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晓明
弗洛伊德在1912年给学者的回信，意味着精神分析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连接，似乎也意味着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东西方文化发生了第一次碰撞。但在这一次碰撞之后，其思想只有一些杂志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方法在临床上也是尝试性的应用（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不管是因为其理论对性本能的强调，与中国的性禁忌无疑是很大的冲突，还是因为战乱，精神分析似乎很快被拒之在中国大门之外（郭本禹，2011）。1949年新中国建立直到1979年，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除了一些书籍的翻译出版，还有一些精神科医生将其理论尝试在临床上进行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实践，但在广度和深入上都未能得到更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各种西方理论涌入中国，掀起了一股西学热。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大学里开始传播，尤以高觉敷修订出版早年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1984）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87）为标志（郭本禹，2009）。此时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作为一个新生事务开始慢慢兴起。1983年、1990年、1994年有西方学者为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卫生工作者在中国开始举办精神分析研讨会和培训班，讲授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郭本禹，2009）。这是专门针对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工作者做的培训，他们开始尝试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使用其方法直接为大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要特别提出的是1997-1999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在中国开启了第一个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治疗师。这个培训班的骨干学员，目前大多成为中国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界的领导者（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
随之精神分析培训在中国得到了逐步的发展，精神分析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与方法，更是透过这些理论与方法带进了西方的文化。中国心理治疗对话第二期的专刊主题“精神分析在中国”封面中弗洛伊德与孔子的头像，无不象征着精神分析进入中国，像两个智者的相遇，意味着一种东西方文化间更直接的相互碰撞。本文以试图以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适应理论的视角，探讨精神分析培训所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相容与冲突，探讨中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警觉西方理论带来的以知识、价值观为代表的文化侵入，以及如何发挥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进入使用过程中的优势，兼收并蓄，以此促进精神分析在中国建设性的发展。
一、 精神分析、文化殖民主义与文化适应理论
精神分析从诞生之日起，其不仅仅是一种用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与方法，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等被写入西方哲学史、文学史中。精神分析的理论包含其人性观、决定论、本能理论、潜意识、人格结构理论等等（Gerald Corey, 2010）。有学者认为弗洛伊德的哲学是从生物的人出发，通过本能的中间环节，阐明精神发生和起源的哲学（范汉森，1988）。精神分析通过书籍、专业培训来到中国，更像一场思想启蒙，其哲学观点、文化视角无疑也不可回避的是一种西方文化的进入。而中国的国情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大众还缺乏心理健康的意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从理论到实践还多处于空白，一个发展了近百年历史相对成熟的学科与理论，到一个还几乎是空白的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同时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当精神分析理论进入中国，也像一个弱势文化（只是一个心理咨询的学派）进入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
那这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形成怎么的文化现象。让我们先来看看文化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殖民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和价值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和同化他国的文化现象（侯巍，2006）。当代的文化殖民主义大多通过科技手段、话语体系等把文化产品巧妙地包装后，并依托合法的外衣推行其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精神和道德的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认同某些行为规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从而达到文化殖民的目的。由于这一特征，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称之为“软权力”，他说：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刘海静，2006）。
文化适应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通过相互接触, 给接触的一方或者双方带来文化模式改变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孙进，2012）。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由学者约翰•贝利（John W.Berry）创建。他认为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只不过主流文化影响小而已。他提出了双维度模型，两个维度的考量是：（1）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2）和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而文化适应类型的确定取决于文化适应者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 文化适应者是否希望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 第二,文化适应者是否希望和客居国的其他社会成员建立和保持积极良好的关系?
如果文化适应者既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 同时也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便属于是融合的模式;如果文化适应者只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 而不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任何联系,便属于是分离( separation)的模式;如果文化适应者不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而一心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取得主流社会的文化身份, 便属于是同化( assimilation) 的模式; 如果文化适应者既不想或不能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 同时也不想或不能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联系, 便属于是边缘化。
如果借助此理论来看精神分析培训中国，国外精神分析师作为外来文化的代表，在传播精神分析思想，教授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过程中，和中国学员所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的的接触中，会产生怎样的文化适应。而在精神分析的世界里，显然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西方文化为主的精神分析，与中国只有20几年精神分析专业发展的历史相比，又是个强势文化，拥有软权力，又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呢？
IPA精神分析（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非主流）
主流文化 融合 同化
中国精神病学界 分离 边缘化
心理学界
IPA精神分析（西方文化，对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界强势文化）
弱势文化 融合 同化
中国心理咨询界 分离 边缘化
那么在中国的精神分析培训中所发生的这些碰撞会发生怎样的文化适应，又该怎么能形成有利于文化适应中良性发展呢。
当今精神分析培训的现状与文化碰撞
1.精神分析培训现状
当前，中国有很多精神分析培训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国外精神分析师为主导的培训项目，参与人数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中德精神分连续培训项目，目前已经举办了8期，每期接受培训的人员在120-180人之间；其次是中国与挪威举办的4期精神分析培训项目，总共有450多人参加了这个培训项目。这两个项目目前都有中国精神分析师参与合作，一起工作。中美精神分析培训由中美精神分析联盟CAPA组织，这是以美国为主还有欧洲、北美一些国家精神分析师通过视频，为中国年轻的心理咨询治疗师提供的精神分析培训。还有IPA中国发展委员会为20几个候选人进行的经典精神分析培训（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这两个项目都是外国教师培训；第二类是中国精神分析师举办的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师举办的培训，这些培训师主要是中德第一期项目学员。有的以个人名义举办培训，也有几个人联合依托某个机构共同举办的精神分析培训项目。参与这些项目的培训者远远多于中外合作培训项目，这些培训师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三是一些精神分析热爱者自发组织的各种精神分析学习小组、自我体验小组，类似于自我教育和培训，他们会定期在一起阅读精神分析著作，或者进行自我分析。
这些培训项目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以外国精神分析师为主的培训项目被热捧以2008-2010中德项目为例，最初设计有4个初学者小组和2个深造者小组，每个小组16名学员。但是因为申请参与者庞大，不得不扩大到9个初学者小组和5个深造小组。即使这样，因为人数和空间的限制，很多申请者还是被拒之门外（Matthias Elzer, 2009）。同样中挪项目也出现了此种情况，2013-2015年的项目有250人入选，仍然有许多人未能参加；
其二培训呈现学术界冷而民间热的状况。这些培训项目除了少数与国外学者合作项目由几个精神卫生机构组织之外，培训大多都由民间的甚至是非专业机构组织，没有来自大学心理学专业和专门的精神分析学院的举办。目前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有精神分析的系统培训，也没有大学之外设置的精神分析学院。即使是影响力极大有着重要开创历史意义的第一期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也是由一些学者联合起来以民间的名义方式而非由某一个大学、医院的学术机构组织举行；
其三中国的精神分析师、动力学取向的治疗师为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做了大量培训工作，这些人几乎到了中国所有的省举办精神分析培训，而不像由国外培训者为主的培训项目只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几个城市，他们成了真正的推广者，有的人除了完成医院门诊之外，一年内有学多时间在中国各地做精神分析培训。但他们都不是以学术机构的名义，而是多以以个人的名义进行。当然这些中国精神分析的先行者和推广者也将中国文化的诸多内容纳入到培训当中，在修订或者丰富传统的精神分析培训内容（张天布，2011）
其四参加者精神科医生、学校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少，社会心理咨询爱好者多。初学者为多，他们少有心理咨询理论和经验的学习。这些学习精神分析者也多有各种复杂的学习动机参与到培训项目中（贾晓明，2012）。
2.为什么精神分析培训会出现民间热
虽然中国大多精神分析培训来自于大学和心理学与精神科的学术界之外，也没有专门的用于精神分析培训的学院，但如前所述，各种精神分析培训却得到热捧。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有着多种原因，既与当下心理咨询人员的需要专业培训有关，也与精神分析理论本身所带来的吸引力。
（1）获得专业认同并满足权威心理
目前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人员整体缺少规范、系统的专业培训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这些人员既包括心理学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精神科医生，也包括许多非心理、精神科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些人难以胜任专业工作是明显（黄希庭，陈红等，2011，安芹、贾晓明，2011），但也渴望系统学习，获得专业的认可。在诸多学派的培训中，精神分析培训在专业认可似乎更有吸引力。
首先是向权威认同。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是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地位。他所创建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协会的精神分析师，由精神分析师培训的分析师也似乎延续了这种权威性。第一批中德班学员选择精神分析的理由也多为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老祖宗是弗洛伊德，要从正根学起。
中国30 多万的心理咨询师，由于他们只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缺乏心理咨询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即没有得到专业学会的认可，也没有得到大学的认可，也没有法律的认可。专业认同不是单个个体的自我认可，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需求与期待。杨蕴萍（2011）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对于中国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咨询师、治疗师精神分析培训提供了专业认同的机会。这种文化上的专业认同特别表现为需要一个更权威的专业组织的认可。无疑跟随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国外精神分析师学习，获得相应的培训证书，成为获得专业认同的重要象征。他们可以说我是IPA的候选人，会以是中德、中挪班学员为自豪。而从业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师中，精神分析取向的确实比其他学派自我认同都高，并且有显著性差异（李雅文、杨蕴萍，2011）。
另外中国精神分析的培训者在中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多处于领导者的位置，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被许多心理咨询师视为偶像。有不少的粉丝，参加他们的培训也成为一种荣耀。这似乎完成了权威认同传承：个人的追随－培训项目—中国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学员－德国与外国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德国、挪威、美国等国家精神分析师尤其是IPA对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极力推动。他们成立了中国发展委员会，在中国召开第一届亚洲精神分析大会，派专家到中国为IPA候选人做连续的培训，（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还没有哪一个流派的国际组织会如此在中国推进各种培训项目，他们更像个布道者在完成一个使命，将精分析传播到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方是中国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极度渴求，学习者对精神分析充满权威期待；另一方，IPA和国外精神分析师的大力推广，这无疑形成了历史上的一拍即合。
从文化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一种软权力，是价值观的无形渗入。
（2）精神分析培训从理论到形式满足了自我探索的需要
从内容上，精神分析被称为深度心理学，注重对人性及潜意识的探索，这跟中国文化所强调的自我觉察似乎一脉相承。论语讲“吾三日省吾身”，即每日从三个方面检查自己，后指多次自觉地检查自己。自我觉察、内省在中国文化里一直被推崇。但是虽然强调内省，但内省本身也似乎有些东西不能触及或者难以修通，如谈性色变、儿不嫌母丑这些文化，使中国人一致对性为莫如深，对来自于家庭与父母的冲突，对父母的愤怒、不满，因为孝道等而不能表达，忍是被推崇的理想人格之一（贾晓明，2008）。但是精神分析的潜意识、性本能、攻击本能、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论，俄狄浦斯情结、防御机制等等理论，虽然晦涩，但似乎打开了一扇门，为那些百思不得其解的诸多心理冲突找到了答案。特别精神分析培训可以公开地、合理的对这些禁忌的主题公开地进行讨论，如性方面的主题，包括性的欲望、性虐待、乱伦、同性恋等等。对于受训者来讲，培训中的理论学习、个案督导本身就是一个压抑宣泄的过程，也是深入理解内在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修通的过程。精神分析还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除一个人的自我限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分析意味着对自己的解放（曾奇峰，2013）。
从培训形式上，自我体验作为精神分析培训中重要环节，这也为带有心理困扰的学习者利用培训而解决自身的问题找到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在中国有心理困扰、心理障碍去求助心理咨询和治疗还是比较难以启齿的事情，怕被他人认为是精神疾病，有耻感（谈佳颖，2011）。至此解决自身心理问题成为不少人学习心理咨询与治疗的重要动机，精神分析培训作为培训的内容和标准之一就是一定要做一定时数的自我体验，而这种规定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而其他学派大多无此明确的要求。这使精神分析培训有了特殊的吸引力。
另外，那些因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被收养、寄养等而有着不良母婴关系、母爱缺失的个人经历，导致“不安全依恋”、“分离焦虑”等心理现象，客体关系理论、依恋理论可以给予很好的理解与帮助（丛中，2013）。因为战争、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造成的代际创伤，（雷雨佳，2013）。中国父母的望子成龙、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孩子们也会努力学习，绝不辜负父母、老师的期望，科胡特的自恋理论和自体客体的概念可以很好予以诠释和解读。尤其是培训师充当了理想的客体，自恋的供给物。也是说精神分析的许多理论也可以很好地帮助受训者在自我体验过程中去修通带有社会文化特点的心理问题。
总而言之，精神分析理论本身、精神分析培训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满足了受训者的需要，也在文化上似乎有了一定的适切性。
（3）精神分析在文化层面被拓展
在诸多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流派的培训中，直接用中国文化进行解读，或者加入中国文化的内容作为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概只有精神分析了。在以中德一期精神分析培训学员为代表的中国精神分析师所进行的培训中，在文化层面对其理论和实践进行拓展而这些实践包括：
一是用中国文化的例子去解释精神分析并丰富其内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很容易与精神分析的理论相连接。比如《孟子》里讲“食色性也”，讲吃和性其实是人的本性，类似与弗洛伊德的性本能。中国第一代精神分析培训师多有很好的中国文化积淀，他们用成语解读防御机制（曾奇峰，2006），用历史故事讲解俄狄浦斯情结，并探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里的俄狄浦斯表现特点，以及解决的方式（施琪嘉，2004；张天布，2011）。精神分析理论的晦涩难懂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将中国文化与精神分析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即使一种文化上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创造性地发展着精神分析，培训不是在简单的照搬，而是结合中国文化一种理解后的阐释，这已经是一种再创造，而这种创造性也成为培训师乐此不彼的动力，也成为吸引学员参与学习的重要原因，因为加中了中国文化的解读，他们似乎更容易理解，进而更愿意接受精神分析。
二是较系统将传统文化与精神分析进行结合，发展出较系统的培训内容。如果说80年前弗罗姆与日本学者写的《禅宗与精神分析》，那么今天中国的精神分析学者张天布从研究驻相与精神分析，到禅宗修行的参话头作为修通阻抗的方法，在精神分析与佛学方面多有心德。他组织翻译了《精神分析与佛学展开的对话》（Psychoanalysis and Buddhism: Unfolding Dialogue）(Jeremy D. Safran 2012)，在其精神分析的系统培训课程里，佛学与精神分析成为重要的内容。
李小龙对孝与精神分析的探讨，吴和鸣把精神分析当成科学方法论，将精神分析当成一种质性研究，他关注代际创伤，认为这是精神分析的根本，由此形成其个人的精神分析培训框架：描述性理论、代际创伤、质性研究。
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培训，恰恰使中国学者在文化碰撞中发展自身的理论，在文化冲突中证实自己，而且由此推动理论的发展（于是，2012）。
3.为什么精神分析在学术界遇冷
在中国相对于民间对精神分析培训的热捧，精神分析在以心理学、精神病学为代表的学术界，是处于边缘化、非主流化的位置。其具体表现和原因也是多样的。
一方面精神分析因为缺少实证研究，其潜意识、性驱力理论等常被定性为唯心主义，被许多主流期刊公开的批评和否定（方轻，2011）。加上咨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在心理学界本身就属于年轻学科，大学里少有以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的教授，以精神分析为取向从事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的教授更少，也少有开设的相关课程（钱铭怡，2007）。由于学术界的评价体系主要看科研课题和SSSCI、SCI等学术期刊文章的发表，以实务为主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比较难进入传统的实证研究科学范式中，相对于认知行为治疗等其他学派，精神分析可以说难上加难。目前中国学术核心期刊发表的有关文章精神分析实务研究的论文1980-2013年只有20几篇。精神分析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够，甚至更被认为象是玄学（方轻，2011）。
而在精神病学界主要是循证医学，生物医学模式，精神疾病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虽有一些精神科医生尝试使用精神分析方法做心理治疗，但是很少受到支持和鼓励，甚至被排斥（杨蕴萍，2011）。
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尤其是培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造成学术界的一定质疑和负面印象。首先是生活中一些学习精神分析的人，尤其是初学者在生活中见到人就做分析，并且常用精神分析术语攻击他人，比如如果别人提出不同看法，就认为他人是在“投射”，如果别人不接受他的看法，就会认为他人是在“阻抗”。精神分析似乎成了一种武器和工具，导致他人反感，不愿意接近和避之，甚至在心理咨询治疗界的同行里也多有这种感觉（贾晓明，2013）。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精神分析师在他们的咨询与治疗实务过程中，也出现不恰当使用精神分析技术的情况，如咨询师忘记赴约咨询，再面对来访者时没有基本的道歉反而询问来访者为什么让咨询师忘记给他咨询，认为这是移情所致。还有咨询师在咨询中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过早打破来访者的防御机制，不顾是否临床需要、是否来访者做好准备，只是一味地探究早年过往创伤，被业内外称为“野蛮分析”（贾晓明，2013）。这些精神分析取向咨询师在实务中的表现，不仅与与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许多文化传统相背离，使本来就对精神分析半信半疑的中国学界造成不少负面影响。
另外精神分析对个人利益的强调，这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产生一定的对立。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分析师在他们的临床工作中也感受到这种冲突（钟杰，2011）。在现实工作层面，一些精神分析的受训者表现出比受训前更多拒绝所在心理学、精神卫生机构提出的、认为合理的工作要求，拒绝的理由是他们要维护自身权利，认为是自我一种成长的表现。然而在以集体利益为重的中国文化背景下，这种拒绝会被认为是自私自利，某种程度导致这些心理学、精神卫生机构对精神分析的排斥。
如果将高校、科研机构、精神卫生机构、专业学会作为代表一种主流文化，强势文化，那么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相对为是一种弱势文化。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看，对外来文化的精神分析会有一种排斥性，而且因为强势文化也对弱势文化不提供这个舞台
二、 中国精神分析培训中未来发展的建议
在中国大众需要心理健康服务，急需大批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专业人员之时，以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为主的各种规范化培训显然是需要的，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培训也不会停步。但需要正视的是未来精神分析的培训需要对文化碰撞引发的问题予以警觉，并探讨中国文化在精神分析发展中的作用。
1.对话而不是独语
2012年第三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设立了“独语与对话”的专题会，这无疑是一个反思精神分析如何进入中国的视角。全盘照搬西方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全盘采用精神分析的培训方式、全盘使用精神分析师的资格条件无疑就是一场独语。然而将独语变成对话并不容易，目前IPA在中国的候选人只有20几人（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按IPA标准，如何满足中国13多亿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其实已有许多学者对现有精神分析的培训进行反思和质疑，有学者指出没有研究证明按照IPA培训标准培训出的治疗师其治疗效果会好于不按照这个条件进行的培训和自我体验的治疗师（Mitchell Wilson，2010）。有学者对美国近1 0年精神分析候选人和APsaA的人数呈下降趋势现象进行探讨，其中的原因与培训方式和资格条件有关（Debra A. Katz等，2012）。更有学者认为对培训标准的固守是为精神分析本身的自恋需要（Deborah L. Cabaniss / Hillery Bosworth，2006）。因此这些标准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无可置疑，恰恰需要在中国的培训中被质疑和改进，这就是一种对话。
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培训更表现为一种话语权。IPA成立了中国发展委员会，他们有计划地在中国培训、召开学术会议，研讨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但在介绍这些工作的文章里，少见中国学者对精神分析的反思与在精神分析领域所做的努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学习者、从业者会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和人员尊敬为前辈，但这不等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及言听计从。中国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及成员应在中国精神分析培训的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与西方学者一起探讨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培训方式、培训标准。中德一期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在培训形式、督导时间、自我体验时数等方面其实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精神分析培训方式，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lf. Gerlach2001；肖泽萍2009），这是精神分析发展过程的重要实践，是难得的一场良性对话结果。
2.精神分析培训需推陈出新，在文化上良性融合
中国精神分析的培训不但需要与西方对话，同时从文化适应理论来看，还需要推成出新、良性融合。推陈出新的含义是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新的事物。具体到精神分析的培训，指的是去除培训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内容、负面影响，而将其有价值的、有效的理论方法、培训方式等保留下来，同时纳入中国学者在文化层面对精神分析理论、实务中的探索，促进精神分析多个层面的创新发展。良性融合是指精神分析在中国作为一个外来文化，既不能以权威自居固守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被以学术界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所排斥或边缘化，也不是放弃文化身份简单被同化，而是保持自己一定的专业特征，同时吸纳中国有营养、可借鉴的文化特征，使精神分析得以新的发展。在未来的精神分析的培训，中国学者需要做的努力：
（1）去权威化如前文所述，精神分析的权威性满足了一些受训者对权威的崇拜，进而通过认同权威而获得自我认可，同时利用精神分析的权威性去满足个人好奇心和攻击性。这种权威人格特征既不利于学习者自我心理健康与专业的发展，也会对他人造成伤害（阿多诺，1950）。因此在精神分析培训中需要去权威化，对精神分析是尊重而不是迷信，对培训师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平等自尊。西方精神分析师在中国培训时要对这种权威性有所重视，警觉在确定培训方式和制定培训标准时以权威示人，中国精神分析的培训者和受训者更应在学习中觉察和处理权威心理对自我心理的影响。
（2）去文化殖民化。按照文化殖民主义的观点，拥有优势和地位者会自觉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侯巍，2006）。显然西方精神分析培训者有其专业上的优势和权威地位，尽管精神分析标榜中立、节制，但是在高密度、长时间的自我体验中，无疑也进行着自我价值的渗透，这体现在接受西方分析师长期自我体验的一些受训者所表现在临床与生活中的较强个人主义特征。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精神分析培训由中国学者担任，但他们具有系统的精神分析理论学习，在授课和督导中加进中国文化的内容，他们为中国受训者进行的自我体验更能从文化的角度给予理解与修通，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而这本身就是去殖民化的实践。
（3）取其精华，创新发展。精神分析理论讲授、案例督导、自我体验三位一体的培训方式，在中国是被认可的培训方式，尤其感到自我体验的重要性。但由于缺少师资、以及经济、时间等原因，自我体验多不采用高频的方式，多每周一次，也有每月一次，甚至6个月一次。被体验者多表达收到很好的效果。虽然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但是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每周4-5次的自我体验并不是绝对的受训标准。中国的禅修讲自我修炼、道家讲无为而至。生活本身就是禅（霍大同，2003）。这种自我提升的境界与规律式的、刻板的经典精神分析培训相去甚远。但中国人的这种修行态度与方式也许是中国精神分析培训的另类体验方式。
总结
中国是有着5000多年文明的古国，文化博大精深。精神分析来到中国，在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其实也为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有人预言，21世纪的精神分析发展在中国（孙瑞琛，2012）。像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样，中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虽然起步只有20多年，但有着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也许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学习精神分析的人数最多的国家。精神分析理论要在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中得以创新，这需要：
- 有志于精神分析的学者进入大学，从中国文化视角对精神分析研究，丰富和发展精神分析理论，并将研究结果很好地应用于咨询与治疗实务中。
- 中国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要勇于尝试改革，总结以往探索经验，制定可行的、新的培训方式，资格认证标准，而不只是照搬照抄。
- 条件许可时成立中国精神分析研究院，进行规范化的、系统的专业培训。
当然这不仅是中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人员的努力，也需要西方精神分析学者、实践者打破权威，在文化适应的前提下的参与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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