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工作中遇到的几种性格类型(1986c)
Some Character-Types Met with in Psycho-Analytic Work ( XIV, 311-33 )
Einige Charaktertypen aus der psychoanalytischen Arbeit ( X, 364-91 )
由精神分析看若干性格典型（1973b）
精神分析工作中遇到性格类型（1986d）
Frued 1916d
对于任何一位精神分析师来说，每当他开始着手治疗一位罹患神经紊乱疾病的病人时，对方的性格其实根本就不在他的注意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病人的性格给分析师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重要。真正引起分析师关注的，正是病人的症状、症状背后的自发冲动，以及那从自发愿望通往特定症状的疾病道路上的各个关节点。分析的技巧则必然在第一时间里即把分析师的求知渴望引向病人性格以外的对象。随着分析的推进他会发现，他所致力的研究正受到来自病人的阻抗的威胁，于是他很可能会把这种阻抗的产生归因于病人的性格。直到这时，性格问题才初次引起了分析师的注意。
那些阻碍分析的性格特点倒也并不总是为病人自身所知晓，也不一定会被他身边的人们发现。在这些病人身上，那些隐蔽的性格特征通常都根深蒂固，其强大程度甚至令人难以想像，但是从表面上看来，它们的表现却并无定数，既可能是一种终生不曾违背的观点，也可能只是一点轻微的性格倾向。在本文中接下来的部分里，我将着重描述这些叫人吃惊的性格特点，并指出它们背后的东西。
(一)与众不同的人
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我们时常遇到一种奇特的局面：分析师总是不得不劝说病人放弃某种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愉悦感。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求病人将所有的愉悦都抛弃——恐怕也没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即便是宗教，在要求人们放弃尘世快乐的同时，也要许诺一种存在于彼岸世界里的无量至福。不，我们对病人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们只是要让他们摆脱那些伴随创伤而来的满足感，让他们从那短暂的快慰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学会克制对于转瞬即逝的愉悦的依赖，并最终获得更加稳固的快乐——哪怕那只是一种迟到的快乐。换句话说，病人是要在分析师的指导下学习从唯乐原则向唯实原则的转变。成人与儿童的分野，也就在于是否实现了这种转变。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分析师是更加高瞻远瞩的一方，但却并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师永远也不可能把病人本身理解不了的东西教给他们，这是一条规律；而对于一件事的直观理解也绝不会等同于被人灌输的知识。分析师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一个有能力对病人施加影响的旁观者，他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把一个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充分发挥出来。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时常在精神分析中遇到的一种情况：我们分析师总是要用一些原始而根本的东西来代替那些发生在后来且经过了重重矫正的对象。让我们这么说吧：在分析师的工作中，他总是要用到爱的某些组成成分。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施予病人的教育很可能也不过是对其早期教育的一种重复。在此爱是一种几乎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它也就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教育方法；在最亲近之人的爱的感召下，那些不曾经历人世雕琢的人们也将学会尊重必需的限制，进而避免因违反社会规范而受到惩罚。
如果我们要求病人做出牺牲，短暂地将某种快慰搁置，为了更好的结果而在一段时间里忍受痛苦，或者干脆就是要他屈服于某些必然的规则，那么我们很可能遇到极大的阻力。一些病人会表现出激烈的抗争，他们会说，他们已经忍受了太多的痛苦，没有理由还要继续下去；他们会认为自己有权拒绝分析师的此类要求，也不会再向任何令人不快的规则屈服，因为他们与众不同，而且还将继续与众不同。在这样的病人看来，上述观点已经上升为一种观念，认为神灵正在看护着他，让他可以免受那些痛苦的折磨。分析师的看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动摇如此强大的内在信念；更何况在分析开始阶段他对病人的影响力本就十分微弱。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那种致病观念的根源入手。
毫无疑问，每个人其实都愿意视自己为“与众不同”的人，也都想享有凌驾他人之上的特权。所以，既然一个人敢于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与众不同，并且以相应的行为方式行事，那么他就必然会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找到一种证明——不过，这倒不一定是能令他人认同的。这样的证明当然会有形形色色的表现，但是就我的经验看来，这些五花八门的证明方式之间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病人早年的命运：他们的心理症总是和他们早年的某种经历或说苦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本人看来，这都是一些不公正的经历，因为他们总是自认为无辜，却又陷入很不利的情势。他们把特权视为对这种不公正的补偿，并因此而变得任性妄为，而这又在极大程度上加重了那些将在后来导致心理疾病爆发的心理冲突。在一个十分典型的病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生活态度的原貌。这个病人之所以患上心理症，是因为在她的观念中，她的一种器官疾病让她无法认清自己与生俱来的生活目标。起初她以为这种器官疾病是在成年之后才患上的，于是她很出人意料地耐心忍受了疾病的折磨；可是一旦得知那是一种遗传疾病，她的脾气立即变得叛逆难驯。而在那个自以为受神灵看护的男子身上，则是婴儿时代被护士传染上疾病的经历拖累了他的一生，叫他不断地向世界要求补偿，要求幸运的眷顾——换句话说，这位病人丝毫不能认清自己的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案例中，我们的分析工作以模糊的残留记忆为基础，通过对症状的解析，再现了病人的精神状态的原貌，但结果却遭到病人家庭的反对——他们甚至发表声明抗议我们的结论。
出于一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我不能再就此类案例的细节继续谈论下去。在那些从童年时代开始即长期处于心理疾病易感状态的人们身上，性格的发展道路都存在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大家可以很容易观察到这点，而相关的评论却显得不合适；同样的，那些拥有苦难的过去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属于我们的评论应当回避的主题。不过，我倒可以谈谈一个戏剧人物的性格。这是一位大诗人笔下的人物，在他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自我认识正是出自他的先天缺陷。
在莎士比亚的名剧《理查三世》开头的独白里，后来成为国王的葛洛斯特公爵唱道：
可是我呢，天生我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从对着含情的明镜去讨取宠幸；我比不上爱神的风采，怎能凭空在嫋娜的仙姑面前昂首阔步；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使得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加上我如此跛跛踬踬，满叫人看不入眼，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
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①【①莎士比亚引文皆取自朱生豪译本。——译注】
初看之下大家可能注意不到这段台词和我们的主题之间的关系。理查所说的话，看来似乎只是这个意思：这个闲情逸致的时代让我感到厌烦，而我所想要的，恰恰就是快乐。所以，既然我因相貌丑陋而不能成为一个情人，我就应该以恶人自许，应该玩弄诡计阴谋，应该去杀人，去做我喜欢的那些事。如果没有什么深刻的原因，这种轻薄无聊的动机必将在观众心中抹去任何一丝一毫的同情。果真那样的话，单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即可断定，这出戏不可能成功。剧作家当然知道该怎么给他笔下的英雄人物设置一个能够博取同情的秘密背景，他能叫我们在没有经历过那些内心冲突的情况下，就对人物的胆大妄为和计谋手腕心生赞赏，而这样一种同情只可能是植根于理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人物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心中的某些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理查的独白并不直白。他只是给出了一些线索，具体该怎样把握这些线索的问题，却被丢给了我们。着手从事这份补全工作之后我们逐渐发现，葛洛斯特公爵那种轻薄无聊的外表消失了，而他在描述自己的畸形时的那些痛苦的细节则显现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自己与他共通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让我们对这个恶棍心生同情的那个部分。这时候，他的话语显出了这样的含义：上天不公，它拒绝给我漂亮的外表，叫我无法赢得别人的爱慕!生活负我，我有权要求某种补偿。我可以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可以不必顾虑那叫他人不敢如此的世俗规范。我有权行不公正之事，因为我早已是不公正的牺牲品——在这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也能成为理查，而在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一小部分里变得和他一样。理查放大了我们心中的这个部分。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理由去责备天意，责备命运，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缺陷。我们所有人都要求补偿，补偿我们在早年遭受的屈辱和冒犯。那些经历伤害了我们的自恋情结，我们的自爱。我们想要巴德尔的金发、齐格弗里德的力量、天才的高阔额头和贵族的高雅轮廓，为什么命运不把这些都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出生地要是那么一个狭小陋室，而非国王的宫殿?只要能拥有英俊的外表和高雅的仪态，我们也可以像那些令我们嫉妒的人们一样获得成功。
这就是戏剧的艺术，也是一种很符合经济原则的微妙情感。剧作家并未叫他的英雄把所有隐蔽的动机都暴露出来，那样就会让我们的想像力无所事事。通过他的技巧，剧作家迫使我们自行挖掘那些隐秘的心理活动，让我们的智力被这任务调动起来，把冷眼旁观的念头赶出我们的大脑，以我们对人物的仿同紧紧地攫住我们。一个门外汉会把他想要表达的一切都直白地说出，于是他就会发现，他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将碰上观众冷冰冰的理智，于是根本无法叫幻觉进一步地加深。
在我们结束对“与众不同”的讨论之前，请先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在所有女性的身上，对特权和自由的追求虽然受各种强迫性冲动的驱使，却都是出于同样的根源。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我们认识到，女性都是自认为先天不足的，她们都以为自己是在婴儿时代就经受过创伤，被某种力量剥夺了身高，又无来由地被削减了自身的价值。女儿大多对母亲暗含幽怨，这种感情就植根于对生为女性的不满。
(二)倒在成功临近时的人
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了这么一句格言：心理疾病全都源于挫折。这里所谓的挫折，指的就是在寻求性满足时遭遇的失败。直接理解是困难的，我们必须首先介绍一些相关背景知识。要知道，在心理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在个体的性愿望和那个被我们称作“自我”①的人格构造之间发生某种冲突，而后者则正是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表达，同时也包含了个体为自身存在方式设立的典范。只要有致病心理冲突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力比多所追求的目标和出口，恰恰是早已受到自我的压制和禁抑的——这同样意味着，此种压制和禁抑将永远不被解除。个体力比多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只可能是因为合理的满足途径已被关闭。力比多寻求真正的满足而不可得，这就为心理症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尽管这绝不是导致心理疾病的充分条件，但无疑是必要条件。【①在收入本书的论文发表时，弗洛伊德的那套举世闻名的人格构造理论尚未最终定形，也就是说．针对个体人格所作的自我(ego)、本我(Id)、超我(superego)的划分尚未最终确定下来。这里的“自我”德文为Ich，作为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翻译为“自我”，和后来的精确的“自我”概念接近，但不能视作等同。其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此时的“自我”中，也包含有不少“超我”（也即自我典范）的成分。】
精神分析师们有时会遇到如下这种情况：病人的心理症恰恰出现在其夙愿得偿之时。看起来好像是病人的好运让他无法负担；在成功与疾病这两者间无疑是存有某种因果关联的。一个女病人的案例为这种戏剧性的转折提供了绝好的示例。正是因为留意到成功和疾病的关系，我才找到了深入理解病人命运的门径。
这位病人出身优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无法克制自己对生活的热情，于是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挣脱了父母怀抱，开始了独自闯荡的冒险生活。最后，她认识了一个艺术家，对方不仅能欣赏她的女性魅力，还能认识到这个不名誉的女人对美的感悟能力。他接纳了她，并以她为终身伴侣。表面上看来，这位女病人已经什么也不缺，只要能恢复良好的社会地位，她就能过上彻底幸福的生活。在共同生活了几年之后，那位艺术家终于说服了他的家庭，让他们接受了她。于是，他准备让她成为他的合法妻子。可是就在这时，她的那些挫折经历开始捣鬼了。她逃避那个她即将合法进入的家庭，还坚持认为自己受到那些已经打算接纳她的亲戚们的算计。出于荒谬的嫉妒，她为丈夫推掉了所有的社交活动，还阻碍他的艺术探索。很快地，她就陷入了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出自一位备受尊崇的人物，一个在学院中为人师表的人。这位病人多年来的心愿，就是要继承导师的衣钵；后者在其学术领域中堪称一代大师，也正是他引领着我们的病人走上了后来的研究道路。在那个老人退休之后，病人的同事告诉他说，他已经被选为大师的唯一继任者。可这时候的他却心性大变，竟然反对这项任命，宣称自己不配获得那个职位。病人陷入了忧郁的状态，失去了行动能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
这些案例当然是各有特点，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它们是共通的：在这些案例中，疾病都是紧跟着愿望的实现而降临，并把所有本应随之而来的快乐都摧毁殆尽。
看起来这些案例和那条“心理疾病全都源于挫折”的格言发生了冲突，但是细想之下，这种冲突却并非不可调和。怎样调和?只需对挫折作外部与内部之划分即可。若是那为力比多提供满足的外部对象被移走，那么这就是一种外部挫折。这种挫折不会造成任何后续影响，也并不致病，除非它被某种内部挫折加强。要实现这种加强，必然会有自我的参与，而且力比多对其他对象的欲求也必将被阻止。导致疾病的、自我与力比多的冲突只在一种情况下出现：某种作为替代品的满足在被压抑的潜意识中得到实现。因此，内部挫折成为心理疾病的必备要素。不过，内部挫折也只在外部条件成熟的条件下才发挥其致病作用，即以遭遇外部挫折为导火索下。在我们看到的那些例外中，病人都在成功之时患病，这本就意味着，在这些案例中内部挫折的条件早已满足，只等外部挫折伴随愿望的满足出现，这些内部挫折即开始发挥作用。乍一看，这当中颇有自相矛盾之处；可是只要仔细琢磨，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因果。当愿望还是一种幻想时，自我总是能够容忍它的存在，并且视之为无害，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是一旦愿望实现在望，其与自我的矛盾也就变得尖锐。前述所谓例外与常见的心理症类型之间只有一点区别：在这些例外中，尽管冲突的爆发都由外在的变迁引起，但在实质上却是高浓度的力比多投注使早先那种平淡而温和的幻想转化成自我的某种可怕的敌对力量。
我们的精神分析工作早已揭开了这种现象背后的真相：病人之所以在夙愿得偿、环境好转的时候陷入沮丧，完全是因为意识的力量禁止他享受收获。那么，这种力量到底在以什么准则进行评判?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回答。我们时常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正在某些大出我们意料的地方存在着。在这里，我将向大家展示我们在此问题上已经获得的确切知识，以及某些猜想；但我不想刊登那些由我作为分析师而观察到的案例——因为那将泄露隐私——而打算借助于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他们对人类的心灵有深刻的理解，所以我将通过分析大作家笔下的某些人物来阐明我的观点。
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为了自己的目标专心致志、历尽艰辛，却在心愿得成之时陷入精神崩溃。在她身上我们看不到犹豫，看不到内心的挣扎；除了要激励她那雄心勃勃却优柔寡断的丈夫、战胜他的犹豫胆怯之外，她再无别的愿望。为了她那危险的目标，她甚至已经准备好牺牲自己的女人天性，丝毫没有考虑到在野心实现的那天，那种天性可以为她那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地位提供怎样的保护。
(第一幕，第五场)
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
……
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你们无形的躯体散满在空间，到处找寻为非作恶的机会，进入我的妇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
(第一幕，第七场)
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
可是就在事情完成之前，她突然生出了一点对于自己行为的阻抗(第二幕，第二场)：
倘不是我看他睡着的样子活像我的父亲，我早就自己动手了。我的丈夫!
就这样，谋杀邓肯的人让她成为了王后，可是她的心中却浮上了一朵阴云，那很像是一种失望的情绪，也很像是恶心的感觉。这朵云究竟从何处来，我们不得而知。(第三幕，第二场)：
费尽了一切，结果还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己置身在充满着疑虑的欢娱里，那么还不如那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
但她还是隐忍下来。在接下来的宴会一场中，她独力支撑，沉着冷静，为丈夫掩饰了慌乱，又找到借口打发了客人。之后她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当我们再次看到她(在第五幕，第一场)时，她已经成为一个梦游者。那个谋杀之夜的记忆折磨着她的精神。她像往常一样调唆她的丈夫：“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在罪行犯下之后，她的丈夫曾被偶然的敲门声惊吓得魂不附体，现在，这种敲门声又回荡在她的耳边。与此同时，她也竭力想要“将那不可撤销之事撤销”。她闻到自己的双手散发着血腥，于是不断地清洗那双沾染了血迹的手，可她也非常清楚那根本就于事无补。这是个肆无忌惮的女人，没有丝毫愧疚之情，但却实实在在地被愧疚攫住了。当她死去，麦克白终于变得如最开始的她一样刚强，这时的他只为她找到了一句简短的收场白：
(第五幕，第五场)
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
现在，我们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击倒了这个铁石心肠的人物?仅仅因为意图实现时显出的另一副面相让她感觉幻想破灭?回顾她的整个经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麦克白夫人在内心深处也有温柔的女性一面，而她的这一面之所以无法自持，恰恰是因为其极端的强烈程度?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某些线索，指向其精神崩溃背后的更为深刻的原因，从而令她的病例可以被清楚地表述?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结论的。《麦克白》的剧本是莎士比亚为讽喻苏格兰国王詹姆士的登基而作。材料都是现成的，也早已经过其他作家的改编；莎士比亚很可能参考过先前的改编，因为他通常都是会这样做的。剧中时局和莎士比亚时代的情势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当时在位的是“童贞女王”伊丽莎白，据说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据这位“不生幼芽的枝条”①自己说，在听闻詹姆士的诞生时她曾感到极端的痛苦，还尖叫了一声。那个孩子的母亲就是被她判处死刑的玛丽(虽然是不情愿地)，却被指定为苏格兰王位的继承人；就因为自己的不孕，她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尽管她曾动用各种政治手腕来掩盖真相，但玛丽毕竟是她的一个亲属，而且为人平易热情，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①参见《麦克白》第三幕，第一场：她们把一顶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
詹姆士一世的登基是一个绝好的展示平台，让人们能够看到不孕症的诅咒之可怕，以及延续种族的人所得的祝福。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所展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种进程。女巫三姐妹向麦克白承诺说，他将会成为国王；又对班柯说，他的儿子将继承王位。麦克白奋力反抗命运的这种安排，因为单单满足他个人的野心还不足够，他还想建立一个王朝。他不想为他人作嫁衣，不想为别人的儿子犯下谋杀罪行。如果我们仅仅把这出戏看作是野心的悲剧，那可就是忽略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既然麦克白本人不可能长命百岁，那么要想战胜那于他不利的预言明显就只有一个可能办法：生下他自己的孩子，让这孩子来继承王位。他显然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了他那强势的妻子身上：
(第一幕，第七场)
愿你所生育的全是男孩子，因为你的无畏的精神，只应该铸造一些刚强的男性。
同样明显的是，如果他的这个愿望不能达成，那么他就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否则他的行为就必将失去对象和目的，并因此而转化为一种盲目的愤怒；他也将成为一个注定要毁灭的人，并在毁灭之前竭力毁灭力所能及的一切。我们看到，麦克白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在其悲剧的高潮，我们亲眼目睹那种充满破坏力量的悲恸，看似含糊，其含义却总是被细心的人们察觉。至于真正造成麦克白性格转变的原因，其实就是一条：
(第四幕，第三场)
他没有孩子。
麦克德夫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只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他才要谋杀我的孩子。不过这话里的隐义不止于此。没有孩子，这可能不仅是造成麦克白走上如此违背自己天性的道路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触动他那铁石心肠的妻子心中唯一柔软之处的东西。如果立足于麦克德夫的这番话来综观《麦克白》全剧，我们将会发现在这出戏里到处都有对父子关系的指涉。高尚的邓肯之死无疑是一出弑父惨剧；而班柯父子的遭遇也是父死子逃。麦克德夫逃走，于是麦克白杀死了他的孩子。在女巫三姐妹那里，麦克白看见了一个流血的小儿，头戴王冠；而出现在这幻象之前的戴盔的头无疑正是麦克白自己。复仇者麦克德夫的阴沉形象则一直出现在背景中——他本人即是世代传承规律的一个例外，因为他不是由母腹中生出，而是被切腹取出的。
如果说麦克白的绝嗣以及麦克白夫人的不孕正是对他们破坏了神圣继承关系的罪行的惩罚，如果说麦克白是因为夺走了一个父亲的孩子以及许多孩子的父亲而不能成为父亲，如果说麦克白夫人是因为曾向那些“杀人的助手”求助而被解除了女性的柔弱，那么，这整个情节就完全符合了那种诗化的正义，也即那种彻底建立在因果报应之上的正义法则。在此基础上，麦克白夫人的疾病以及她由堕落向悔恨的转变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我把它们都视为她对自己的不孕症的反应，因为正是这不孕症，让她看清了自己在自然法则面前的弱小无力；也正是这不孕症在不断地提醒她，正是因为她自己的过错，犯罪所得的好处才被上天剥夺。
莎士比亚《麦克白》的故事原型取材于赫林希德(Holinshed)的《编年史》(1577)。在《编年史》中，提到麦克白夫人的地方只有一处，其形象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为了让自己当上王后而鼓动丈夫犯罪谋杀。她的命运结局完全没有被提及，其性格转变也没有被提到。麦克白本人向一个血腥暴君的转变过程倒是和我们的猜想非常符合。在《编年史》中我们看到，直到麦克白谋杀邓肯并登基为王十年之后，他才开始了种种倒行逆施；而在那十年当中，他本已成功地把自己塑造为一个严厉而公正的统治者。他的性格转变完全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之后的事，完全是出于他对预言的恐惧——他害怕对班柯的预言也像对他自己的一样应验。直到这时他才杀死了班柯，然后发现自己陷入了罪行的漩涡，不得不用不停的犯罪来自保。这完全和莎士比亚所描述的一样。赫林希德也没有明说是麦克白的绝嗣使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但是我们可以在赫氏的文中找到足够的想像空间，以对其人物动机产生这种明显的猜想。在莎士比亚笔下却并非如此。构成整出悲剧的各个事件接踵而至，叫人目不暇接；从各种人物的行动看来，整件事似乎只持续了一个星期。这种速度彻底打消了我们寻找麦克白夫妇性格剧变背后的真实动机的念头。戏里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表现他们一再破灭的求子愿望，于是也就无法把那叫妻子精疲力竭并驱使丈夫成为暴君的心理根源展现出来。在这出戏的戏里戏外存在着太多微妙的关联，而其写作又都与绝嗣主题相暗合；然而戏剧的高度浓缩性限定了人物的性格发展，任何性格变化的心理演化过程都不为戏剧的形式所容。
在这出戏里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原本胆小怯懦而又野心勃勃的男人转眼间就变为一个肆无忌惮的恶棍，而一个铁石心肠的教唆犯则成为一个被悔愧压倒的病女人，其中的心理根源究竟为何?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没有答案的。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不要再尝试剥开作品的那三重神秘面纱——这是由原本的保存不善、作者的隐秘意图，以及传说本身的暖昧含义共同决定了的。另一方面，完全相反的看法，即认为对这样一部对观众产生极高尚影响的戏剧作上述研究没有任何意义，同样也是我所不能认同的。我承认，作者的确可以他的艺术为手段，在整出戏的上演时间里占据我们的心灵，冻结我们的理智；但他却永远不可能阻止我们在事后从心理学角度对那种神秘作用进行理解。还有人说，只要牺牲某些乏味的可能性能够换来高度集中的戏剧效果，作者就可以随意缩减戏剧事件的自然时间。在我看来，这种看法也是不可取的。如果那些“乏昧的可能性”干扰了我们对关键可能性的感受①，那么这种牺牲当然可能是正当的；可是如果这种牺牲将导致对因果联系的破坏，或者时间的绵延不会带来戏剧效果的损失，那么作家就不应当把情节严格地限制在一段较短时间之内。【①举例来说，理查三世在被他谋杀的国王的棺木旁追求安妮夫人的情节，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干扰性的枝节。】
在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也很不愿满足于无解的答案。所以我将在下文中提出一种观点，希望能找到一个新的读解方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莎士比亚研究论文中，路德维格·扬科斯(Ludwig Jekels)声称自己在莎氏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麦克白》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总是把一个角色分割为两个人物，如果不把这两个人物合二为一，那么两者都将无法理解。在麦克白夫妇身上，情况正是如此。如果扬科斯的观点正确，那么我们就不能把麦克白夫人看作一个有独立性格的人，也就是说，若是不考虑麦克白的性格而单独为她的性格转变寻找动机，我们的工作就将毫无意义，因为如果离开了后者，前者也就不完整。在这个讨论方向上，我打算就此打住；不过，我也要向读者们指出情节中的一条线索，是明显在支持着扬科斯的观点的：那个谋杀之夜留在麦克自脑中的恐惧的种子最终是在麦克白夫人的心里结出了果实，而不是在麦克白本人身上。在谋杀之前，原本是丈夫因匕首的幻想而饱受折磨；可是等到罪行已经犯下，却是妻子成为了精神崩溃的牺牲品。原本是丈夫在谋杀后听到屋里的声音：“不要再睡了!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眠，所以考特将再也得不到睡眠”①，可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国王麦克自从此无法成眠，倒是看到王后在睡梦中起身，在梦游中出卖自己的秘密。原本是丈夫双手沾满鲜血，无助地哀叹海神的所有海洋也无法洗清他手上的血污，到后来却是妻子将自己的双手清洗了一刻钟后发觉无法除去残留的血迹；当初本是她在如此安慰自己的丈夫：“一点点的水就可以替我们泯除痕迹”。可到了后来，也是同一个她发出了“所有阿拉伯的香料都不能叫这只手变得香一点”(第五幕，第一场)的哀叹。由此看来。丈夫意识中那种充满痛苦的恐惧感也充斥在妻子的心里。在麦克白夫人身上体现了犯罪后的悔愧，而麦克白本人则表现出对那悔愧感的抗拒；在他们两人身上，犯罪后的可能反应都得到了表现。这就好像是同一精神实体的两个各自为政的侧面，也可能是对同一对象的不同描述。【①在弗洛伊德的引文里，莎士比亚原文中记作“葛拉密斯”以及“考特”的地方都被改成了“麦克白”。——英文译者注】
在麦克白夫人身上，成功导致了健康的崩溃。如果读者还想探求这一现象的理由，那么可以参考另一位戏剧家的作品；这是一位严格遵循心理学规律的作家，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的读者也许就能获得一些启发，在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上更进一步。
蕾贝卡·格维克(Rebekka Gamvik)是一个助产士的女儿。她在其继父韦斯特博士的培养下成为了一个自由思想家，对那种由基于宗教的道德强加给人类欲望的束缚不屑一顾。在博士故后，她为自己在罗斯蒙肖隆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那是一个古老家族的世袭封地。这个家族的成员都不苟言笑，他们全都严守自己的职责而牺牲了任何形式的娱乐。住在罗斯蒙肖隆的是牧师约翰尼斯·罗斯玛，以及他那多病无子的妻子比雅特。出于对这位贵族的“无法控制的疯狂爱慕”，蕾贝卡决定除掉他的妻子，因为后者正是其爱情的绊脚石。为了这个目标，她动用了她那不可动摇的“勇气和与生俱来的坚强意志”①。在她的巧妙安排下，一个宣称生育乃婚姻之唯一目的医学小册子落到了比雅特的手里，这就让那个可怜的女人动摇了对自己婚姻的信念；她还让那个妻子对丈夫的宗教虔诚心生怀疑，以为和她分享了一切阅读与思考的丈夫有意抛弃原来的信仰，转投向启蒙思想。等她成功地动摇了那个妻子对丈夫的道德的信任之后，她又让她以为，她蕾贝卡已经和罗斯玛发生了不当的关系，并将为掩盖后果而离开他的家庭。她成功地让比雅特相信了自己的轻贱，使那个早已被忧郁和错误念头折磨得晕头转向的可怜女人下定决心，要成全自己的丈夫的幸福。于是她纵身从桥上跳下，投进了磨坊旁的河水中。【①文中引用《罗斯蒙肖隆》的部分都是来自弗洛伊德的引文。在这些引文和原著的通行版本之间，是稍有出入的。——英文译者注】
在那以后的几年里，蕾贝卡就单独和罗斯玛生活在罗斯蒙肖隆。在罗斯玛的坚持下，他俩保持着纯粹精神上的关系，一种理想的朋友关系。可是平静中却生出了恶毒的谣言，为他俩的关系蒙上了第一层阴影：与此同时，罗斯玛也对妻子的自杀动机产生了怀疑。为了摆脱悲惨的过去，开始新的生活，罗斯玛请求蕾贝卡做他的第二任妻子(第三幕)。罗斯玛的求婚带给蕾贝卡的欢乐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她就向罗斯玛宣布，他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她还说，如果他强迫她的话，她会去“追随比雅特的足迹”。她的拒绝让罗斯玛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更加感到无法理解的人无疑正是我们这些观众，因为我们比罗斯玛更清楚的了解蕾贝卡的行为和意图。我们可以肯定．她的拒绝并不是装模作样。
这个女冒险家，这个充满勇气和坚强意志的女人，这个为满足自己欲望可以不择手段的人，竟然在成功果实唾手可得之时退缩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第四幕中，她主动向我们作了解释：“可怕的是，虽然全世界的幸福都被放在了我的面前——我却变成了一个不能得到幸福的女人，我的过去阻住了我。”与此同时，她的性格也发生了转变，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她的良心被唤醒了。她清楚地意识到一种悔愧之情，这让她无法快乐起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唤醒了她的良心?让我们先来听听她的话，然后再自行判断一下，这些话是否可信。“是罗斯玛看待事物的那种方式——或者说是你看待事物的那种方式——渗入了我的意志……叫我的意志不再坚强，也叫我屈服于之前对我毫无意义的那些法则。你知道吗，和你一起的这段生活，叫我的思想也变得高贵了。”
罗斯玛在她身上产生的这种影响必然是在两人单独生活之后才被觉察到的：“在平静中，在孤独中，当你毫无隐瞒地向我讲述你的思想之时，我的每一丝情绪都变得像你的那样温柔而精致，这就是我的转变开始的时候。”
此前不久，这种转变的另一侧面曾让她感到难过：“因为罗斯蒙肖隆夺去了我的力量，因为它麻痹了我那坚强的意志。它毁掉了我的意志!过去的我什么都不怕，可那个我却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罗斯玛。”
在做这一番解释之前，蕾贝卡向罗斯玛坦陈了自己的罪行。聆听她的忏悔的还有克罗尔，他是那个被她除掉的女人的兄弟。通过大量细节的运用，易卜生建立起一种精巧微妙的戏剧关系；大师笔下的蕾贝卡既没有说谎，也从不曾彻底诚实过。比如说，她把自己的年龄减去了一岁．于是她对那两个听众的坦白也就变得不完整(尽管她是直率的)；只是在克罗尔的追问下，她才把事情的几个关键部分补充进去。我们同样可以猜测．她对自己的放弃所作的解释也不过是一种手段，是为了通过对一件事的坦白来掩盖另一件事。
当然，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是罗斯玛以及罗斯蒙肖隆的氛围给蕾贝卡的精神带来了擢升的影响，同时也对她的性格造成了破坏。在做那一番陈述之时，她其实就是在表达她的认识和感觉。但那不一定就是发生在她心中的全部；而她本人也不一定对自己的方方面面都了然于心。在罗斯玛对她的影响背后，很可能还隐藏着来自另一方面的影响，这出戏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在指示这个方向。
在她的忏悔之后，直到全剧结束前的那次交谈中，罗斯玛再次向她求婚。他原谅了她那出于对他的爱而犯下的罪行。这次她没有再做解释。其实她本该告诉罗斯玛，在以那样恶毒的方式欺骗了可怜的比雅特之后，任何人的原谅都无法为她解除愧疚，可她非但没有如此行事，还为自己加上了另一重指责。下面这番话从一个自由思想者口中说出总是有点古怪；而蕾贝卡对这种观点的重视，也很出我们意料：“噢，我的朋友，这话请不要再提!没有可能!您一定知道，罗斯玛，我曾有一个过去。”显然，她是在暗示，她曾和另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我们注意到，这种关系都是发生在当她还自由的时候，那时候的她本不对任何人负有责任；可那些关系却在此时成为与罗斯玛结合的障碍，其阻碍更甚于她曾对他妻子犯下的罪行。
罗斯玛很想对她的这些过去有所了解。尽管与此部分有关的一切在剧中都不曾明言．但我们完全可以在想像中将其补全。这方面的线索被作者巧妙地编织在剧情中，虽然隐晦，要理解错误却也不可能。
自蕾贝卡首次拒绝罗斯玛起，到她的忏悔为止，推动情节转折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发生了，那就是克罗尔的来访。他的到来原是为了羞辱她。他告诉她说，他知道她是那个在她母亲去世后收留她的韦斯特博士的私生女。憎恨使他的直觉变得敏锐，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告诉她某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事实上，我认为你对这些事是心知肚明的。否则，你怎会接受韦斯特博士的收养?那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然后他叫你进去——就在你母亲死后。他待你十分严厉，但你还是和他生活在一起。你知道他不会给你留下一分钱，而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你得到的不过是一箱子书。但你还是忍受下来，并和他生活了下去。还照看他直到他死去。”“在我看来，你为他所作的一切正是出于一个女儿的天性和本能，而你身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受你父母影响的结果。”
然而，克罗尔错了。蕾贝卡丝毫没有察觉自己被视作韦斯特博士之女这样一个事实。当克罗尔影射到她的过去，她还以为他的所指乃是别的事情。等到她弄清楚了他的意思，她也就有了保持镇静的能力，因为这时候的她已经清楚，她的敌人进行思考和推论的基础只是她在他上一次来访时告诉他的虚假年龄。克罗尔用如下这番话驳倒了她的辩词：“那可能是真的，但我的推论却并不因此而失效，因为在接到那封信的一年以前，韦斯特博士正在那里‘做客’。那么由这新的信息看来，那时候的她就已经和他有染。”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等他说话，就挥舞着手臂高声说：“那不是真的，那不可能。是你想要让我相信这些话，但它们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她的情绪如此激动，叫克罗尔根本无法把她引回到他们的谈话中去。
克罗尔：可是亲爱的，上帝保佑，你为什么这么激动?这真把我给吓到了。这叫我该相信什么，想些什么呢?
蕾贝卡：你什么也别相信，什么也别想。
克罗尔：那么你最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对这种情况、这种可能如此在意?
蕾贝卡(回复镇定)：很简单，克罗尔先生。我不想被当作私生女。
蕾贝卡那种叫人费解的言行只可能有一种解释——韦斯特博士可能是她父亲的这种想法重重地敲在了她的心上，达到了她能够承受的极限；因为她不仅是那个男人的养女，也是他的情妇。在克罗尔说话的时候，她感觉他是在影射她和韦斯特博士的关系；她感觉自己很可能曾为了声明自己的自由行动权而承认过那种关系。其实克罗尔根本没有想到那点。他对她和韦斯特博士的私情毫不知晓，就像她对他们俩的父女关系一无所知一样。当她最终以自己的过去为由拒绝了罗斯玛的时候，她所指的只可能是那段私情，因为正是这段孽情剥夺了她与罗斯玛结合的权利。她只是把自己一半的秘密告诉了他，而把另一半深藏在心底。
不过到了现在，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那段过去才是构成她的婚姻障碍的更严重的罪行。
在知道自己曾做过亲身父亲的情妇之后，她崩溃了，愧疚自责的情绪排山倒海般喷涌而出，把她压倒。她向罗斯玛和克罗尔忏悔了那给她打下谋杀犯烙印的行为，并且永久地放弃了用犯罪换来的幸福，准备离开。可是，让她倒在成功临近时的那种愧疚感背后，真正的动机仍旧隐藏在神秘的雾霭之中。不管这动机究竟为何物，我们至少知道那完全是和罗斯玛的教养以及罗斯蒙肖隆的氛围无关的东西。
那些能够跟上我们讨论进度的读者一定会提出这样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对意见：蕾贝卡对罗斯玛的首次拒绝乃是发生在克罗尔第二次来访之前，也就是说，是在她的私生女身份被揭开之前；那时候的她根本还不知道自己的乱伦罪行(如果我对作者本意理解正确的话)。当时她的拒绝就非常坚决而且严肃，那么由此看来，早在她对自己的最严重的罪行有所知晓之前，愧疚感就已经迫使她放弃了自己的犯罪所得。承认这点在有些人看来也就意味着，乱伦作为其愧疚之源的可能性应该被彻底抹去。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把蕾贝卡·韦斯特视为一个活人，而非剧作家易卜生的想像产物；在对这个人物的认识上，我们对剧作家贡献了最高程度的理解，完全遵循他对情节的安排。现在，面对着上述的反对意见，让我们还是把这同一种立场坚持下去。那是一种不无道理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早在蕾贝卡对乱伦有所知晓前，她的良心就已经被唤醒了。
蕾贝卡态度转变的部分原因就是她本人的自责，这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会排除另一种动机存在的可能。克罗尔的话在她身上引起的反应，以及她作为回应的忏悔，都叫我们深信，直到这时那让她放弃的决定性动机才出现。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种具有多重动机的行为，其中更为深刻的动机是在表面动机暴露之后方才浮出水面。戏剧的经济原则决定了隐藏较深刻动机的必要，它不应被大张旗鼓的暴露出来，而必须保持在阴影中，不能轻易被观众和读者们察觉，否则必将引起他们的根本性的抗拒；这种抗拒出自痛苦的尴尬感，它必将破坏整出戏的戏剧效果。
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作家让表面的动机和深层动机达成一致，前者应该是后者的某种合理的衍化物、某种经过修润的形式。只要作家的能力值得我们信任，只要他有能力让上述有意识的戏剧构思自然而合理地从潜意识背景中发展出来，那么他也就有能力满足我们对动机一致性的要求。早在克罗尔的冷酷分析让蕾贝卡意识到自己的乱伦过失之前，她潜意识里对乱伦的谴责就已经开始催生她意识里的愧疚感情了。若是把作者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指出的那段过去挖掘出来，把那些暗示背后的隐情都揭示出来，那么我们必然发现，蕾贝卡不可能对她母亲与韦斯特博士的亲密关系毫无印象。当她步母亲的后尘而走进那个男人的情感世界之时，她心里一定也曾留下某种强烈的疑惑。俄狄浦斯情结主宰了她的生活，虽然她可能对此并不知情，但是那种普遍的幻想却的的确确地在她身上成为了现实。一等她来到罗斯蒙肖隆，原初经验在她内心激起的强大力量就主宰了她的行动，驱使着她积极地再现过去那种局面，也就是说，她将除掉那个妻子、母亲，取代她和那丈夫、父亲一起生活。她用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语言描述了自己如何在某种强制力量的驱使下，一步一步地算计了比雅特：
可是，难道你真的认为我在做那些事的时候无动于衷吗?那时候的我，和现在站在你面前讲述自己故事的我，根本就是不同的两个人。那时的我以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两种意志。我只想比雅特不再挡我的道!不知为何，我从没想过事情会发展到那种局面。在我迈出的每一步上，我似乎都能听到自己心中的一个声音在呼号：“不要再继续!不要再继续走下去!”但我无法停步。我必须前进，必须迈出尽可能小的一步。然后是另一步，另一步——这通常会是更大的一步——于是就导致了后来的局面出现。这就是事情的整个经过。
在这番话里，她是彻底坦诚的，什么也没有掩盖。所有这一切——她在罗斯蒙肖隆的全部经历，她对罗斯玛的倾慕以及对他妻子的敌意——全都是俄狄浦斯情结造成的结果，是对她与母亲以及韦斯特博士之间关系的一种强迫性重复。
由此看来，在她初次拒绝罗斯玛时感到的愧疚，以及在克罗尔公布其发现时迫使她做出忏悔的那种愧疚，这两者在本质上完全一致。另外，正如她会在韦斯特博士的影响下成为视宗教道德为无物的自由思想者一样，她对罗斯玛的爱慕也能把她变成一个高尚而道德的女人。发生在她内心的这种变化是她本人也能感觉到的，因此，当她把造成自己改变的原因归结为罗斯玛的影响时，她的话也并非虚言；事实上，这正是其诸多原因中可被意识接受的唯一的一个。
任何一个在精神分析领域从事工作的分析师都知道，若是一个年轻女孩以佣人、伙伴，或者女家庭教师的身份进入一个家庭，那么她多半会在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下，在意识或者潜意识中编织起一种白日梦。这种幻想会告诉她说，那个家庭的女主人会因某种原因而不复存在，而一家之主的丈夫会把娶她做妻子。在这种以少女幻想为主题的艺术类型中，《罗斯蒙肖隆》就是最了不起的一部杰作。剧作家为女主人公的白日幻想添加了一个以其早年生活为内容的现实背景，于是这出戏就成为一部不折不扣的悲剧①。【①在峦克那部包罗万象的巨著《诗歌与传说中的乱伦主题》(1912)中，也有针对《罗斯蒙肖隆》的乱伦主题的类似探讨。】
在对戏剧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考察之后，我们要回到临床经验上来了。简而言之，我的临床发现与文学大师的描写完全相符。通过精神分析工作我们认识到，如果是一个病人的良心、而非挫折驱使他在成功唾手可得时患病，那么他来自良心的驱动力就总是和俄狄浦斯情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和他与父母的关系很有关联。其实，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
(三)带着负罪感犯罪的人
许多为人正直可敬的人都曾向我讲述过他们幼年的不法行为，尤其是在进人青春期之前几年的不端行止：偷窃、欺骗，甚至还有纵火。每到这时，我总是对这类忏悔不屑一顾，并告诉我的病人说，道德的缺乏在那个年龄段里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这既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会导致任何严重后果。可是到了后来，我遇到了一些堪称耸人听闻的案例，使我不得不对这类案例作更加彻底的研究。这些案例都很有分析价值，其中做出不端举动的都是正在接受分析治疗的病人，而从他们的年龄看来，也都早已不再年轻。于是我的分析得出一种惊人的结论：他们之所以会有那些不端正的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在犯罪之时，他们能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当他们处在(来源未明的)愧疚感的压迫下时，从犯罪以来一直压在他们心头的心理压力也就自动消除了。至少，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愧疚感定位在意识中的某处。
不管这听上去多么的荒谬，我都要指出这样一点：这些人的愧疚意识是先于其罪行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并非罪行带来了愧疚，反倒是他们的罪行发源于他们的愧疚。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是带着负罪感犯罪的人。要给出证据并不困难，我们可以轻易地通过一系列言语和印象来展示那种负罪感的提前存在。
既然是在进行科学研究，那么我们当然不能在挑起人们的好奇心之后就止步不前。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那种先于行动出现的负罪感到底来自何方?第二，是不是可以说，这种动机在导致人类犯罪的过程中发挥着更加普遍的作用?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人类愧疚情感的一般源泉。精神分析工作的结果总是把我们引向这么一个结论：这种朦胧晦涩的愧疚情感全都源自个体的俄狄浦斯情结，它们都是对弑父与娶母这两种最为核心的犯罪意图的回应。从这个角度看来，那些为了消除负罪感而犯下的罪行倒的确有些效果。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弑父和娶母乃是人类的两大罪行，在原始社会里，只有这两种罪行是受人憎恶并受到惩罚的。其他许多研究的结果也都在暗示着下述假说的正确性：人类那种看似世代传承的精神力量的道德感，实际上正是源自俄狄浦斯情结。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远远地超出了精神分析学的范围。在有些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很“坏”，正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某种形式的惩罚，等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满足，他们就冷静下来并且变得高兴。对这些孩子的分析总是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他们的负罪感，也就是那种驱使着他们去寻求惩罚的愧疚感。在成年罪犯中间，当然是存在着一些对罪行毫无愧疚的人的，这些人心中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所以这些人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还有一种人会认为，他们的犯罪行为是在反抗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迫，因此是正当的。这种罪犯也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可是对于大多数犯罪的人(要知道，法律本就是为这些人而设)，其预先存在的负罪感都可能成为一种犯罪动机。这种观点可以为我们带来不少启发，帮助我们洞悉许多罪犯的心理，并有可能为“惩罚”这种现象找到新的心理基础。
有好几种原因引起了我对“带着负罪感犯罪的人”的关注，其中的一种早已为尼采所熟知。在查拉斯图拉的一篇名为“苍白的犯罪者(0f the Pale Criminal)”的演说辞中，我们发现了对预先存在的负罪感以及为使这种负罪感变得合理而做出的行动的一些模糊的认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被尼采称为“苍白的犯罪者”的这个人群到底包括了世间多少罪犯；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必须留给未来的深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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