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波波维奇:存在焦虑与存在喜悦
作者:纳什•波波维奇(Nash Popovic)
东伦敦大学斯特拉特福德校区心理学院
引 言
本体论意义上的影响是否有可能超越所谓的“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首先,我会阐述这些概念,进而主张这样的转化需要特定的思想框架来完成。本文也将分析人类处境(human condition)(通常与存在焦虑相联系)的一些特征。
本文论述了存在喜悦(existential joy)在存在焦虑
自从克尔郭凯尔之后,几乎所有的存在主义学者都涉及了存在焦虑这一主题,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些学者的观察和结论却又有很大不同,所以这个概念仍然有些模糊不清。为了使存在焦虑这个概念更清晰,一开始我们来区别焦虑(anxiety)和恐惧(fear)这两个不同概念会有些帮助。虽然这两种感受有时候是相似的,但有证据表明他们在生理反应(例如肠胃活动)的水平上是不同的(1950,May,197页)。为了解释这个区别,梅(May)将焦虑与个人的根本价值观受到威胁相联系,而将恐惧与次要的价值观受到威胁相联系。然而,这个区别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因为一个人可以就同一件事情感到焦虑和恐惧。造成不同反应的原因并非是所卷入的价值观的不同,而是不确定性的要素(产生焦虑的场合)和实际的威胁(产生恐惧的场合)。恐惧有明确的目标(一个迫切的威胁),而焦虑却没有明确的目标,焦虑通常与不确定性相关联,不确定感引发的是不安全感。戈尔茨坦(Goldstein)写到“焦虑与恐惧不同,恐惧总是针对某些事情,而焦虑从本质上没有具体客体对象,一直以来,焦虑的袭击就是来自某个不明确的远方”(Spiegelberg, 1972, p313)。用“本质性”(essentially)这个词似乎意味着内在不安全状态引发的焦虑比外在客体所引发的更为重要。如同梅自己注意到的,“焦虑事实上是安全模式受到了威胁”(op.cit. 第181页)。
通常的焦虑是由特定的事件触发(例如可能失业),但是存在焦虑指的是与人的状态、与存在本身相关的不确定性。下面我们将讨论存在焦虑的一些特征。
焦虑和意识的发展
焦虑是当你想得太多时的感受。
——一位南斯拉夫的农民
把焦虑和不确定性相联系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自我意识就不可能意识到不确定性。这就是如里德尔(Lidell)的实验所显示的,为什么动物不会有焦虑(May,1950,第85页)。事实上焦虑似乎是意识发展的“副产品”。如果说“智力水平更高,更有创新性,更出类拔萃的人,同样有着更高的焦虑度”,这一点不令人意外(ibid.,第351页)。如果是这样的话,焦虑就不一定指向“一个人个性和人际关系中的缺陷和不足”。(ibid.,第300页)。焦虑可以是,而且通常就是,如德意珍-史密斯(Deurzen-Smith)所主张的,“一种存在意识增加带来的普遍和基本的体验”(1988,p.145)。
许多作者(Fromm,1942;Buber,1947;May,1950)认识到焦虑和人类发展的关系。克尔郭凯尔提出,亚当的神话象征性地代表了人类获得自我意识的那一刻(他还特别指出,这个神话在每个人一到三岁之间的某一刻被重新激活)。在那一刻之前,人与世界直接接触,被本能所约束,因此没有焦虑感。获得自我意识带来更大的自由感,但同时也意识到主题和客体的分离。这就带来了对不确定感的认识,进而带来不安全感和焦虑。当第一次感受到自我和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是分离的,这个时刻一定是极为激发焦虑的体验(按照前面的类比,可能是由亚当被逐出伊甸园这个神话所激发,也可能是所有父母都熟悉的“恐怖的2岁”叛逆期的缘由)。个体安全感的丢失可以由群体层面的结构化现实来弥补,换句话说,通过创造(或加入) 某种文化(一门语言、宗教、道德规范、禁忌和习俗,等等)。如布伯所说,“在群体中获得信心能弥补人处在宇宙中的不安全感”(1937,p. 196)。
然而,尽管社会结构可以提供哪怕是暂时的安全感,但它也限制了自由,并经常导致“自欺”(bad faith)——一种不真实的生活。不过,突破社会接纳的规范和观点又可能会带来不安全感、孤独感、责任,并因此会感到焦虑。回顾文艺复兴时期(我认为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弗洛姆(Froom)写到:
似乎新的自由为其带来两件事情:一是自由让人感觉更加有力量,同时另一个是更强烈的孤独感、困惑、怀疑以及这些感受带来的焦虑。(1942,p.16)
心理咨询实践和教育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意味着,当人们没有个人或社会结构的保护而面对现实,或一再遭遇现实中内在的不确定感时,焦虑就会出现。从这点上看,存在焦虑是最根本的。本体论体验,它来自对人类处境之不确定性的认知。如果是这样,焦虑真的可以当作“一个人内在的意识的指标”(Deurzen-Smith,1988,p.39),而且在意识水平上,焦虑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问题是焦虑是否意味着意识发展的最后阶段。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被判为要不忍受焦虑的永恒状态,要不跌落到“自欺”状态,假装现实只不过是我们的构建而已。我的主张是这个状态可以被超越的,存在焦虑可以被另一种本体论的感觉所取代,即“存在喜悦”。这个可能性不仅针对个人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存在喜悦
有一只雌雄同体的雉鸡,象征着“正向”和“负向”的复杂结合体,它令人气愤地躲避我。但我不应抱怨,应该感激至少我看到了它。
——卡斯坦斯,一个前燥郁症患者
使用这样辩证的词汇,可能有助于澄清我们对存在喜悦的意识程度。在第一阶段,其特点是主体和客体、个人和世界之间的一个本能的和无意识的统一体,这个阶段称为正题(the thesis)。在第二阶段,其特点是自我意识,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可称为反题(the antithesis),以存在焦虑为标志。然后,第三阶段,是合题(the synthesis),其特点是重新整合但具有全然的觉察。这并不意味着倒退,而是意味着完成一个周期。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可以被看作实际上推向整合的力量。有些作者,如莫勒(Mowrer)提到:
焦虑不仅意味着被压抑的反弹,它也代表着完整人格中的部分重建统一、和谐、一体和“健康”的努力。(May,1950,第107页)
但是,如果一个达到这个阶段会发生什么,在这一阶段焦虑是否仍然存在,还是可以被超越,几乎没人说明。似乎大多数存在主义学者并没有思考超越焦虑的可能性,尽管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些思想萌芽。他们中的一些人,隐晦地承认喜悦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本体论体验(如海德格尔);有人则更明确一点,如,里克尔(Ricoeur,1965, p.161)写道:
如果存在(being)是代表与众不同,那么焦虑就是一种本体差异的卓越感。但是,喜悦证实了我们都有一个与他人有差别的独特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柏格森等在不同的哲学语境中用不同的名称提到精神上的愉悦、智慧之爱和祝福,这些情绪感受是唯一可以被称为本体论的。而焦虑只是由于喜悦的缺席或远离带来的硬币另一面。
我们假设喜悦的感受( 例如读书、做爱、听笑话或获得精神上的洞察)是一种具有统一性特点的体验。它涉及了一些心理的过程(甚至是幽默),是对主观上认为独立的、不相关的甚至冲突的事物的整合。存在喜悦的日常喜悦关系,就如存在焦虑与日常焦虑的关系。它是对人类处境的基本维度的整合,而非针对一些具体的事件。虽然日常喜悦有具体的触发事件,但存在喜悦并没有。可能更确切的描述是,它是一种非直接的、潜在的状态。还有另外一条平行线。一个人可以偶然经历存在焦虑。用雅斯贝尔斯(Jaspers)的术语,就是“受限情境”(Limit-situations)(例如,一次意外),它打破了建立好的现实结构,给一些人带来存在焦虑的体验。存在喜悦的情况也是如此。就像“受限情境”可能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喜悦感,其特点是,在跌进日常生活或屈服于各种困难之前,与世界的一体感。它可能被反对——这时出现的喜悦是对恢复的希望,但是,如一些治疗师所说,即使病入膏肓、放弃希望的人也有时能体验喜悦。然而,这种“意外”的体验通常是很短暂的。
来访者充分考虑事物的矛盾互补这一通用原则,他才能通过咨询从焦虑到达真实状态”(1988,P67)。这并非说焦虑是可以回避的。相反,只有与“自欺”脱离(这将不可避免带来焦虑),人才可以建立与现实的真实关系。克尔郭凯尔正确地指出“只有当人经历对可能性的焦虑后才可以被教育达到无焦虑状态”(1844, P.141)。但是,如果那片“废墟”是可以穿越的话,如果主体和客体可以重新一体化,而不抛弃自我意识,焦虑就可以被喜悦感所代替。这是我们发展上了个台阶的象征。
持续的喜悦需要可以整合或统一对立面的思维方式。德意珍-史密斯说“只有当实际应用
在这个部分我会来检视一体化的感受及其伴随的喜悦如何与存在焦虑的状况——不确定感,虚无感,死亡,孤独,无意义和自由——相联系。
不确定感
人的安全感来自他的内在,所有人的安全感建立在个人安全感之上。
——曼尼•豪尔(Manly Hall)
电影、约会或探险相关联的不确定感通常是受人欢迎的。)一个完全可以预料的生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乏味,但注入不安全感就引发焦虑。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不是同一件事情。不确定感是世界的客观特点,而不安全感则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不确定性相关的主观感受。不确定感经常引发不安全感,但这并非绝对化。如果完全接受生命中根本性的不确定感,接受世界是无常的这一事实,就可能避免产生不安全感。不去强加外在的控制而是接纳现实的不断流动,并随之而行。(就像冲浪选手在波涛上滑行而非控制波涛。)不难想象,这样的接纳是会带来喜悦的。要达到这一点,需要放弃对安全感的错误信念和追求。通过整合生活中可把控的部分,接纳不确定感来获得安全感。
许多作者都认识到焦虑和不确定感之间的联系。事实上,焦虑可以看作我们对于不确定感意识的一种感受表达。艾弗里(Averill)而写到 “人所构建的认知结构从来都不是完全安全的。焦虑是对于这个结构将要或实际坍塌的一种表达。” (1980,第68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感总是负面的。人们经常是积极地去追求不确定感(与体育竞赛、书籍、虚无感
真正虚空(emptiness)的标志是喜悦。
——杰克•孔菲尔德(Jack Kornfield)
焦虑或许最常与虚无的意识相关联。事实上,克尔郭凯尔、蒂利希、梅及其他的存在主义学者都将焦虑视为虚无(nothingness)的标志。许多来访者或早或晚都会意识他们内心的一个“空洞”,这通常会引起大量的关注。
问题似乎来源于我们把存在和虚无尖锐对立,将它们看成是完全相反的现象。但是,现实情况是两个方面都是我们需要的,而且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而共存。没有存在就不可能意识到虚无,而存在(being)、存在本身(existence itself)没有虚无就处于完全静止状态。我们只有当前方没有阻挡时才可能前行。同样,只有当内在有虚空时才可能成长。雅斯贝尔斯指出“超越(transcendence)是既有存在又有虚无”(1967 第225页)。
虽然很早以前,一些东方的哲学家就认识到虚无的价值,但是我将引用一个更为熟悉的场景:
然而,许多人都害怕虚空,因为这提醒着他们的孤独。似乎所有的空白都需要填补,比如,读书、爬山、种植闲置的小块地,但是,当所有的空白都被填满时,孤独才真正开始。然后你参加团体,注册课程,给自己买礼物。当孤独偷偷爬进门,你打开电视设法赶走它。因此,有些人不这样做,在丢弃了拥挤混乱的空虚之后,才会发现虚无中的充实。(Hoff,1989,第147-148页)
虚无与存在的整合,包括了接纳虚无,将其作为现实和及我们自身一个有价值的和必要的部分,这使焦虑变得更为丰富,从而带来一种喜悦感。
死亡
只有我面对我死亡的可能性时,我才可能充分地活着。
——艾美•凡•德意珍-斯密斯
我们说死亡和焦虑手牵手并不难,但他们的关系比表面看到的要复杂得多。与死亡相关至少有四个关注点:濒死(痛苦、生病、无助等);丧失(所有的事物都是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身体);不可预料性(死亡来临的时刻)和未知(与死亡体验相关)。我不讨论前两个部分,因为它们引发的恐惧而非焦虑。只有后两点与不确定性相关,所以会潜在导致焦虑。
我们都被判处死而不知道具体执行的日期,这当然是巨大焦虑的来源。要应对这件事,就有必要介绍能带来存在喜悦的另一个心境特征:“活在当下”的能力。但这并非意味着(像有些存在主义者总结的那样)犹豫不决或者对过去和未来的拒绝。而相反地,这意味着在当下的时刻关注所有的生命。这如何与死亡相关?在现实中过去不再存在,而未来尚未到达。我不存在,我是正在存在(I do not exist, I am existing)。因为我是现在,现在我不会是死亡的。我可以下一刻死去,但不是现在,这就是唯一的现实。所以,虽然我很清楚我会死去,但因为活在当下,我避免了对死亡的担心。
死亡对我们是未知的,我们可以体验别人的死亡,并推测我们也会死去,但是我们无法反思我们自己的个人体验。我们并不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感觉(当然,如果死后有感觉的话)。卡尔•雅斯贝尔斯写到“死亡时无法理解的,是无法真实想象的,我对它的想象和思考都是负面的,是次级的现象,从来没有积极的东西”(1967,p.26)。但是,我们对死亡真的毫无经验吗?如果我们接受存在主义的概念“人是一个持续的生成过程”,那么,人不也是一个持续的死亡的过程吗?当然,‘真实’的死亡,一个人的身体机能停止的时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会同意亚隆说的‘生命和死亡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同时存在,不连贯地’(1980,p.29)”。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意识熟悉死亡,与生命不可分割的东西,这可以给我们信心去接受任何发生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再次强调,重要的是将生命和死亡包含为一体。布伯写到:
人作为存在(existence),作为对朝向死亡的存在(being)的理解,无法与人作为一个生物,开始活着的时候就开始死亡,相分离,没有死亡生活无法进展,没有毁灭和分解的力量就无法保存力量。(1937,p.164)
而且,接受死亡puts in perspective possessiveness attachment,使我们能够感知生命的整体性。麦奎利,描述海德格尔的观点,他写到:
死亡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现象。坚定地预期死亡是在其中发现某种整体性。它为我的存在设定了一个界限,因此一个整体的存在得以呈现。(1972,p.218)
事实上,把死亡囊括进一个人生命的概念,完全不会激起焦虑,还能够成为征服死亡的一种方式。焦虑与不确定性相连,而生命中唯一的确定就是我们将会死。因此,这样可以为界定存在提供一个坚实的起点。一些实证观察(见Yalom,1980;Boss,1971)真的表明,对死亡的意识使我们更加尊重生活和珍视当下——它悖论性地使我们更有活力。所以,宣传将生命和死亡包含为一体,能够帮助我们超越焦虑并体验存在喜悦,这不是矛盾的。
分 离
成长的过程就是分离的过程。
——奥托•兰克
当我们与他人分离时,最容易体验到存在焦虑。当我们独自一人(alone)时,我们相对脆弱的现实结构没有支持,这将导致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尽管我们的结构可能会提供一个确定的幻觉,但是同时,它们也是世界与我们之间的一道障碍。亚隆写道:
一个人不仅与其他存在者是孤离的(isolated),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建构了自己的世界,与世界也是孤离的。(1980,p.10)
存在主义者认为,因为社会是非本真的(inauthentic),所以孤独(solitude)是必要的。麦奎利(Macquarrie)很好地总结了他们的观点:
实际上所有的存在主义者,甚至那些最为强调“我与你”(I-Thou)的概念和与他人共在(being-with-others)的人,都同意人类社会的关系,如我们正常发现的,很可悲是扭曲的。日常的与他人共处是不真诚的;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涉及参与其中人们的自我,并不是来自完整的自我……我们发现的是,一种扭曲了和正在扭曲的关系,它离开了这种体验,我们要去理解的存在主义者对社会的批评,summons 召唤个体从人群中出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1972,p.118)
从这种观点来看,接受分离都似乎是必要的——不仅对于发展和维持我们的个体性,而且对于达成与世界的本真接触,它也是必要的。博德沃尔(1990, p.93)在描述一位躁郁症的来访者时写到:
只有处于抑郁状态时,他才能彻底地感受他在宇宙中全然的孤单……对卡斯坦斯(Custance)来说,这种体验是清晰的孤岛和他康复的预告。
基于这种观点,一些存在主义者认为本真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比如,萨特在他的戏剧《密室》(In Camera)中写道“他人就是地狱!”)。然而,这似乎过于悲观。我更倾向于同意那些存在主义者(如布伯和蒂利希),他们认为“个体与非本真的社会脱离关系是其与他人建立真诚关系的第一步。”(Macquarrie, 1973, 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