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转换――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204
作者:杨鑫辉
【作者简介】杨鑫辉(1935-)，男，南京师大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一直在发展之中，但已有的方法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学科发展的要求和步伐，因此，新的研究方法对其来说是必要和关键的。我们提出实证诠释和转换的方法，把中国心理学史从过去的义理诠释推进到实证诠释，把挖掘的原则扩大到转换，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能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同时，在心理学的方法论中，还可以起到促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作用。
【英文摘要】The mentods of Chinese ancient psychological thought's history are developing all the time,but it can not suit the demands of the subject's development,so the new methods we are pointing out are necessary and pivotal,the demonstration-annotation and conversion can improve the methods of Chinese ancient psychological thought's to a new step from philosophy's and history methodology,also,it could be more beneficial for modern people and combine scientism and humanism well.
【关 键 词】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心理学史/义理诠释/实证诠释
Chinese ancient psychologial thougt's history/history of psychology/demonstration-annotation/hermeneutics
【正 文】
方法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关键，西方学科中甚至有以问题为中心或以方法为中心之说，当然，实际上，偏重哪方面都不行。中国心理学史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内容和方法对其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某些时候，我们似乎对问题更为关注。但方法对于中国心理学史来说，牵涉到其发展的方向和生命力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慎重对待，并不断创新，这样中国心理学史也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的传统方法
当然，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实际上一直在不断扩展深化。它也是中国心理学史不断茁壮发展的基奠。早在学科创立之始，潘菽、高觉敷两位前辈心理学家就对中国心理学史提出了方法上的建议，并且主要是针对方法论提出的，他们都非常强调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指出：“心理学思想发展史既要看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又要看到它的发展的内在逻辑，二者不可偏废；或者可以说，心理学史对心理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条件要内外兼顾。”[1](P.6)燕国材教授则在1996年提出实事求是、古为今用、材料与观点统一的三个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具体的研究方法：资料整理法、纵横解剖法和系统比较法。[2](P.16)
笔者在从事心理学史的20多年历程中，也对心理学史的方法作了系统的研究，最早在1983年提出了纵横交错比较的研究方法[3](P.57)，1994年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一书中进一步概括为：坚持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总的指导思想，贯彻以心理实质为主线、古今参照古为今用和科学历史主义三条原则，采用归类排比法，史料考证法，纵横比较法，系统分析法四种具体的研究方法。[4](P.26-29)由于人的心理本身是及其复杂的，而中国思想史上有关心理的论述精深浩繁，且各具特色，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开始的方法在中国心理学史得到初步发展之后，渐渐不能适应新的研究内容了。必须有新的方法。1997年，提出了一导多维的方法学，即“坚持一个指导思想，遵循多维研究原则，采用多种具体研究方法”[5](P.15)。在具体研究方法方面，在原来四种方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实证检验法、义理诠释法、计量研究方法等。
实证检验法是采用现代实验、实证来验证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科学性的方法。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的许多心理学思想大都是实践经验与思辨的结果，现在看来似乎仍然是正确的但又缺乏充分的根据。如果要在实践中运用，最好是能得到科学的验证。这在中医心理学思想研究中经常遇到。因此，有些研究者就用今天的实验方法去验证古代某些心理学思想理论。如用动物做实验，检验（黄帝内经）提出的“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说法。有的研究者用西方人格量表法检验中国古代“阴阳五行”个性说，这种研究方法我们就称之为实验验证法或实证检验法。我们也很早就提出用现代心理测量方法检验中国古代的“七巧板”、“九连环”。当然不是所有的古代心理学思想都适合用这样的方法来验证和检验的。
义理诠释是整理、研究古籍文献的重要传统方法。历史上，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注疏释义等就是用此种方法，它包括了对字句的疏注、解析和对文献义理的解释、阐发。尤其对义理的阐释，能发掘古代文献所蕴涵思想的深度，甚至能借以发挥今人的思想倾向，如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便是以此阐发其变法思想。正因为对注释的看法和态度不同，又产生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说法。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在一定的阶段，我们提出借助历史、哲学中的义理诠释法来挖掘和整理古代学者的心理学思想，探索其微言要旨。可以说义理诠释是释义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而释义学本身又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主要方法，并且它不仅仅包括义理诠释，还包括实证诠释，利用实践中的数据对理论重新进行阐释的过程，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作为诠释论而又超越诠释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克思创立的一种独特的理解――释义的理论，马克思指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实践释义学”。
二、西方心理学中的释义法
在西方，释义学又称解释学或诠释学，最早是指“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释，中世纪则是用以对圣经或古典文献进行诠释或注释的具体方法。后来逐渐推广到研究统一的、一般性的理解问题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历史领域”[6](P.80)。这是古典解释学。古典解释学向现代解释学的转变表现为从单纯的认识论、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解释学的核心是“文本”的理解问题。文本是指人类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所形成的它的元素。另外，解释学达到的是对意义的理解，意义的理解遵循整体性原则。理解或解释的媒介是人的语言或言语。
从现代心理学来说，解释学对现代西方心理学尤其对理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西方心理学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文本为对象，以理解和解释为方法，重视整体性和历史制约性原则。解释学方法论作为西方心理学方法论的第三势力，支持了人文科学倾向的心理学的发展，同时，它自身又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色彩。”(P.81)
理解心理学用体验、理解和解释等方法试图尽可能完整地分析、描述生命，实际上就是解释学的运用，这种对生命的解释最后扩大成为一种历史方法，实际上扩大成为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精神分析对意义的寻求过程来看，也完全是一种解释学的程序。弗洛伊德的释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表层意义探索深层结构的释义过程，而对是神经症的治疗同样也是一个释义过程，因为治疗的任务就是揭示症状的意义及其和潜意识的关系，法国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采用的也是解释学方法论，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解释，不是简单的回归性解读，而是一种新的发展。
从上文可知，释义学的对象是日常实践活动的语义的或文本的结构，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即把人文的心理现象、人的行为看作一个有意义的、有内在结构的统一体，一个文本。其次，释义学所运用的方法不是逻辑分析，不是观察或实验，它倚重的是内省、体验、理解和解释，其释义的结果带有历史制约性，因为释义者本身必然受着时间、主观等各方面的影响，这和实证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客观性、准确性、和可证性、不作任何价值判断、不带任何主观是截然对立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正是两者互补的地方，释义学的缺陷：缺乏普遍性、精确性、再验证性正是实证主义的优势，若结合二者，必定有一个崭新的局面。即实证的诠释法。用定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的验证，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解、描述和诠释，以达到对人类心理现象的全面理解。
三、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新方法
中国心理学史从创建到发展，历经20余年，其基本的方法体系在这其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新世纪来临之时，中国心理学史面临着往何处发展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中，方法的改革又是一个关键。若继续停留在老的方法上，势必会影响中国心理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因为从某种意义说方法毕竟决定了它的内容。方法贫瘠，内容也不可能丰富。那么，中国心理学史这门学科的生命力是有限的。如何让它成为一门贯穿古今，横跨东西，切实指导人们实际生活，不断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使之成为一门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学科，正是中国心理学史应努力的方向。故此，在近两年以来，我们在研究实践中提出以下新的研究方法。
1.从义理诠释到实证诠释，从哲学诠释到心理学诠释
冯特曾说：科学的进展是同研究方法的进展密切相关的，近年来，整个自然科学的起源都来自方法学上的革命。这句话，同样适宜人文科学，适宜中国心理学史。中国心理学史发展了20多年，其研究方法当然也在不断地扩展深化，从最初的排比归类等到最近的义理诠释，目前，已有的各种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论著对某种心理学思想的阐发，也都是义理诠释，以阐发古代心理学思想之精微。但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原有的方法又慢慢变得难以适应新的内容了。如义理诠释法，它是整理、研究古籍文献的重要方法，但心理学毕竟不是历史学，也不是哲学，它的研究范围不能仅仅限制在整理研究古籍的范围内，它还有更为广泛的内容和任务，研究古籍仅仅是作为一个基础，进一步把这些古籍文献的思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验证出来，并转换成对现代社会有用的知识和经验，以帮助现代人的生活和实践，才是它真正的目的所在。因此，义理诠释在中国心理学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有其巨大的作用，今后还同样要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不能仅限于此，它必须发展。发展的一个途径就是引入现代心理学中的方法，如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但如果在中国心理学史中，仅仅用定量的方法去验证，分析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古代本身并不存在着科学心理学，而只是零散地分布着各种心理学思想。这些思想想可以用现代心理学的框架把它们整理组织起来，并用实证的方法对它们进行验证，但到这里工作实际上还没有结束，还必须用现代的语言形式重新表述它们，使它们成为容易被现代人理解并接受的知识，因此，在实证的基础上，还必须进行诠释，即把整个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当作一个文本，对之进行验证、释义和理解，这样，古代的有价值的心理学思想才能在现代重新焕发它的光辉。这正是实证的诠释研究，这种研究首先进行抽象、定量分析、以求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推论和预测。其目的在于达到对概化的抽样事件的理解，并作出推论。但它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在达到对人类的心理现象的理解，它在实证，同时也在诠释，所以称之为实证诠释。当然，心理学中的诠释并不就仅仅是实证诠释，还有传统的诠释方法，这是从早期的哲学诠释逐渐演化而来的。这种研究模式“着重个案的、质化的分析，其目的是达到对具体的个人的临时的对话事件的理解。”[7](p.74)在这种研究中，提倡重视直觉和洞察力的作用，提倡研究原初、生动、丰富的心理生活经验，它本身具有具体性、生动性、和丰富性。在中国心理学史中，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把原来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的许多内容纳进它的研究范畴，从而丰富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范围，并发现许多用过去的方法无法探讨研究的心理学思想。如对某一位思想家的著述、言语、对话或与别人的往来书信，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诠释和定义，找出其中潜藏的心理学思想。这对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内容和范畴将是大有裨益的。
过去，我们在以现代心理学为框架的总方针下，采用史料考证、归类排比、纵横比较等具体方法，挖掘整理了系列的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知识，但我们找出这些与现代科学心理学相符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为了要更进一步找出古代的心理积淀在现代人的心理、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这些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底蕴，它是如何影响现代人的；现代人在重塑新型人格，调整心理结构的时候，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要借鉴的是什么？要注意、克服的又是什么？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有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和整理，而且在于要验证转达这些思想和观念的已被认识的价值，去传播表明它们之所以是真的并且值得被人接受的诸种理由。”[8](p.52)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提出新的方法，即实证诠释和转换，以更好地促进中国心理学史的发展。
实证诠释则是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即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验证之后，再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预测和推论。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多是通过经验和直觉以及顿悟等途径得出，当然，它也经过漫长历史时间的检验，但是它仍然不具有科学性，没有科学所要求的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我们要把它用于现代生活的时候，必须通过科学的检验，证实其普遍性，传统的思想才更能在现代发挥其作用。而这件工作，必须由中国心理学史这门学科来完成，这就需要学科方法的更新，实证诠释恰恰是一个适合这项工作的方法，因为它不仅需要用实证的方法进行验证，验证之后的诠释同样是很重要的。正如同心理学中的实证诠释，它所有的实证工作都仅仅是为了达到对人类心理现象的理解，把它用在中国心理学史中，这个目的同样没有改变，实证是工具，诠释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现代意义、作用才是目的。
2.从挖掘到转换
转换是指在符合形式逻辑规则前提下，一个符号或命题可被另一个符号或命题替换。对于心理学史研究来说，转换是大有必要的，因为，许多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必须转换成现代的科学知识，才能为现代人所用，否则，挖掘、整理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就失去其价值了。有时，甚至还必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或实证方法进行验证之后，证实它是有科学价值的，然后再转换成现代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知识体系，这样，才可能真正作为现代人的知识，而为现代人服务。并且，这种转换不能是简单地注释、翻译，而是要把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整合到现代的心理学机体中，把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和现代的科学心理学加以整合，形成新的独特的心理学体系。换句话说，是要给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注入现代的活力，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创造性转换的过程。正如同历史上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关系，“六经注我是忠实的理解，我注六经便是创造性的转换”[9]，在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过程中，这两个程序都是必须的，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发展，基础我们已经在做，还要继续做下去，但同时，更要发展，中国心理学史在经历了20多年的成长之后，应该说，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它的发展，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大力提倡的是创造性转换的“我注六经”。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养生心理学思想的实证研究与诠释转换课题，正是一个关于用实证诠释和转换的方法相结合的例子。中国古代的养生心理学思想和中医心理学思想一样都是非常丰富的，研究中国古代养生心理学思想与中医心理学思想，不仅具有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意义，而且与现代人的健康生活息息相关，尤其对中国人而言，一脉相承下来的传统知识对现代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和有用。而且，古代养生心理的原则和方法，对现在人们的心理卫生教育与实践，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发生重要影响。但正如中医一样，只有通过现代医学验证其科学性之后，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中国古代的养生心理思想也只有通过现代生理心理的实验实证和诠释转换，才能在今天的实际生活中得到更好地应用。这也是我们目前正着手准备做的工作，即采用实证诠释和转换的方法，通过各种现代生物科学仪器和实证方法来验证古代养生心理思想，再在此基础上，用现代的科学知识体系整合它，使它真正为现代人所接受的养生心理学知识，使中国古代这些闪光的思想可以在现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除了心性问题之外，很大的篇幅都放在应用心理上，这和中国文化本身有关，无论是儒、道、佛还是其他各学派，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人的日常人伦关系上，关心人的现世生活，而不像西方那样多考虑超越、终极价值等问题，因此也导致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在应用方面特别的丰富。在教育心理、医学、军事、文艺、社会、儿童、梦的心理等多方面都有精辟而全面的论述，作为研究它们的中国心理学史，应很好地借助它们，使本学科和实际生活有更多的联系，使这些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在现代人的身上，体现出它们的价值。虽说，时移世迁，但受着同一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心理在许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现代人也许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但这并不影响到古代应用心理思想的价值。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它转换成适用于现代社会，并为现代人所接受的一种知识或工具。这就要借助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工具，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充分检验其价值，并把它转换成有现代意义和现代体系的科学知识，然后帮助人们提高生活品质。“在这方面，其实已有成功的例子；像对‘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问题的实验探讨和验证；五音对五脏的心理生理的实验检验，采用电脑经络探测系统仪，测查与五脏相对应的经络、穴位在静息状态和发音状态下信息值的变化，已初步证明五音和五脏之间存在着心理生理上相关联的密切关系，五音对五脏的对应性，五行、经络理论的相关性，以及声音表象的作用问题。”[10](P.129)借助适当的手段，把古代的一些心理学思想转换成现代心理学知识，最终在实践生活发挥其功用，将是中国心理学史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
四、新方法的意义
1.充分体现古为今用的学科原则
中国心理学史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门历史学科，但却又是关于心理学的历史学科，因此，它担负的责任不仅是一般历史学的任务，还有心理学的任务，即帮助人们克服心理问题，增进心理健康，提高生活品质，这就需要将中国历史中有关的心理学思想挖掘、整理并转换过来，为现代人所用，即古为今用，可以说，古为今用是中国心理学史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它也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生命力所在。所以笔者曾经强调：“我们研究心理学史决不是钻心理学的故纸堆，而是站在今天研究过去，展现未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研究心理学史的真谛应当是：治史之意不在古，论古之旨却在今，通古变今，昭示明天。”[5](P.2)
而要实现古为今用的原则，只有使方法不断地得到发展才能使中国心理学史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更好地体现古为今用的原则。早在1983年，潘老就提出要将古为今用的原则作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说：“我们所要挖掘并加以发扬的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必须是能为我们所需要的科学心理学所用，能纳入到我们所要建立的科学心理学体系中去，因而构成我们所需要的科学心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基本看法。因此……我们并不是单纯为了古代心理学思想而研究古代心理学思想，尤其不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包揽一切所谓的心理学思想。”[11](P.134)潘老的意思非常明白，我们挖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为了以其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科学心理学体系，挖掘是为了更好地发扬、建构，决不是为挖掘而挖掘，也不是不加选择地挖掘，否则，古为今用的原则就得不到体现。而这一原则如果在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中得不到体现的话，其学科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20年来，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一直在不断进展，但由于受方法的限制，许多古为今用的工作还无法做到。因此，潘老提出的这一原则还没有得到充分地贯彻。这样的话，中国古代心理学史这门学科的价值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它如果不在方法上创新发展，那它就很难成为中国的科学心理学的有机部分，而无法进入科学心理学的殿堂。因此，方法的发展与更新对一门学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尤其是对于中国心理学史这样一门结合古今的学科，它的方法的发展尤其重要。只有在方法上不断创新，它的研究内容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展，这样，这门学科也就不存在掉入历史的陈迹之中的问题。同时，只有在方法上，与世界心理学同步，才有可能和它们交流对话，才不会被时代抛掷在后面。
2.有助于心理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西方科学心理学自诞生起，就有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的倾向，冯特和华生分别是科学主义倾向的开始和极端。但这种极端的倾向遭到格式塔心理学尤其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反对他们认为人有独特的性质和特征，要把人当人研究，而不是当物研究。这样的观点和行为主义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导致心理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文化的形成。在这两种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它们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中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实证主义一味地模仿自然科学，把人当成物来研究，而把人的社会性等实证方法无法研究的特征都丢弃一边，最后造成实证的原则凌驾于方法和对象之上的根本原则；现象学则强调不仅要从物理的、生理的、和生物方面去研究人和理解人，更要从精神和社会方面去研究和理解人，但人文主义及其方法―现象学又过度夸大情绪、需要等非理性的体验，在方法上有时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因此，比较好的方法显然是融合二者，扬长避短。但如何融合，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问题，心理学家们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作为中国心理科学的一部分，而成为世界心理学的成员之一，它的研究方法的发展同样可以有助于整个心理学的发展。实证诠释和转换的地方，正是结合了实证主义和现象学方法的优点，把它们集于一身，既不排斥精确量化的科学研究，同时又有诠释作为补充，这样更有效地帮助我们把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转化为现代的科学心理学知识，更深刻地阐释人类心理的奥秘，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生活，更健康地生活。新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中所取得的成绩，必能更好地推动它在心理学其他分支学科中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无形之中，对推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必能助一臂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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