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有人问我，挚爱的人猝然离世，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想回答，但发现无以言表（因为听来会很奇怪），因为我是通过一些曾经熟悉的树，学会了如何摆脱忧伤，并从中受益良多。那些树不属于我，也不是我栽种的，只是我居住的公寓被它们包围。我唯一的照料之举，就是在四季的过程中给予它们全心的关注。
我搬进来的时候是4月，乍暖还寒，枝干光秃。公寓朝向东北，通过横斜的树枝望去，曼哈顿一览无遗。窗外五棵树，姿态各异，并不美丽。身为景观设计师的隔壁邻居告诉我，它们是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一种城市树种。我从不指望什么美丽，它们高高地、健壮地矗立在那里，已然足够。后来我发现，Ailanthus的印度尼西亚语词源的意思是“天堂之树”。
我没有装百叶窗和窗帘。从阳光中醒来后，我会躺在床上看几分钟树枝。有些早晨，树枝看起来就像是浮在风中，叶子一般地轻盈。暴风雨的天气，它们变得黝黑而细长，像是受损的神经末梢。
距离我多年来的伴侣的死亡已经过去了两年，尽管已大致适应他的离去，我还是会感受到一阵阵强烈的悲痛。按照弗洛伊德(Freud)精准的用词，就是“痛苦的不快”(painful unpleasure)。有时候，我会受到诱惑，想拿出旧照片，只是看看、只看一张、只看一小会儿，就像是个复吸边缘的瘾君子。不过我顶住了。我看到了任由风吹雨打而依然挺立的五棵树。
到了5月末，树芽萌发，变为嫩叶。我完全看不到远景，却收获了一片茂盛的绿幕。随着树叶的长出，还出现了另一个变化：沙沙声，无数种或轻软、或尖锐、或温柔、或切分的变奏，就像是为御前演出所进行的五重奏声乐训练。享受到下面街上的人们听不到的旋律，我试图描述这种声音而不可得，事实证明，字母语言就是不足以形容它。
这年的夏天多雨，很适合看树，我开始把这叫做“树木电视”。有一次，我刚躲过一场狂风暴雨，发现树干像布娃娃一样翻来覆去地摆动。树枝不停地剧烈摇晃，来回抽打，噼里啪啦狠狠地砸向窗户，然后缓慢地滑下去，直到再次被吹上来。我看得着了迷。这些树显然不敌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它们没有硬碰硬，而是做出让步。
这是它们的本性、物种的演化之道：生存。
我应该不会是注意到树叶凋落之时正是树木最美之时的第一人。不过，也可能是这样。我的这些树的叶子变成了枯黄色，发出一股让人想起猫尿的味道。某种程度上，拥有一种新参照系很棒。我的伴侣死于10月的一个早晨，就算我能忘记确切的日期，我会永远记得那天从医院走回家时天空湛蓝、空气清朗，行道树风采灼灼，这一切充斥着秋季的特征。等到抛撒他骨灰的时候，五个姐妹和我一起来到一个森林保护区，那里的树木闪耀着金色和褐色的光芒。我把他的骨灰埋在了一棵红杉下。
冬天来了，这些树终于开始落叶。远景又变回了近景，我的视野回来了。一天早上，太阳升起时，我发现克莱斯勒大厦的阴影落到了大都会人寿保险大厦上，仿佛一只黑黑的手指划过线条分明的玻璃外墙，轻轻地挠它醒来。我觉得，自己一定是整个曼哈顿岛上唯一关注到这一点的人。
树叶落尽花了好几周时间。直到圣诞节前，树枝上密密麻麻挂着的就像是一百所高中舞会过后留下的干花。鸟群飞来。到底是不是候鸟迁徙，我不知道，但我喜欢这么想。它们停在树上整理羽毛，让我想起自己也是在此寻求慰籍。
树的坚韧不再令我惊讶，尽管如此，它们在冬季第一场大暴风雪中的表现仍让我赞叹不已。风发出定音鼓般的隆隆声，雪拼命地下，堆积在树枝上，恨不得把它们压断。比泪滴还微小的雪花，怎么会有如此的分量？时至午夜，曼哈顿消失了。原地呈现的是一个平和的新世界，仿佛化作了一团云。我称之为“天堂”。
2月份，我收到了续租通知。假如房东不把房租涨到难以负担的地步，我也许还会待上一两年。不过，也许仍然会走。它太小了，小得不容一人留宿，而这已不是一个浪漫的特点。我找到了一个租金更低、空间更大的住所，定下搬家的计划。
离开前夜，我狠狠地哭了一场；我会想念这个地方的。第二天醒来，我发现卧室窗外的树一动不动，像是在夜晚冻僵了，不安地让我想起伴侣最后的画面。我将这种想法抛诸脑后，掀开床罩，双手放到肚子上。我告诉自己，要像那棵树一样静止，于是我躺在那里，直到我像棵树一样：四肢纹丝不动，躯干几乎不随呼吸起伏。不屈服也不反抗。就那样静静地，在那里。
比尔·海斯(Bill Hayes)著有《解剖学家：〈格氏解剖学〉背后真实的故事》(The Anatomist: A True Story of Gray’s Anatomy)，他关于纽约的散文集《不眠之城》(Insomniac City)也即将出版。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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