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简介:乔淼,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士。曾任北京新东方学校 GRE 填空讲师。现任朗播网研发专员,GRE 阅读讲师。同时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业余时间是一名桌面游戏教练、设计者、译者。主要爱好是游戏和格斗术。顺便也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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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上周发表在《卫报(The Guardian)》上的一篇专栏文章,原题目为 Therapy wars: the revenge of Freud,作者 Oliver Burkeman 是来自纽约的一名专栏作家。他在文中简要回顾了认知行为治疗(CBT)的崛起和精神分析的衰落,并援引一系列研究结果对两种疗法的效果重新做了评估,指出精神分析疗法可能会再度兴起。
这个中文译本中保留了原文几乎所有的链接,并做了必要的注释。欢迎转载,转载时请保留原作者和译者信息。
「CBT(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认知行为疗法)便宜且有效,业已成为心理治疗界的第一流派,将弗洛伊德打入了心理学的十八层地狱。但新的研究结果正在挑战 CBT 的统治地位,并揭示了精神分析引人瞩目的疗效。我们是时候回归躺椅了吗?」
(译者注:躺椅,即 Couch,是经典精神分析的标志)
David Pollens 博士是一名精神分析师。他在一间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一层楼的普通办公室里接诊来访者。这里是地球上心理治疗师最密集的地方,或许只有上西区能与之一较高下。Pollens 博士刚过六旬,一头稀薄的银发,坐在一张木质的扶手椅上,正对着一张躺椅。来访者就躺在这张躺椅上,脸朝向另一端,以便更好地讲述那些最令他们尴尬的恐惧或幻想。遵循经典精神分析的设置,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周来好几次,有时一来就是好几年。Pollens 博士在治疗成人和儿童的焦虑、抑郁和其他心理障碍方面成绩斐然,他用的是不评判且很大程度上不预设结构的谈话疗法。
我在一个昏暗的冬日下午拜访了 Pollens 博士。拜访他就意味着立刻一头扎进玄奥的弗洛伊德式语言中:「阻抗(resistance)」和「神经症(neurosis)」,「移情(transference)」和「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他周身洋溢着温暖的中立态度,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自己对他倾诉那些最令你烦恼的小秘密的情景。和他的同行们一样,Pollens 博士视自己为潜意识这个大坟地的挖掘者:挖掘不为我们觉察的性冲动,挖掘我们对口称「爱」的人心怀的恨,以及其他关乎我们自身的、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恼人的真相。
(译者注:以上皆为弗洛伊德首创的术语,在精神分析和现代心理动力学治疗中沿用至今。)
但谈到心理治疗和缓解痛苦,有个故事广为人知,而在这个故事里, Pollens 和他的精神分析师同行们绝对是在历史潮流中站错了队的。从一开始,弗洛伊德(嗯,故事就是从这儿往下讲的)的理论就被推翻了。小男孩并不会对母亲抱着色欲,也不会害怕父亲切掉他们的小鸡鸡;青春期的女孩更不会嫉妒她们的兄弟有阳具。脑成像研究从未成功定位到自我、超我或本我的存在。向来访者收取高额费用以便经年累月地探讨他们的童年经历––来访者对此有任何异议都会被贴上「阻抗」的标签,并被要求接受进一步的分析––在许多人看来就是骗钱。哲学家 Todd Dufresne 几年前宣称,「可以认为历史上再也没有其他人能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更难以置信地把几乎所有重要的话全都说错了。」这一观点可以看做是对诺奖得主 Peter Medawar 的总结和回应,后者在 1975 年称精神分析是「二十世纪最登峰造极的高智商骗局」。Medawar 还称,精神分析是「一种在思想史上好似恐龙或者齐柏林飞艇的终极产物,一种大而无当且再无来者的结构。」
(译者注:Peter Medawar,英国籍生物学家,1960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此处将精神分析类比为齐柏林飞艇,似意指其所指涉范围过大且无理据性,即登峰造极的骗局。」)
自弗洛伊德以降,心理治疗师们试图在这个健全的实证基础上添砖加瓦,大批心理治疗技术因而涌现出来。然而这些流派——包括人本主义疗法(Humanistic Therapy),人际关系疗法(Interpersonal Therapy),超个人疗法(Transpersonal Therapy),沟通分析(Transcational Therapy)等等——统统都是无中生有、得意洋洋。而认知行为疗法(CBT)是脚踏实地的技术。它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现在,不是强调神秘兮兮的内在驱力,而是强调对无助的思维模式进行调整,这种思维模式会导致负性情绪。典型的 CBT 治疗讲究沿着特定流程找到那些自我批评的「自动化思维(automatic thoughts)」,这种自动化思维在你遭遇挫折(例如在工作中被批评,或在约会后遭到拒绝)的时候就会冒出来。这种做法与精神分析拐弯抹角的对话大相径庭。
CBT 当然也有其批评者,主要来自左翼人士,因为它很便宜,且注重让人们赶快好起来并回归工作,这使得那些主张削减开支的政客出奇地喜欢它。但即使意识形态上反对它的人也很少质疑其效果。自从 1960–1970 年代 CBT 兴起之后,有利于 CBT 的研究结果简直连篇累牍,以至于到今天「有实证基础的疗法(empirically supported therapies)」通常成了 CBT 的代名词:它就是基于事实的疗法。眼下若想在英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s)中寻求心理治疗服务,你多半不会遇到一个精神分析师或此类人士,而会被安排与一位 CBT 治疗师进行短程的、高度结构化的面谈,或者通过线下的 PPT 演讲(或在线的)学习一些方法以化解你的「灾难化的(catastrophising)」思维。
创伤,以及我们如何寄望于获取心灵宁静的见解。CBT 体现着一种对痛苦情绪的非常独特的见解:我们应该首先考虑消灭这些痛苦的情绪,如果不行的话,至少要学会忍受这些情绪。因而,类似抑郁这样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像癌肿:弄清楚我们为啥得癌症确实可能是有意义的,但设法解决它显然更加重要。严格说来,CBT 并没有宣称幸福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但它的确认为幸福相对没那么难实现:你的不幸源自你的不合理信念,而你自己有力量控制这些信念并将其改变。
然而那些吃了败仗的、精神分析的守旧派们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这种抱怨的核心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人性的不同见解——关于我们为何遭受精神分析则认为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我们内心的痛苦首先不应该被消灭,而应得到理解。基于这种观点,抑郁与其说是肚子里长了一颗肿瘤,还不如说是肚子上被捅了一刀,这记刀伤试图告诉你些什么,而你需要找到这个答案(没有哪个负责任的大夫会仅仅喂你吃点止痛药就把你赶回家,对吧)。至于幸福,如果这东西是可以被「实现」的,至少也是个很朦胧的概念。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我们自己在想什么,而且我们往往有很强的动机不去觉察自己的想法。我们通过早期的关系来审视当下的生活,尽管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想要的东西相互矛盾。我们的改变来的缓慢而艰难。我们有意识的思维只不过是漂浮在黑暗的潜意识深海上的冰山一角,我们并不能通过 CBT 简单、直接、科学实证的步骤真正探明海底下都有些什么。
去年(2015 年)5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这项研究看起来证明了一件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CBT 对抑郁症的治疗效果日益衰减。
这种观点看起来更具浪漫的吸引力。但当一个又一个的实验看上去都证明了 CBT 的优越性之后,人们对精神分析师的争辩不闻不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调阅了数十项早期研究的结果后,两名挪威研究者宣称 CBT 的效应量(effect size)——用来测量其有效性的技术指标——相比 1977 年下降了一半。倘若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几十年后 CBT 将变得毫无用处(当然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发生)。难道只有当人们相信 CBT 是一种神奇的疗法时它才有效吗?或者说,CBT 仅仅起到了某种安慰剂的作用吗?
在大家还未完全反应过来之前,位于伦敦的 Tavistock 诊所的研究者们在 2015 年 10 月发表了又一项研究结果。这是 NHS 首次严格地对长程精神分析治疗慢性抑郁症的效果进行的评估。该研究表明,对于最严重的抑郁症患者,18 个月的精神分析比在 NHS 接受「通常的疗法」(一般都包含 CBT 治疗)效果更好,且更持久。在研究结束后两年,接受精神分析的来访者有 44% 不再符合抑郁症的任何诊断标准,相比之下接受其他疗法的来访者这一比例为十分之一。与此同时,瑞典新闻界也发表了一篇报道,政府审计人员发现,一项花费数百万英镑的旨在将心理健康服务转向 CBT 的计划被证明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