种族、社会、国家、宗教或种族传统与偏见的文化预期。在学龄前的初期（在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潜伏期”），这些内在价值系统的充分整合，在更现实和更复杂的第三层主导的情况下，允许孩子进入一个社会分享的价值 体系已经开始发生了。该系统在公证的情况下规范着行为，而且关注于并负责于他人，以及自己行为。
在通向青春期的期间，一个渐进的深层超声化deper-sonification，抽象化和自性化的超我解构发生了，换言之，一个抽象的和普遍的整合的价值系统不再具体的与来自于任何特定的父母影像的需求与禁止相关联(Jacobson, 1964)。至此，来自于儿童早期以及随后的，在家庭、学校和一个人社会群体描述的青春期孩子的前意识和意识认同无意识规定，最终，都深刻的，与重新复活的、更深层的、以及扩张的性冲动、幻想、恐惧，和来自于婴儿早期的的愿望，以及第二性特征发展的影响之强烈的性欲望的激活，所有这些，一个深刻的转变之解构发生了。现在紧挨着性欲和侵攻击性的婴儿期的禁令必须有所修改，在本能的欲望、青春期的同一性和性格形成的努力协调，以及通过发展和整合超我所反映的意识和无意识的价值系统的综合影响下，必须顺应于越来越多的亲密关系的成年要求。总之，内在的一套道德原则的发展源自于内化的客体关系的诸多面向，亦即，源自于那些在不同层次的广泛的需求之中，以及在禁止启动儿童对道德和他或他家庭与社会环境的伦理价值观的认同之中。
在病理情况下，不同程度的严重人格障碍可能会影响这个内化的伦理价值体系的整合，进而影响不同层次的精神病理学的发展。在严重攻击性冲动的支配下，无论是来自基因决定的，消极情绪主导的和缺少认知控制以及情绪的情景化的神经质的建立，或严重病理学的依恋体验，或婴儿早期或儿童期的创伤，认同扩散可能成为不易改变的。同一性整合的缺乏，消极的影响了超我系统不同层次的整合。首先，通过攻击性的内化的客体关系，被害型的超我层次变得过于主导，其次，相对薄弱的自我理想的层次干扰了这两个层次的整合，并且引起了被害型超我这第一层的持久的优势。第三层的建立，更高层次的伦理价值也会遭受消极的早期超我特征的过度投射结果的影响。临床上，这会使得个体易于激活自我共振的攻击性反社会行为。
事实上，反社会行为的发展是大多数最严重层次的边缘性人格组织最重要的并发症，同时意味着心理治疗治疗疗法的不良预后。它会导致与他人的关系能力的损害，并且有害于自己情绪需求的情感表达的正常调节。相比之下，在正常情况下，当正常的同一性充分的发展时，这会影响积极超我的整合。在正常的超我整合发生的情况之下，却又随着强烈的罪疚感凌驾于本能冲动之上的指引，早期超我层次可能以完美无缺的虐待需求发展来“污染”自我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对婴儿在超我发展第三层次的发展期间的禁止可能会出现过度的禁止，甚至是暴力，以至于一个整合却又施虐的超我可能会抑制性欲的，攻击性的，并且依赖的冲动，导致一种以更高层次的人格障碍为特征的防御性性格结构（“神经性人格组织”）。
可以以一个简单的方式总结，在不同层次的严重程度的人格障碍的主要的病因特征说明，在边缘人格组织的层次，冲突，无论他们的起源，围绕着占主导地位的攻击冲动。在一个更高的发展层次中，随着正常同一性的建立，冲突围绕着婴儿期性欲，并且属于在病理学上占主导优势的神经性人格组织 (Kernberg, 2012b)。显然，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声明，包括了在个人的历史和发展中的广泛的频谱变化。
智力
人格的最后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个人的认知潜力，智力，特别是在实现层面的抽象表达。现在看来，这似乎是普遍的共识，智力的水平依赖于基因遗传倾向和早期的经验。认知过程的刺激和语言发展，以及孩子的动机、思维过程和幻想的发展，对认知能力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高认知潜力有利于更现实的和微妙的环境感知，以及对认知线索能力充分反映的能力。基因决定了前额叶和眶前骨皮质的发展，前皮质中线结构，和大脑语言中心强烈的影响着需要努力的控制以及参与情感反应的调节(Silbersweig et al., 2007)。
在这方面，认知控制可能会减轻严重创伤的环境的影响，虽然，同样的道理，在严重的病理情况下，智力甚至可能会通过对一个威胁的环境的复杂扭曲的认知解释来放大创伤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消极方面，病理学特征合理化的认知系统可能会有力地巩固在严重的人格障碍中遇到的错误的适应策略。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在所有严重程度的人格障碍中发现，患者有着非常高的智力或非常低的智力的。智力对心理治疗的治疗指征有一个积极的预后意义，同样，就教育发展和工作或专业水平而言，智力当然对于社会适应的一般水平也有着积极的预后意义。
从正常人格发展和人格障碍的病因的观点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区分精神生活的两大组织层次：第一，神经生物学的发展水平，确定了基本的神经生物学的结构，这些结构包括，心理生活中找到表达，尤其是知觉和记忆的发展，无意识的活化，以及，从根本上的，保护平衡和成为客体关系的原动力的情绪系统的发展。对这一精神发展的基本水平，已经在一个纯粹的象征中被添加在了组织的第二层，心灵内部的水平层次，就逐渐围绕着人格同一性和现实感知和以及重要他人投入而起来的建立于 一个内部的世界而言是最好的构想。这个内在世界组织着基本的本能需要、自主权，和自我肯定的表达，同时，同理，也组织着与周围的社会世界的令人满意和有效的关系。这包括性和浪漫的亲密关系、友谊和承诺、工作中的有效性和满足感、以及个人创造力。以人格障碍为代表的这些发展中的局限性，现在，处于我们理解关于病因、相互作用和组织的机制，以及资料的建立，以及除此之外的我们的医疗的努力之限制的领域之中。我相信，所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注意以下这两个系统，神经生物学和心灵内部的，以及它们之间在正常、病理及治疗中的相互影响。
References
Akhtar, S. (1992). Broken structures: Severe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their treatment.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
Freud, S. (1961). The ego and the id.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9, pp. 3–66).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3).
Jacobson, E. (1964). The self and the object world. New York, N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ernberg, O. F. (1976).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and clinical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Y: Jason Aronson.
Kernberg, O. F. (1992). Aggression in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pervers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Kernberg, O. F. (2012a). Overview and critique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proposed for DSM-V. Swiss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163(7), 234–238.
Kernberg, O. F. (2012b). Identity: Recent finding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In The insepa-rable nature of love and aggression: Clin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p. 3–3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Kernberg, O. F., & Caligor, E. (2005). A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J. F. Clarkin & M. F. Lenzenweger (Eds.), Major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2nd ed., pp. 114–156).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Klein, M. (1952).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 J. Riviere (Ed.), 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 (pp. 292–320).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6).
Klein, M. (1957). Envy and gratitude, a study of unconscious sourc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Konner, M. (2010).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Relationships, emotions, mind.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nksepp, J. (1998). Affective neuroscience: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and animal emo-tion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sner, M. I., Rothbart, M. K., Vizueta, N., Thomas, K. M., Levy, K. N., Fossella, J., … Kernberg, O. F. (2003). An approach to the psychobiolog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5, 1093–1106.
Silbersweig, D., Clarkin, J. F., Goldstein, M., Kern-berg, O. F., Tuescher, O., Levy, K. N., … Stern, E. (2007). Failure of frontolimbic in-hibitory func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gative emotion in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4(12), 1832–1841.
Widiger, T. A., & Mullins-Sweatt, S. N. (2005). Categorical and dimensional model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J. M. Oldham, A. E. Skodol, & D. S. Bender (Eds.),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textbook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pp. 35–5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Wright, J. S., & Panksepp, J. (2012). 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foraging, wanting, and desire: The neuropsychology of the SEEKING system. Neuropsychoanal-ysis, 14, 5–39.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