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早与父母分离给中国孩子带来隐秘创伤
作者: 纽约时报 / 3188次阅读 时间: 2015年11月12日
标签: 创伤 寄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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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泽西州韦恩的德保罗天主教中学,有中国学生就读。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14岁姑娘塞尼娅(Sainiya),怎么能应付欧洲寄宿学校的生活?爱尔兰一所名校负责招生工作的一位女士提出的这个问题,让塞尼娅的父亲、身在北京的出版商贺雄飞感到难以置信。

“从3岁开始,她就在寄宿学校上学了,”他说,似乎这一点能回答上面的问题。但事实是这样吗?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家长为孩子选择海外的教育,希望他们在健康的环境中,以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为基础,学习世界级的技能。贺雄飞便是其中之一。

他也是将孩子送去“托儿所”的数百万家长之一。这种传统始于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只有3岁大(有时甚至是2岁)的孩子一周都待在学校里,有时会回家过周末,但并非总是如此。

在圣哥伦比亚学院(St. Columba’s College)的那一年里,除了不喜欢那里的食物,塞尼娅似乎适应得很好。但这个结论恐怕并不明确,因为比起对水煮蔬菜的厌恶,情感创伤更难察觉。

在中国,新一代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精神分析学家担心,幼年与父母或主要看护人分开的做法,给数百万中国人造成了深刻而隐秘的创伤。在这里,一代又一代人都认为,这样做是正常的。

这些专家认为,早年与家人分离作为一种有文献记录的心理学现象,在成年后造成了情感问题,他们可能无法形成健康的家庭关系。觉得幼时遭到抛弃的他们,会深深地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到沮丧。

下个月,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认证的分析师刘翼灵、北京大学的钟杰博士和伦敦塔维斯托克中心(Tavistock Center)的王虓博士将在北京大学举办两场公开讲座,以及一场名为“精神分析中的早期分离”的研讨会,研讨会将持续四天时间。他们试图以此帮助修复中国的心灵。这些活动面向的是那些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以及考虑以精神分析为职业的人。

那场革命结束后,为了给家长,尤其是母亲们腾出时间,让他们能离开家门去工作,中国修建了许多“托儿所”。让母亲们走出家门是解放女性这个官方目标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共产党的需要。

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时期,这种现象达到了顶峰。当时,毛泽东下令中国实行农业合作化和加大工业生产,从而超越美国和英国,于是许多孩子被送去了寄宿学校。

在《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一书中,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tter)记录了当时幼儿园骇人听闻的情况。饥饿、疾病和玩忽职守的现象相当普遍。

如今,把孩子留给祖父母抚养,好让承受着巨大经济压力的父母长时间工作的做法,在文化上也被人普遍接受。但刘翼灵称,这种做法可能也会造成分离创伤。

“所有人都说爷爷奶奶带孩子没问题,”她说。“但患者告诉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和我说,当时真的很想爸爸妈妈。”

中国的家庭不再会因为政治运动而分居多地,但现在的托儿所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网上,家长们问道:“我工作太忙了,南京或上海哪儿有托儿所?收费是多少?”

中国约有5500万名儿童被进城打工的父母留给了农村的亲戚,兴许一年只能和父母见一次面。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祖父母把孩子交还给父母时,孩子可能已经认不得父母了,这又是一种分离。“这真的是个大问题,”刘翼灵说。

在爱尔兰那所学校,塞尼娅的变化很大,尽管她只待了一年。她瘦了,并且似乎很受同学欢迎。但她父亲有些担心。“你觉不觉得她谈恋爱了?”他问。我不知道,我猜想塞尼娅也不会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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