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米切利希将其精神分析医学理念汇入到(现在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或批判理论的社会科学理论的)20世纪60年代大潮流中而言,哈贝马斯和亚历山大·米切利希之间的友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权威角色。早在1963年,哈贝马斯肯定了米切利希在他的名为 Society without a Father 没有父亲的社会(Auf dem Weg zur vaterlosen Gesellschaft 走向没有父亲途中的社会)的研究中阐明的精神分析作为社会的解放指导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对米切利希的现代性分析的印象特别深刻。正如米切利希认为的,文明理性的进程促成了“父性文化”的逐渐丧失/侵蚀,同时也很难建立一个“成功的认同,比如,对‘时代的来临’”。这便构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社会的潜在可能,因为有些东西仍然存在风险”。与米切利希一样,哈贝马斯认为,鉴于当前的形势,所有寻求解决前现代权力结构冲突的恢复性冲动都是错误的。正如他所坚持的那样,试图“通过援引固定的行为准则、严格的规范、盲目的制度和习惯的反应,让老亚当走上可靠的道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研究《没有父亲的社会》,值得注意的笔记是,米切利希拒绝雅斯贝尔斯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某些意义上的具有教育性的教条主义,在呼唤“批判性思维的自由”而反对“强制遵守”时,他转向了新教的传统。与批判理论相一致,米切利希首当其冲反对的,是他看到的西方社会镇压本国公民的企图,他写道:
社会实践,即其成员的需要在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充当了对真理进行批判性探索的角色:反对自己的情感,反对魔术,反对狂妄自大?抑或控制他们,让他们听话,会让他们害怕?
自我”创造一个空间,知道如何“察觉防御机制”同时将“对本我的遵从”置于“禁忌之上”。这里“对本我的遵从”充当了类似于自我和社会批判个体的指导观念的角色。他们已经从被权威传统设置的习惯性的“服从于道德”中解放了出来。
根据米切利希的观点,如果使用精神分析的见解,社会可能最有效地发生解放性的进程。他想要开创一个方法“来揭露可疑的声称的权威(以及同样可疑的在令人安慰世界里的沉思)”,以此来“失去的批判性的在此概念的框架内,米切利希试图通过援引弗洛伊德对三种羞耻的的名言,引入精神分析作为必要媒介来论述解放。正如哥白尼让人类丧失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假象,以及达尔文所证明的,我们起源于从类人猿,在天地中剥夺人类自身的独特地位,“潜意识精神活动的证据”已经对“理性统治的自我”提出了质疑。在米切利希的说法中,在一个已经“成熟”的社会中,个体自身已经成功地从过时的父性权威中分离,在这个“没有父亲的社会”中自授权,在所有这些相对的见解之后,权力留给了人类。
自恋屈辱修复性补偿形式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概念。在此他假定了自然的知识与“人类生存的哲学自我提升”之间的“鸿沟”。对于米切利希,“通往没有父亲社会”的替代,在精神上的不存在。
除了批判传统权威的来源,米切利希也间接的批评了作为米切利希勾勒出他的关于精神分析概念的细节,作为实用工具,被用来处理理论上得出的诊断治疗。他认为个人的神经症充当了社会恶劣条件的指标。
神经性障碍的人比适应良好的人蒙受的更多;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蒙受了同样的已经哑然顺应的事情。作为在社会倒退中统治结构的后果,这些木然失色无声的生活,其实是值得研究的中心事项,因为这是解放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